一位九十四岁的老人，他是黄埔四期的学生，三十年代，当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后来离去，又在国民党军队做到了淮海战役的参谋总长，被俘后在北京功德林监狱中仍十分顽固，一关二十多年，直到一九七五年才最后一批特赦，他坚持说，在伯伯去世的前三天，他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一九九八年三月五日，是伯伯百年诞辰纪念日。
春节前，我约好去拜会文强先生，因为文强先生是我爸爸黄埔四期的同班同学，在一九八五年我爸爸去世前也有些交往。过去听他讲过我的父亲，原本这次来，也是想请他再谈谈我的父亲。老先生是浓浓的湖南口音，声音如洪钟，一开口就让我大吃一惊：
“我特赦出来后，总理去世前三天，叫邓颖超邓大姐打个电话给我，说要见我！
“那时我住在天坛，等了不到二十分钟，汽车就来了，敲我的门，我开门一看，三个公安人员。我就问，有什么事？
“‘你这是不是住着一个文强先生？’
“‘就是我。’
“‘请跟我们走。’
“‘到什么地方去？’
“‘保密。’
“‘去见谁啊？’
“‘保密！’
“连着来了两个‘保密’，我就不问了。
“三个人，有一个人就望我笑：‘你放心好了！是最高最高的首长要见你，是好事！’
“我这样一听就知道是周总理喽！我就跟他们一道去了。总理住在三○五医院，到了医院，见到我的老师，真瘦！他与我拉手，握了很久。
“我说：‘现在见到你，我要称你周总理了。你是我的老师，你负了这样大的责任，是总理，外面人都叫你总理，我也叫你周总理！’
“他望着我笑：‘你啊！我要萧劲光费多大的劲，把你送到北京来，你啊，骨头硬啊，什么意见都不接受！他们要你写个东西好作交代，你也不写，你啊你！’
“我说：‘对，是我不写！我还说我不愿写，要写让周恩来自己写。’
“战犯管理所的所长就对我拍桌子，你自己不写，还要我们总理自己写！
“所长拍桌子，我也拍桌子：‘你这样的人，我见得多得很！你拍桌子想把我吓住了？！这不行！有道理讲道理，你读过《三字经》没有？’
“‘我是山东人，我怎么没读过《三字经》呢！’
“我说：《三字经》里有一句话，教不严，师之过！周恩来没有把我教好，没把我教到一条应该走的路上来，这是老师有错，孔夫子讲的！他自己要承认错误，你懂得这个道理没有？’
“就是这句话呀！真正说起来也没有道理，你是淮海剿匪指挥部的参谋长。
“我说，你狗屁！我是职业军人，制定政策的不是我，他让我北伐就北伐，你让我抗日我打了八年，难道我错了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你这个人很厉害，我往上头都不敢报！所长最后说。
“其实，我嘴硬，心里却想，给周恩来我应该写，我与他关系不同，他是我的好老师。周恩寿是他的老弟，与我同学，我们两个人就特别好！但是一想到所长的态度，一开始就拍桌子骂我，是侮辱了我的人格，本来要写的，我也不写了！不但不写，我还出言不逊：告诉周恩来，他这个老师没当好，让他自己写！火气大得很！
“我说，总理，你身体不好，现在这个事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现在的问题也不成问题了，我也特赦了，我现在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一九七五年最后一批特赦，现在已经安排我们当了文史专员，其实我心里清楚，还是你总理安排，你想出这个办法，把溥仪、杜聿明这些人都安排了文史专员，跟国务院参事的待遇一样，我说，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你还操这个心干什么？
“哎呀，你这个硬骨头啊！周总理不无称赞地感慨。
“你说我硬呢，有时也不硬！我说：就是我们特赦的时候，推四个人写感恩信，给毛刘周朱四大领袖写信，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四个人一人写了一篇，大家一讨论，四个人写的四篇东西搞不在一块，我提议不要和四个人讨论了，把四篇都送进去，你们认为哪一篇写得好，就用哪一篇。这是一个办法。第二，如果认为哪一节写得好，结合起来，你们找一个人拼到一道就行了。政治部接受了我的意见。他们看了说，这里写得最好的一篇是文强写的，他们也有好的地方，但没有超过文强写的。
“周总理笑着说：我也说写得好。
“我问，好在什么地方？
“周总理说，不光我说你写得好，毛主席也说你写得好！
“毛主席也说我写得好？！我有点吃惊地反问道。
“周总理说：对，你讲的我还记得：我是代表国民党打天下的最大的罪恶分子，如果和右派比，我们的罪恶，我们的思想，远远超过右派，现在右派也没有特赦，倒把我们特赦了，这不是共产党最大的恩德嘛！毛泽东说：哎，这个人是很认识错误的。
“周总理说：你写得好啊，头两句我还记得起呀，毛主席说你写得好！我刚才说你骨头硬啊，一点不冤枉你！我告诉你，不要想不开，真正说起来，台湾问题，国共两党关了门之后，等于两兄弟吵架，也等于两夫妇吵架。一关了门之后就是内部事情！提起来千斤，放下去是四两，有什么了不起，你这个思想！”
文强老人越讲越激动，眼睛里满含着泪花。我端起杯子请老人喝了口水，他清清嗓子接着感慨道：
“所以，周恩来是没国界的！日本乒乓球女选手松崎君代有妇女病，没有孩子，周恩来都能叫得出她的名字，还说：‘你的妇女病中国可以医！’那人感动得眼泪掉下来了。像这样一点细致的事都注意到，他不就把人心抓住了吗？！
“袁世凯做皇帝，筹安会的总头子叫杨度，当时劝袁世凯做皇帝的。外国报纸都报道了，袁世凯一死，杨度一点出路都没有，他是湖南湘潭人，你伯伯就做工作，就把他吸收加入共产党了，杨度有个儿子在法国勤工俭学，你伯伯把那个人也接受加入共产党了，我说，周恩来这个人很特别，像筹安会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一个头头，本来是敌人的，还争取他父子俩都加入共产党，他的工作不是做得最好嘛！所以周恩来是没有国界的！……”
告别文强先生，我感到很激动，但也很疑惑，伯伯最后二十多天，经常处于昏睡状态，除了中央政治局的几位委员、七妈和身边的医生、工作人员外，伯伯见过的最后一位部长是罗青长，他当时叮嘱过不要忘记曾经为国共合作出过力，如今还在台湾的国民党的老朋友，从来没听说他还见了文强先生！这是一个多么生动，多么重要的回忆！
我很快与最后一直守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和高振普通了电话，他们立即回答：你伯伯最后半个月，经常处于昏迷状态，去世前三天，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接见文强。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总理召见罗青长部长，是他找过的最后一个与工作相关的人，那次话才开头几句，他便又昏睡过去，罗部长等了很长时间，最后也只能流着泪离开了。当时已经开始批小平同志、批总理否定“文化大革命”，在那种急转直下的险恶形势下，连罗部长来见总理还向中央请示半天。文强，一个几个月前才特赦的战犯又怎么可能被批准到三○五医院来呢？！
为慎重起见，我又请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查找了他们编写的《周恩来年谱》，甚至麻烦他们查看了伯伯的台历日志原件，很快也证实了伯伯身边工作人员的说法，在伯伯去世的前三天，伯伯十分虚弱，时常昏迷，没有见过文强，文强也根本不可能走进伯伯的病房。
看来，文强先生可能只参加了前往北京医院与周恩来遗体告别的仪式。他在无比悲痛中牢牢记住了老师极度消瘦的面容。他一直渴望见到老师，一直希望向老师说出憋在心里多年的话，那些包含有抱怨、有感激、有懊恼、有收获的许许多多人生感悟，在他目光一接触到老师瘦削脸上紧闭的双眼的那一瞬间，泪流满面的他仿佛已经向自己的老师完全倾述。
只见到去世的老师，没能与老师畅谈的终生遗憾，像挥不去的影子，顽固地困扰文强老人。他一定夜不能眠，不断假设自己如果真的见到老师，自己怎么讲，老师会怎么讲。于是，白日思，梦中想，年复一年地思想不断，久而久之，越来越理想成现实。是的，他的心，他的情，他的灵魂，超越时空，已经与老师进行了心灵的对话！
从文强老人所谈所感，我记起了我丈夫的爷爷沈钧儒老先生及许多民主人士谈过的对伯伯看法的心里话：在旧中国，他们是从认识周恩来认识中国共产党，信任周恩来而信任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成立后，运动不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在受冲击，受批判，被抄家，去劳改，他们能挺过来，活下来，也是出于对周恩来总理的信任。从“文革”恶梦中醒来后，假如中国共产党里没有“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周恩来，假如没有这位为了国家和人民活活拖垮累死的周恩来，他们也无法原谅中国共产党对于“文革”问题的重大失误——允许和容忍林彪、“四人帮”横行，对国家建设造成极严重破坏，国民经济衰退到崩溃边缘。
百年诞辰，百种纪念，百场活动，百感交集，自然萌发出百种感慨，百般思索！
在伯伯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我时刻能感受到发自人民内心的思念仍然那么强烈。一九九八年的二月份和三月份近六十天中，除了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我的记事本上的活动日程被排得满满的，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赶场在各个城市、各个单位隆重纪念伯伯的多种多样的活动中。
在几个月内，我收到或买到了十数座伯伯大大小小的镀金的立像、座像、头像；数十本回忆伯伯的厚薄不一的书刊杂志、数十枚大小不同的纪念封及色彩凝重典雅的纪念邮票；数十块金光闪闪的纪念币——其中一种制作精良、由上海金厂铸造、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发行的用六克足金十八克白银铸造的《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珍藏像》，是我们姐弟六人每人掏了二千六百八十元钱，由大妹秉宜，在寒风中排了三次长队才为每人买到一份的……我的书柜里显现出一片金光。
当然最让我感动的，还是那些不显山不露水却真情无限的普通人民的爱：
从《北京晚报》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第十五版傅勇同志写的《安不上的假牙》一文，我看到了一个让人揪心流泪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个叫刘启的公社拖拉机手。有一次，一帮造反派逼他揭发一个老红军的黑材料，刘启紧闭双唇，一言不发。造反派急了，硬用钢筋撬他的嘴，结果把一口好端端的牙齿撬掉了一半，鲜血直流，可他只是狠狠地吐掉口里的牙和血，没吐一个字。造反派没法子，只好把他痛打了一顿了事。后来，他剩下的半口牙发炎，痛得无法吃东西。他索性借了点钱，跑到县城里将牙拔了个精光，安了一副假牙。
一九七六年元旦后的一天，在公社做事的爸爸病了，当时还不太懂事的傅勇跟妈妈从百里外的家乡去看爸爸。正巧刘启也冒着大雪来看望。刘启安假牙的事，爸爸曾经向傅勇说过，所以好奇的他，总盯着刘启的嘴看，刘启突然发现了孩子的“小动作”，嘿嘿一笑说：“小家伙，是不是想看看我的假牙？”说罢，一古脑儿将牙掏出来塞在傅勇的手里。孩子吓得一哆嗦，慌乱中将牙扔到床上。父母亲不由得笑了，嘴瘪下去像是没了下巴的刘启样子挺吓人，可眼里也露出开心的笑意。
正在这时候，屋里有线广播突然传来哀乐，屋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大家的笑容僵住了，母亲哭出声来；父亲紧紧地抱住儿子，浑身颤抖；刘启泪如泉涌，无牙的嘴“呜呜”作响。傅勇盯着床上的假牙，心里害怕极了。那一天，刘启昏过去三次，等最后醒来，父亲哆哆嗦嗦地给他安假牙时，却发现他的脸部肌肉痉挛，不停地抽搐，牙怎么也安不上去！
父亲慌了，赶紧把刘启送到医院，医生也束手无策。牙再也安不上了。刘启无法进食，几天后就脱了形。
终于，刘启骨瘦如柴地走了。那副假牙静静地躺在他的身边。父亲大哭一场，哭过之后将儿子傅勇猛揍一顿：“要不是你想看你刘叔叔的牙，他也不会……”
安葬好刘启后，父亲把那副假牙装进一个紫檀木盒子交给儿子，一字一顿地说：“你刘叔叔送给你的。”说完，又掏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让孩子们记住这段历史！
这副假牙傅勇珍藏了二十多年，但在今天，他面对自己六岁的女儿时，心底突然升腾起两个巨大的问号：女儿能了解那段历史吗？女儿能记住吗？
我不认识这位作者。更不认识那位已经离世而去的拖拉机手刘启。不难猜想，他恐怕一辈子没离开过大山里的故乡，没进过北京，更没有亲眼见过我的伯伯周恩来。如果他是个多病的老人，一个衰弱的病人，一个感情脆弱的女人，倒又作别论，偏偏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山里人，一个面对残酷迫害也不低头的刚强正直的男子汉，却在得知总理去世时，由衷真情的悲痛不能自抑，竟至因此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让我觉得格外的难受和不安。我特别珍视这来自普通百姓的真情！因为伯伯一生最看重、最珍视的不是手中的大权，不是个人的荣辱，不是吃穿享受，简而言之，他最看重的，就是他胸前一直挂着的五个字“为人民服务”！
我不禁感慨，如果我能在刘启同志生前见过他一面，如果我能与他聊一聊，能不能使他的心灵得到些安慰，他的面部痉挛能得以缓解，他的假牙也许能安上，他只要能进食，就也能活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但细想一下，我就是在他面前，恐怕也无济于事！刘启，一位与伯伯从未谋面，更谈不上有任何血缘亲属关系的普通老百姓，对一个国家总理的去世如此悲痛，他一定是与我当年的许许多多朋友一样的心情：他们是哭总理，也是哭自己呀！周总理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温饱、是和平、是正直、是希望、是幸福的象征，如今他去了，让那些“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成天搞批斗运动、不管生产的“四人帮”管国家，国家还有希望吗？人民还能有安宁幸福的日子过吗？而在当时，我也一样的痛苦和茫然，我也无法预料九个月后的粉碎“四人帮”，我甚至因为说几句对江青一伙不满的牢骚话，受到七妈严厉的批评。一到这时，她总是最后加一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的主席诗词，来开导我。
都说时间是医治心伤最好的医生，可对伯伯仿佛是个例外。
一九九八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根据大型艺术专题片《百年恩来》对近二百位国内外同志和朋友回忆周恩来的访谈编写成的《周恩来——百人访谈录》一书中，有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冈崎嘉平太的儿子冈崎彬先生的回忆，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问：我们知道您的父亲与周总理有很深的交往，一九八八年他已经是九十高龄，还不远万里赶到天津出席了周恩来国际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精彩的发言，我们有两位同志都亲耳聆听过，十分动情。能否请您谈一谈您本人和您父亲与周恩来的交往。
答：好。我第一次见周总理是六十年代。一九六三年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接见我们的时候，因为我跟贸易访华团无关。所以我排在访华团的最后，总理与来访的每一个人一一握手后，站在我面前。第一句话用中文问我：
“会不会说普通话？”
我说：“不会。”
他第二句用法语问我：“会不会法语？”
我说：“也不会。”
他又用英语问：“会说英语吗？”
“英语会说一点儿。”我回答后又接着反问：“您会日语吗？”
他两手一摊，笑着用日语说，“我的日语忘光了。”
我知道总理曾在日本住过一年，可是“我的日语忘光了”，清清楚楚的日语，使我吃惊。他说完哈哈笑了一声。这是我和周总理的第一次会面。当时，我父亲是站在周总理身后，他显得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尊敬的、最喜欢的人正在和自己的儿子交谈，他那带点儿羞涩的天真的脸，说实话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就在这一刹那，我明白了父亲之所以要我请假陪他到北京的用意。
周总理对我说：“你父亲不会自己说，他为我们，为我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中国对他怎样评价的，所以我来替他说一说，我非常信赖你父亲，这种信任体现在牺牲自己利益为他人尽力的行为之中，你父亲为了日本和中国，牺牲自己尽心尽力，所以我们非常信任他。”当时我还是三十多不到四十岁，可算是青年人，因为生平见过很多地位高的人，在国外如总统，在美国也见过国务卿等人，可是周总理却是和那些人不一样，首先他不给人以威严，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放射着柔和的视线，他对我这样的年轻人，也像和朋友说话一样亲切。毕竟是十亿人口中的拔尖人物，与众不同。这虽然是短暂的时间，却是难忘的初次见面。晚上开了一个盛大的宴会，会上聆听了总理的讲话。那次讲话，对我来说是影响深远的讲话，成为了解中国的基础。周总理讲话的大意是：
日中邦交的历史，在史籍记载的就有两千多年，没有记载的恐怕更悠久，这期间，日中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般说来，邻国之间的摩擦是正常的例子，但是日中关系一直保持了良好关系，只是在近代的七十多年，从日清战争开始形势变得恶劣，这几十年比起良好关系的历史，只不过是一瞬间。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关系恢复到良好的关系，走共同繁荣的道路。保持良好关系是天理，是天的意愿，我们所做的努力只是执行天的意志而已。
我从小就知道，日本的文化其源泉在于中国文化。那次听了总理的讲话后，使我认识到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也是天理，这是我看中国时的基础。和周总理的接触中，我父亲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从父亲嘴里听说过很多和周总理之间的故事，其中常常提到的是：“周总理圣人论。”父亲可能只对我说过。说：“世界上有四大圣人：基督、释迦牟尼、孔子、真主，以上四人称之为世界四大圣人。周总理应列入圣人之中。”父亲这时候笑着这么说，如果圣人中有两个是中国人，可能别人会有意见的，只好委屈一下孔子，这个地位让给周总理。
我听父亲说：他和周总理的正式会谈就有十八次，但非正式的会见，不计其数。有时候到周总理的办公室里会见过。正式会谈时中国总理穿着笔挺的中山服，在日常工作时，他穿着有补丁的衣服。这件事对我父亲的冲击很大。从此我父亲再也不添置新衣服了。年纪大了以后衣服显得肥大，但他照旧穿着旧的直到去世。我想父亲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更接近于周总理的缘故吧。我母亲看着父亲那肥大的衣服，几次劝他做新衣服，可他怎么说也不听。
从生活细节中我父亲看到了总理的为人。他还经常说，人一般来说，得到权势后，不管这个人如何严格要求，总不免在某些方面会流露出来，表现在态度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地位高了就会流露出来的，可是在周总理身上半点儿都找不出来。
听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时，我父亲的悲痛难以形容，我从来没见过父亲如此悲痛的情景，说一句不该说的话，我甚至怀疑，恐怕我死了，我母亲死了，他也不会这样悲痛欲绝。去参加周总理追悼会，我们离开东京到北京机场时，看着窗外的景色，我父亲自言自语地说：“一想到周总理已不在了。心里总是快活不起来。”
我父亲是一九八九年发病住院后八小时，安然去世的。他是拿着准备整理的材料从楼梯掉下来死的。当然父亲的突然去世，对我们是打击。整个葬礼结束后，包括母亲在内，我们几个弟兄围坐在一起交谈时，母亲就说：“不要太悲伤。”我们都惊呆了。这是为什么？我母亲心平气和地说：“活到了九十二岁，又能到周总理身边了，我倒是高兴他能够去周总理的身边，这怎能说是悲？是高兴！”我们兄弟也觉得这话有道理，看着父亲的遗容，看不出痛苦，似乎看到一丝笑容。当时我忘了是谁提醒的，反正不约而同地，将周总理相片放在父亲遗体的胸上，送去火葬场。骨肉之死当然是悲痛的，但想到父亲到了周总理的身边，无拘无束地交谈，他们在天上保佑着我们，这样，心情缓和了许多。当母亲谈到在天国，你父亲和周总理在交谈时，我一下子回想起一九六三年第一次见到总理时的情景，父亲那种带着羞涩地站在总理身后，看着我和总理交谈时的天真的情态。想到这一切，仿佛他们在天国看着我们这次的采访活动。
我从中国朋友那里听说的，在淮安，在周总理的故乡，有父亲留下的字迹。那里写的是：“访问周总理的故乡泪流不止。”落款是“弟冈崎嘉平太”。那里常有很多中国友人去采访，常常问起，总理哪来日本的弟弟，我也尽力说明。
问：你父亲和总理的生日差不多吧？
答：不，我父亲大一点，今年（一九九七年）是我父亲诞辰百周年。总理是明年的三月。
问者感慨：实际上你父亲应该说是哥哥。
答：但是从人格来说只能是弟弟。我看，我父亲是把自己看成比总理小一半的弟弟与周总理交谈的。在周总理面前，只能认为自己是比他小很多的弟弟。一生中，能遇到这样的朋友，总算是没白活在世上，很可惜我是没碰上。
我家里没有周总理的笔迹。因为当时想反正随时可以要到，没料到，总理这样匆忙离开了人间，我父亲很后悔。每当谈起总理的事儿，我父亲几乎成了少年。不仅跟我是这样，跟办公室的人谈起周总理，脸色就变了。沉醉在美好的回忆之中……
是的，冈崎嘉平太先生因视伯伯为知己，把目己一生的轨迹确定在促进日中友好的事业上，而且影响了他的儿子，使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代代相传。
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的同志和朋友，大家都难忘伯伯的细心、平易、可亲，都永远忘不了他对每一个人——不管这个人多平凡多普通，或者过去犯过多大的错，他总是给人以尊重和希望，给人细致入微的关怀、周到至极的爱护，人们对他也有过各种赞颂，但是，过去从来没听说把伯伯与中秋的明月相连。
已经八十九岁的日本朋友小山五郎，他只见过伯伯一次，也就是伯伯一九七四年最后出席国庆宴会的那一次。他望着外表特别善良，拖着病重的身躯，为了和全国人民同庆二十五周年的喜悦而来的伯伯，立即与天上那轮洁白明亮的中秋月联系在一起，并把伯伯作为人类中最高境界的形象铭记在心中。听完老人满含真情的表述，我不禁心头一亮：是啊，伯伯留在人间的爱，确实像中秋的明月。伯伯给所有见过他、爱着他的人们留下的印象，确实是一家团圆后的那种温馨、甜蜜、美好、幸福的感受。伯伯，好一轮中秋明月，好一轮永远为天底下百姓和友人喜爱的中秋明月！
百年纪念之时，有许许多多回忆伯伯的文章让我心动，只是在读完梁衡同志《大无大有周恩来》一文后，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引发了无尽的思索。他说伯伯有“六无”：
总理的一无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刚被粉碎，江青“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一九七六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容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江青脱掉帽子！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八宝山火化，并且根据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一月十五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以备不时之念，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千百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
许多世界上著名的陵寝，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共产党是无神论，又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却还是第一次，你看一座八宝山上，还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哀思寄何处？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张博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宣言。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庙、祠、铭、志。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见“四人帮”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飨。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麻烦。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也并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一九九四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丛中去寻找过这块诗碑。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的空茫。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武，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人。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要不怎么不去找出个秦桧的几世孙呢？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过岳坟，不由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可见前人与后人还是大有关系，名人之后更是关系重大。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二十一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一九七六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了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一个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后来有一个厚脸皮的女人写过一本书，称她自己就是总理的私生女，这当然经不起档案资料的核验。一阵哗然之后，如风吹黄叶落，复又秋阳红。但人们在愤怒之余心里仍然隐隐存着一丝的惆怅。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位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的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二十五年，这是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一九六○年三月六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贴，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一国总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什么？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你看，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的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古人一考上进士，就要鸣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就为的是显一显。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中专有一篇著名的《高祖还乡》挖苦此事。你看那排扬：“红漆了银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大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了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疱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樟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坐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窜上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十分地不安和不忍了。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孙、刘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是这样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一九七四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他。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合，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他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我弟弟。后恩寿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他又指示要办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三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文革”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周秉德是沈钧儒长孙儿媳，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
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最多的机会，最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五十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顺利北进，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一九五七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后来周恩来立即站出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他在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留了三年余地。第三次是“文革”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主任，须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锯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惟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这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周恩来于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现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这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九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领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于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为首。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只不过是“一饭三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三拔针”啊。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吃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进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一至五月共一百三十九天，他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有九天；十四至十八小时有七十四天：十九至二十三小时有三十八天；连续二十四小时有五天。只有十三天工作在十二小时之内。而从三月中旬至五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二十一次，外事活动五十四次，其他会议和谈话五十七次。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一九三四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三人团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一九三八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远走苏联。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六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这个时局，却在苏联从一九三八年住到了一九四一年。文化革命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这时国家已经瘫痪，全国人除少数造反派大多数都成了逍遥派，就只剩下周恩来这样的苦撑派，他像扛着城门的力士，放不下，走不开。每天无休止地接见，无休止地调解。饭都来不及吃，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文革中干部一层层地被打倒。他周围的战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已被打倒一大片，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个。他连这种“休息”的机会也得不到啊。全国到处点火，留一个周恩来东奔西跑去救火，这真是命运的悲剧。他坦然一笑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厦将倾，只留下一根大柱。这柱子已经被压得吱吱响，已经出现裂纹，但他还是咬牙苦撑，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他能够负起那让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负不动的委曲。
总理的六无是死不留言。
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可惜总理将去之时正是中央领导核心中鱼龙混杂，忠奸共处的混乱之际。好侫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这时忠节老臣中还没有被打倒的只有叶剑英了。叶帅与总理自黄埔时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折。眼见总理已是一日三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又趁危乱国，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日他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对“四人帮”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岚山》。皖南事变骤起，他愤怒地以诗惩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报告，却很少有诗。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尽致，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种崇高。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复何言哉？”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
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公私之分古来有之，但真正的大公无私自共产党始。一九九八年是周恩来诞辰百周年，也是划时代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周年。是这个宣言公开提出要消灭私有制，要求每个党员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敢大胆说一句，一百五十年来，实践《宣言》精神，将公私关系处理得这样彻底、完美，达到如此绝妙之境者，当数周恩来。因为即使如马恩、列宁也没有他这样长期处于手握党权、政权的诱惑和身处各种矛盾的煎熬。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他的大爱大德。
他爱心博大，覆盖国家、人民及整个世界。你看他大至处理国际关系，小至处理人际关系，无不充满浓浓的，厚厚的爱心。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曾是积怨如山的，但是战争结束后，一九五四年周恩来第一次与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见面时就发出友好的表示，虽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来还是满脸的宽厚与自信，就是这种宽厚与自信，终于吸引尼克松在我们立国二十一年后，横跨太平洋到中国来与周恩来握手。国共两党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曾以巨额大洋悬赏要周恩来的头。但是当“西安事变”，蒋介石已成阶下囚，国人皆曰可杀，连曾经向蒋介石右倾过的陈独秀都高兴地连呼打酒来，蒋介石必死无疑。但是周恩来只带了十个人，进到刀枪如林的西安城去与蒋介石握手。周恩来长期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南京，在北平，到最后。这些敌方代表竟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只有团长张治中说别人可以留下，从手续上讲他应回去复命。周却坚决挽留，说“西安事变”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这次不能重演悲剧，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将张的家属也接到了北平。他的爱心征服了多少人，温暖了多少人，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叹服。宋美龄连问蒋介石，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人。美方与他长期打交道后，甚至后悔当初不该去扶植蒋介石。至于他对人们的爱，革命队伍内同志的爱，更是如雨润田，如土载物般地浑厚深沉。曾任党的总书记犯左倾路线错误的博古，可说是经周恩来亲手“颠覆”下台的，但后来他们相处得很好，在重庆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
他的大德，再造了党，再造了共和国，并且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五十年来他亲手托起党的两任领袖，又拯救过共和国的三次危机。遵义会议他扶起了毛泽东，“文革”后期他托出邓小平。作为两代领袖，毛邓之功彪炳史册，而周恩来却静静地化作了那六个“无”。建国后他首治战争创伤，国家复苏；二治大跃进灾难，国又中兴；三抗林彪江青集团，铲除妖孽。而他在举国狂庆的前夜却先悄悄地走了，走时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
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这“六无”，“六有”在人们心中撞击、翻搅和掀动着大起大落、大跌大荡的波浪。他的博爱与大德拯救、温暖和护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来，爱民之君受人爱。诸葛亮治蜀二十七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断一千五百年。陈毅游武侯祠道：“孔明反胜昭烈（刘备）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处尚投桃报李，有恩必报，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泽润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鲁迅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是命运从总理身上一条条地撕去许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同时也在撕裂后人的心肺肝肠。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遗憾又加倍转化为深深的思念，二十二年渐渐过去了，思念又转化为人们更深的思考，于是总理的人格力量在浓缩，在定格，在突现。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时空的。不独总理，所有历史上的伟人，中园的司马迁、文天祥，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我们又何曾见过呢？爱因斯坦先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
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周恩来还会伴我们到永远。
……
一九九八年中，我曾一遍遍地阅读着上述文字，反复琢磨着梁衡同志的评述。说得多么好呀！伯伯的确是从死不留灰、生而无后、官而不显、党而无私、劳而无怨、终无留言的“六无”，也就是归总的“无私”，才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留下超越时空的、别人没有的“大有”，才会给无穷尽的中华民族留下永不过时的纪念。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伯伯当年撒了骨灰，就是郑重宣告，他身后什么都不要，什么麻烦也不给人民留下，他愿意回归大自然，化为一捧泥土，变成一滴水，深埋下去，回归平凡。这当然也是十六年后去世的七妈的心愿。
我的心情也复杂变化：面对全国各地对伯伯隆重真诚的纪念，我作为人民的一员，总是内心激动，感慨“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的确铁面公正”：伯伯以整个生命向党、祖国和人民表达的真诚，对新中国外交和世界和平的特殊贡献，被历史承认。然而，每当夜深人静，我单独面对自己与伯伯的合影，回到侄女的角色，书柜玻璃门内众多伯伯纪念塑像的金光一片，又让我心里有些忐忑：如果伯伯在天有灵，看到全国各地一座座耸立起的塑像，看到家乡土地上再造的“西花厅”，看到我书柜里这些金子化成的他的座像、头像，他一定不高兴；他看见自己远、近亲的晚辈，在回忆他的同时却又编造出许多不真实的细节来神化他，他一定不高兴……
我永远忘不掉伯伯生前说过的一些未曾实现的心愿：
伯伯曾说过：巴金写了长篇小说《家》，等我退休后，我要写一篇小说《房》。我想，以他从小的切身经历，以他的生动的文笔，以他性格的那份执著和毅力，如果他能正常退休，他一定给后世留下这本不敢说一定超过巴金的《家》，但一定是入木三分的带自传体的长篇小说《房》。
伯伯还曾说过：“以后我要退休了，我就去演戏，谁说总理退休不能演戏？我就要开创一个！”“我演戏还行，学导演向你学习（对孙维世讲）。”这绝非杜撰，有信为证！
我妈妈喜欢收藏东西。最近她老人家交给我一些几十年前我写的信件，其中一封是四十二年前，即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我给在无锡疗养的爸爸写的信，白纸黑字，是真实往事的记载：
亲爱的爸爸：
……
伯伯的身体还很好，我已看到他，见他脸被晒得成了褐色了。他告诉我他长了两公斤呢。他还风趣地说，这两次到了十一个国家，走了十万八千里，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我也是孙悟空了！温度是零下四十度到零上五十度，上下九十度。这是一次多么伟大、艰苦的旅行啊！而他完成的使命是多么高贵、在国际上起的影响作用是多么伟大啊！
星期天我和维世姐都来看他了。他谈到在重庆时，与老朋友去吃饭馆。到一家小饭馆，楼上只有三桌，正好闲一桌，他们占用了。别桌人们都去看他，他与那两桌的人都握了手。他说：我和他们都握了手，都满足了，我又告诉他们请他们不要下去嚷，惹得很多人来。结果他们也都不嚷出去。我们说：你在北京就不行了，人这么多！他一听，立刻说：为什么不行？今天我就可以请你们到外边去吃午饭。我们有些不敢，他说，没什么关系。我们就商量了到个较小的僻静一些的小馆子去吃。我们坐车到了东单新开路的一家“康乐”，据维世姐和张元阿姨都说那里不坏。但那里满座，还有人站着等着呢。我们又出来，伯伯临时想起灯市口西口的“萃华楼”。他说一九四六年三人小组谈判时，与马歇尔等到这里吃过一次，有了印象。去年吴努来，他说“请你去吃饭馆”，就请他到这儿来了。今天他又想到了这儿。说，我第三次在这儿吃是请你们！我们吃的是简单的菜饭，五个人五菜一汤，米饭、馒头一共是十元零二角。他说：这可比重庆贵，重庆六人，六菜一汤有酒，菜还较好，只有三块四角六分，物价是低。我们回来，小虎（注：伯伯在抗战时期的副官龙飞虎之子）站在门口。他有趣地问小虎：“你猜我们一人吃了多少钱？”这天可真不容易，他说：“今天陪你们玩了三个钟头！”是呀，他的时间很少如此。回来他马上又开会了。
在谈话中，他说他发奋读《家》。已读了三十六页了！大家都笑了。他发奋读只读了三十六页，他的时间太少呀！他准备先读巴金的原著，再读剧本。伯伯很爱好艺术，他对文艺界的很多人、剧目都认识、都懂得。他看了《家》电影，说：“演三少爷的就是过去演连长的，他没有生活。他说，我要去演觉新，也要比他演得好。”（这时七妈提出说：“让周同宇去演觉新才好呢，一定好。”）他又说：“以后我要退休了，我就去演戏，谁说总理退休不能演戏？我就要开创一个！”“我演戏还行，学导演向你学习（对孙维世讲）”他是很活泼的，他现在也仍注意运动，身体真算健康的！他的身体好是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幸福！我首先非常高兴，您也一定高兴吧？爸在那很闷，我平常也没故事讲给爸听，今天的故事，我想爸是愿知道这些内容的。
……
女儿秉德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可惜，用伯伯的话说：“‘文化大革命’让我少活十年！”直至去世，他没能正常退休，没有一个休闲幸福的晚年，当然就没有写长篇小说《房》和演戏的机会，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他实践了自己的人生准则：“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准入地狱”，“党让我活多久我就活多久”，死在了总理的岗位上。只是我用常人的眼光看，他毕竟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个小小的心愿未了……
我不知道伯伯能不能听到我的这些话，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猜透了伯伯的心声！但是我凭我一个共产党员又是伯伯亲人的良心，我真诚地希望在今后纪念伯伯诞辰之时，多寻找他的一生对整个民族的精神启示，少搞一些有形的纪念品！让伯伯如中秋的明月，永远温馨着人间！
第十章百年纪念千般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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