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真是我长得挺甜，还是太热情太单纯，十八岁刚刚工作不久的我，便接到了丘比特之箭。于是，我知道了潇洒漂亮的伯伯，为什么热烈地追求长相并不出众的七妈，也第一次体味到：爱情除了甜美之外，还有更深更丰富的内涵。
一九五五年夏季，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工作分配志愿上，我主动申请做乡村教师，因为乡村里教师更缺乏，更需要我们这些师范毕业生，我做了要过非常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当我到北京市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报到时，看到这里有街道，有小商店，学校里还有电灯（我的思想准备是只有煤油灯）和电话，教室有砖房，校门外不远处还有公共汽车站。我感到满足极了，心情愉悦地走上了工作岗位。由此，我至今仍体会着一条人生哲理：生活上不企盼脱离时代现实条件的过高要求，精神上就永远是快乐、满足的，正所谓“知足常乐”。
教学生活开始了，我被指派到四年级做班主任，教语文和算术，说实话，我真爱我的学生们！是的，我每天面对教室里三十多个孩子，他们没有城里孩子干净，一个个衣服破旧，长短不一，补丁叠着补丁，小女孩儿头发常是乱乱蓬蓬像草窝，小男孩儿眼屎巴巴，不用问肯定早晨没洗脸。可我在村里住久了，我知道他们并没像城里孩子那样赖床起晚了，瞧他们衣衫沾着的青草，布鞋、裤腿上沾着露水，便知道鸡鸣天刚亮，他们就已起身，到荒坡野地里打回了猪草、羊草，恐怕抓了一个冷馍馍或玉米饼子就往学校跑！
说来也怪，我从第一次站上讲台，面对这群孩子，心里就一点不紧张，因为我读懂了孩子们的眼神：有渴望，有兴奋，有神往！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教学，面前这群孩子，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像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里表现的那样，成为国家非常需要的有用之才！
一天校长刘熹派给我一个任务：区教育局要各校到派出所统计本地区三年内有多少学龄儿童要入学，并要抄录各村的名单、人数。我用了几天的业余时间完成了任务，在这一工作期间，年轻的派出所所长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他对我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也有了很好的印象。
不料，教师的生涯刚刚开始两三个月，我刚叫熟了班里所有孩子的名字，没教完一学期，更别说送走毕业班，当时区委宣传部要调一些年轻党员去工作。那天校长跟我谈了话，说调令已经来了，让我第二天就到朝阳区委宣传部去报到。我跟她说，我舍不得孩子们，舍不得这里的乡亲们，她只回答我一句话：党员一切服从党的事业。我便痛痛快快点头！没想到，我竟会从此离开学校，过早结束了我当教师的美好理想。
当我告别时，我隐约地感到那位年轻的派出所所长流露出对我的好感和留恋。
我那时刚满十八岁，对男女之间细致微妙的感情的确是一片空白。
“小周老师！你到区委工作后，我们还有可能交个朋友吗？”
“交朋友怎么不可以！”我大大方方地说。
“况且你不是也常去区公安分局办事吗？我们还是有机会见面嘛！”
“对对对！”所长喜笑颜开，连说三个对！
周六晚回到西花厅，我轻松地哼着歌，帮师傅盛饭端菜。
“秉德，这么高兴，是不是谈恋爱了？”刚从办公室出来坐到饭桌边的伯伯，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两臂抱在胸前，头一歪，笑眯眯地问道。
好机敏的伯伯，看样子啥事也瞒不过他的眼睛！我的脸腾地燃烧起来，忍不住扑哧笑出声。
“不会吧，秉德刚参加工作才三个多月嘛！”七妈一边拿筷子一边说。
“笑就是默认了，不信问她！”伯伯咬一口包子，口气十分肯定。
“我本想吃完饭给伯伯、七妈汇报这个事，既然被伯伯一语道破，就提前交代吧！”于是，我把与所长怎么认识的过程和因为自己要调到区委工作了才捅破的事讲了出来。
“你怎么不当小学教师了？调到区委，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伯伯的口气一下变得十分严肃起来：“人家是不是照顾你离城近些？你还是应该多在基层单位锻炼，不要调到机关工作才好。但我又不能直接干涉你们基层组织的工作安排。”
“我可没打伯伯的牌子找过人！”遇到这种严肃的问题，必须丁是丁，卯是卯，“在我填写过的履历表里，只有在入党志愿书里我填写了伯伯和七妈的亲属关系。在朝阳区，还没人知道我是您的侄女。现在是为了开展肃反工作，要抽调一些党员到区委临时工作。”
“这点，我完全相信秉德。恩来，让秉德接着介绍那个对象的情况嘛！”七妈快人快语。
于是，我又接着介绍下去：“最近我听区委的同志说，那位所长本人是党员，无论工作和群众关系确实都不错。不过，他说过父亲当过什么封建一贯道的坛主。”
“一贯道坛主？这合适吗？”七妈有些意外，脱口而出。
真如当头一棒，我不觉一愣！确实，在这之前，我稀里糊涂并不太清楚“一贯道”是怎么回事，以为就是老人有点迷信思想。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一贯道被定为反动会道门，是很被人另眼相看的。
七妈又说：“年轻人都要经历谈恋爱的过程，选择对象应该首先考虑‘志同道合’，也要考虑家庭可靠。”
伯伯这时用现身说法来启发教育我。
“秉德，你知道吗，我在和你七妈结婚之前，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长得还算不错。”伯伯突然当着七妈和我的面讲起了自己的恋爱史，让我非常意外，注意力一转移，刚才绷紧的心情不觉放松下来：“七妈，这是真的？”
“是呀！”七妈脸上的表情也放松下来，她笑着说：“‘五四’运动那会儿，我才十五岁，上街演说，演文明戏，就像个虎头虎脑的假小子，根本没有考虑过谈恋爱的事。你伯伯比我大六岁，他立志振兴中华，献身救国事业，而且抱定独身主义。后来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与觉悟社的郭隆真和张若名同行，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都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王义要结婚的话，他和张若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伯伯这时告诉我：“开始的确不错。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当年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采取互教互学的办法。张若名的法文较好，经常担任主讲人，还曾将自己的讲稿整理成文，发表在‘少共’的机关报《赤光》上。后来，这些文章还被团中央编入了介绍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中。但是，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参加社会政治活动，遭到法国警察几次跟踪和盘问。她感到委屈和不满，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她决定脱离政治活动，退出党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学成后再回国效力。是的，为国效力，使中华腾飞，这确实是我们的理想，‘五四运动’前，我也曾经信奉过‘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甚至我还希望中国能像日本那样‘军国救国’，然而斗争事实证明，这些路都走不通，中国要独立富强，只有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我是认定马克思主义，一定不变的，既然我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终生伴侣，理所当然必须是志同道合的经得起革命的艰难险阻的战友，这一点，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转向你七妈频繁通信，还求婚。”
“怪不得刚到法国一段时间并没有什么信给我，怎么突然又那么主动热情，又是寄明信片，又托人带信，弄得我好奇怪，也好紧张。”七妈可能回想到当年的情景，笑容中浮现出少女般的兴奋和羞涩。
伯伯并没讲我谈的对象合不合适，他只讲了自己的经历，讲了自己恋爱的原则，但对我现在面临的选择，是不是一种启示呢？我心里在不断琢磨着，努力悟着伯伯的意思。
饭后，七妈让我陪伯伯在院子里散散步，我心里明白，她是希望伯伯对我再谈点什么。
“伯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决定选择七妈后，对那个张阿姨怎么说呢？”
“秉德，初恋总是特别美好的，要断，这个决心并不好下。起先，我也努力过，多次劝她，希望她正确对待，能更坚强一些，不要因为受点委屈就退党，可她听不进去，她说自己累了，想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再不过问政治了。她宣布退党后，也就帮我下了决心，我开诚布公地对她讲明了自己的爱情观，宣布中断了我们的交往。”
“伯伯，你作出这样决定后，内心痛不痛苦？”我是在问伯伯，其实也是在问自己。我担心拒绝所长后，可能会招致不解的误会。
“当然不平静。”伯伯看着我的目光真挚坦诚，“秉德，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知道世界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半年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三十多年后，我从张若名以及邓中夏的儿子口里知道了这样一段故事。
一九二八年伯伯去苏联开会，回国时为安全从欧洲绕行。那次邓中夏托伯伯给他新婚的妻子小妹带一件礼物。邓中夏说，这是他坐牢三个月才省下的一点点津贴费，要伯伯无论如何一定要买个最好最合适的礼品。到法国后，伯伯就去找了张若名。他相信她虽然脱离了革命，但绝不会出卖朋友。果然，她不仅在里昂掩护了伯伯，还帮伯伯选定了一块银质的瑞士坤表。后来邓中夏说过，小妹特别喜欢这块表。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牺牲二十多年后，伯伯又见到小妹，她告诉伯伯，那块银表是中夏留给她的珍贵纪念，至今还珍藏着。
“那位张阿姨后来怎么样？”
“张若名后来获得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一九三一年就与丈夫杨堃回国任教，起先在北京，后来到了云南大学中文系当教授。一九五五年四月我去印尼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回国时从昆明路过，我和陈毅还与张若名夫妇见了面。你七妈还怪我没与他们合个影，都是老朋友了嘛！看看他们现在什么样儿了！”
我真想知道，当年在巴黎，伯伯与他初恋女友分手时都说了些什么，这样也能最稳妥结束我的初恋。只是看伯伯总忙，瞧他匆匆来去和彻夜不灭的灯光，我再没好意思开口。但以我少女的直觉，我相信，以伯伯的为人，他可以苛求自己，他可以有自己的择偶原则，但他必定会豁达地对待一切；不当恋人，却可以是朋友，不以革命为友谊的基点，但能在正直爱国上找到共同语言，这也正是为什么伯伯的朋友特多，特广，包括那些政治上完全反对他的人，也能因爱国的共同目标，甚至是人品的敬仰，而协助他在多次遇险中，又化险为夷。
事后，我主动找那位所长，谈了自己刚刚参加工作，也太年轻，近几年内不想考虑恋爱问题，请他不要再找我，在自己身边找一个合适的对象。但我仍然感谢他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们仍然可以成为互相帮助的好同志、好朋友。
中苏关系的日趋紧张，注定我与留苏回国的大学生有缘无分，直到二十六岁，我还待字闺中。
五六十年代，家里若有个二十岁没出嫁的姑娘，妈妈就很担心女儿嫁不出去了。我妈妈当然也不例外。一九五八年的夏天，妈妈的一位朋友将自己的一个亲戚介绍给我。
这是一位正在莫斯科留学的大学生，正好放暑假回北京。第一次见面，他的热情健谈，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短短一个月里，他约我见了几次面。有一回我把他带到西花厅，七妈还带我们一起去了陶然亭。那天，他对七妈的态度落落大方，大家谈得挺开心的。他回到莫斯科后，立即来信，十分忘情地赞美“一见钟情”的缘分。他说对我十分满意，希望我们能保持通信联系，等待下一次在北京的重逢！读着这样的信，我的脸一阵阵发热。是的，因为我没上过大学，我确实希望找一个大学生当爱人，将来组成家庭，身边有一个老师守着，能鼓励自己不断追求知识。而且那时候，能到苏联去留学，一般都是比较优秀、出类拔萃的好青年。我自己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当然希望丈夫能够胸怀更宽广，性格更直爽更坚强些。我正想提笔给他回信，转念一想，既然我有意和他发展感情，我还是先征求一下伯伯和七妈的意见吧。对于他们，我确实没秘密可言。那时我在密云水库工作，就立即写了一封信，向七妈详细介绍了我们现在交往的情况。
那些日子，我天天盼着七妈来信。一天，我终于收到了七妈的一封来信，急不可待地拆开：
亲爱的秉德：
一定在盼着我的信了？等着急了吧？说真的，我很喜欢看到你的信，从你的信中可以增加我的见闻，又可以了解你的思想和进步，因此，每次看完了你的信以后，就想立刻回你的信和你笔谈一番，但是，拖下来亦就搁浅了，这就是最近你来了一二次信，我没回信的原因。前几天接到你第三次来信，这是关系到你的终身大事问题的信，我应该也必须把我的意见快答复你，天过这只是供你参考，决定问题，还是应该由你自主。
首先你在处理你个人问题时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就是你来信所说的“他应该绝对服从组织的分配”，“个人问题，到时候再根据情况具体安排”。这就是不把个人的打算放在组织之上来考虑和处理，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有的党性。另一方面党对于党员在服从组织决定，不妨碍工作的原则下，也会对党员的问题加以照顾的。但是共产党员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求自己，把自己和党的关系摆对来。
其次是一个共产党员在选择伴侣的时候，最重要的前提，第一是政治条件和品质，以及围绕这一条尚有相爱的诸方面，至于外貌不是主要的，只要平常不异样过得去就行啦。
再次说到你和他的关系，我同意你的方针、看法和安排。你们既有了相爱和了解的一段时间，可以把问题肯定下来，为了他的学习，也是为了你们基础打得更好，将来的关系更能巩固和美好幸福，那么再经过一个有限期的了解和考验，那有什么不好呢？何况限期并不长哩。明年三四月正是春暖花开，完成学习任务的好时节。自然，如果他这次学习结束后，组织上如有什么新的安排，例如为了工作需要或在国内或提前早于明年三四月回国等，在有变动的条件下再来考虑解决问题的时间，这仅仅是我的设想，并非已知组织有什么决定，这点需要向你说明的。
最后，我向你建议，你应要求你的组织通过他的组织去对他再做些了解，这不比现在你们仅仅直接了解更可以从组织上较全面的了解吗？了解得更好吗？望你把他的名字写清楚来，因为你来信写的第三个字，我和伯伯都没能弄清楚。在我把名字弄清楚后，可能帮你做点了解工作，但最主要的你还是应向你的组织提出请求。
以上这些意见，不知对你是否有些帮助，希望知道你的意见。我现在外地，回信可仍寄北京。我和伯伯都好，勿念。
你的七妈同志
一九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读了七妈的信，我立即一一照办。
半个多月后的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回到西花厅，因为知道伯伯和七妈都到北戴河去了，我在屋里取了本书，想回爸爸、妈妈那去看看，走到门口，正好碰到伯伯下车。
“伯伯，您不是在北戴河吗？”
“有事回来。”伯伯与我握握手，“明天是星期天，秉德，等会儿跟我一块到北戴河去，七妈有事要跟你谈。”
“好啊！”我随和地答应一声，心里猜想，一定是要谈我的个人问题。因为伯伯工作太忙，他是无暇问及我们的个人问题的，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其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伯伯正为“反冒进”的问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他曾经向中央提交了辞呈，一度西花厅“门前冷落车马稀”。但是，我们这些小辈在西花厅里，从来没有见过伯伯发愁烦恼过，他在我们面前永远是那么从容不迫，镇定自若，精神矍铄，仿佛世间没有解不开的疙瘩，过不去的火焰山！
我随他一块回到西花厅，他进办公室，我习惯地坐在客厅里看书。伯伯的办公室虽然没挂牌子，但那里对我们孩子来说是“禁区”，别说我们，就连与伯伯一同革命、生死与共的七妈，进伯伯的办公室也是要先敲门的。伯伯忙了一阵出来，可能是等个什么文件，便坐到客厅来与我聊天。
“伯伯，今天我是跟你乘专列到北戴河吗？”建国初期我是经常跟着伯伯、七妈一块乘车去看戏，到颐和园游玩，但还从没乘伯伯的专列离开过北京城，尤其没去过北戴河。
伯伯点点头，话锋一转说道：“秉德，给你商量个事情好不好？”
“当然好啦，有什么不好！”我答应着。
“你的婚姻问题能不能在二十五岁以后解决？”伯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我：“女孩子嘛，二十五岁以后也可以啊，不要过早，我们国家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一九四九年人口统计是四亿五千万，这才几年，已经达到五亿多了。我们国家一定要计划生育，否则，工农业生产发展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国家要富强又从何谈起呢？按我的设想，我们中国是人口基数这样大的国家，一定要实行计划生育，从你们这一代开始，就要坚持晚婚，而且生孩子要晚一点，稀一点，少一点。你看，你能不能在二十五岁以后再结婚？”
在五六十年代，女孩子一般在二十岁上下，最大二十二三岁就结婚了，我的好几位同学都已经做了妈妈。但听了伯伯讲的道理，我觉得很对，也感到了我作为总理的侄女应负的责任。“没问题，当然没问题！”我爽声答应，“你有这个要求，我肯定这样做！”
“好！”伯伯脸上浮现出由衷的笑容。
火车开动了，车轮滚滚，车身摇动，伯伯坐在桌边，专注地批阅文件，仿佛置身无人之地。我坐在不远处的窗口，望着一闪而过的风景，心里暖乎乎的。
伯伯对我晚婚的要求，我想我一定要做到。我那时并没多想深想。其实一九五六年批判了马寅初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毛泽东主席提出：“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三十年后我才听说，为了保护马寅初教授不受批判，伯伯也劝过马教授作个检讨，而马教授虽然对伯伯充满敬意，却决定不按伯伯的意思办；他内心也有过痛苦和犹豫，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坚持中国必须计划生育的观点，不作检讨！
其实那个年代，伯伯对我谈到的中国必须计划生育的想法，对我提出的晚婚要求，和对我生育孩子应该晚、稀、少的希望，与马寅初教授的论点是一致的。为什么伯伯从内心也是赞成计划生育的，却又要马寅初教授对他的“人口论”观点向毛主席作检讨？直到我细读了《周恩来选集》第一卷，伯伯在《学习毛泽东思想》这篇文章中的论述，我才得以理解：
我们这个落后的中国社会，反映到党内，反映到革命团体里，正确的意见常常不容易被大家立刻认识。这样就要等待，说服，就要经过痛苦的过程。
反复琢磨后，我才能真正明白伯伯许多违心之举，正是基于他对中国国情的透彻了解：对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要改变面貌，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有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就要连他的缺点也得承认，接受痛苦的转变过程。
伯伯是个脚踏实地的革命家，他既然是总理，他一生要走的路，就是像他“文革”中挂在胸前的那枚像章上的五个字“为人民服务”，他处事的最高原则，就是坚持“向党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他既要坚持党性，又要向人民负责，只有维护党的团结，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当领袖不认识时，只有让事实给以启示。是啊，拼死一搏容易，可他又不是一个能抛开一切只顾自己痛快的人。他能抛开自己的名利地位，而惟独无法抛开的是国家的安危，百姓的幸福。他认准了事物发展的方向，在时机还不成熟时，他就要有这样长长的耐心，在委曲求全的情况下，耐心等待，等待着时机成熟，等待着事实擦亮领袖的眼睛，再以集体的力量，解决自己党内的问题。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伯伯在“文革”中始终不倒，坚持了抓经济、抓生产，全国的经济将如何维持？如果没有伯伯从中周旋，以监禁、拘留、拘捕等等形式来保全许多老干部的生命，一九七四年邓小平如何能复出？他的整顿和后来改革开放初期还有什么干部来做骨干？
来到北戴河住地，七妈十分亲热地与我拥抱，她拉着我，一起走到海边，沿着金黄色的沙滩边走边谈。七妈十分了解我开朗直爽的性格，她与我谈话一向直奔主题：
“秉德，你上次告诉我的那个小伙子，我已经向我们驻苏大使馆留学生处了解了，他的大致表现情况是这样：他是个共产党员，学习也很上进，很用功。不足之处是比较自顾自，在学习上不大愿意帮助其他的中国留学生；另外在与苏联女孩子接触时比较随便一点。情况就是这些，你自己考虑，谈下去还是不谈下去，你自己决定。”
平心而论，七妈的话说得很平静很客观，她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我们继续交往，但我却能从她没有直接赞成我们继续交往这一点上感觉出来她认为这个小伙子并不是太理想的。我当即明确表示：“那就算了吧！”没有丝毫的犹豫。第二天，七妈带我到了北戴河的城里，在一个小商店里，没有任何人注意围观，七妈对我说：“既然来了，就送你一样礼物，这里盒装的饼干很好看你自己挑一样吧！”
我并不关心盒里是什么饼干，只看中那只最漂亮的铁皮饼干盒。在那时候，像这样的盒装饼干，对我这样收入的人来说真是奢侈品，是从不问津的。“七妈，我就要那个黑地红牡丹的！”
于是，这只七妈在北戴河给我买的饼干盒至今跟随着我。
仿佛我与留苏学生特别有缘，不久，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又给我介绍了一位。记得那是个上海人，妹妹也在北京读大学。那一天，热心的新世直接把他们兄妹俩领进了西花厅。伯伯一听介绍也挺高兴，当即交待成元功：“从我的工资里拿出一百块钱，交给维世，让她安排秉德和那两兄妹与维世夫妇、新世夫妇一块去四川饭店吃顿饭！”出门前，他还特别对我说：“秉德，你还记得我的要求吗？”
“是晚婚晚育吗？”我顽皮地眨眨眼睛，轻声凑近他的耳边问。
“晚婚不等于不谈恋爱嘛！”伯伯笑着说，“不支持你谈恋爱，我会出钱请客？”
现在的宴席，一般的就是几百，有时还会数千，甚至上万，可是往往吃请回来，仿佛记不起吃了什么，只觉肚子仍是空空。可三十八年前，伯伯那一百块钱，在四川饭店请我们八个人吃的那顿饭，尽管由于时间的洗刷，我也记不清都上了什么菜，但当时我吃得那个香，那个饱，那个兴奋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毕竟是一九六○年三年困难时期，我平时在机关吃，粮食定量，平均每天我只有八两，油一月才半斤，新鲜猪肉更是很少有缘问津了，更别说什么宴会了。因此，伯伯出钱请的那顿饭，给我留下了极深的记忆。
这次我没有征求伯伯、七妈的意见，因为我一听说他父亲是资本家，就对自己说：算了吧，还是坚持政治条件第一。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家庭出身好像就被列入另册。我不愿在伯伯的亲属关系中因我而增加任何的复杂因素。
提起维世姐姐，我真是为她痛心疾首，那么好的一个人，那么热情欢快的好姐姐，那么多才多艺的话剧导演，那么克己奉公的优秀党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竟被江青、叶群合谋投入监狱，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猝死于狱中。伯伯和七妈对她一直很关爱，当他们得知她的死讯后，伯伯立即要求有关单位对她遗体进行解剖，查明这位烈士遗孤的死亡原因。但很快得到的答复是“尸体已经火化”，这是多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呀！
我那时正在北京休产假，当我到西花厅听七妈告诉我这事时，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在那个没有道理可讲的年月里，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我还是气愤地问七妈：
“她是我们国家总理夫妇的干女儿，办案的人难道不知道吗？她怎么可能是苏修特务呢？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她呢？”
七妈强忍着失去这位不是亲生女儿、却胜似亲生女儿的悲痛，缓缓地对我说：
“秉德呀，你知道吗？凡是做了我们干女儿的人，都是苦命的呀！人家有人说我和你伯伯有多少多少干儿子、干女儿。哪有那么回事？其实我们真正认了的，就只有三个干女儿，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大女儿叶扬眉，小小年纪就与她父母乘飞机时遇难了；一个是在延安时，下大雨，窑洞塌垮，被砸死在里面了；只有维世跟我们时间长，感情深，现在又死得这样惨！”
然后她又恢复了常态，镇定地向我说：“但是，我们活着的人要坚强地活下去！”
又过了两年，我已经是二十五岁的大姑娘了，这在六十年代，也算是大龄女青年了。有一天，在师大女附中比我高一班的聂力大姐，笑眯眯地将一张年轻军官照片递到了我的手中。呵，好一个满脸阳刚之气的英俊小伙子！聂力大姐详细地介绍了他的各方面情况，最后说，在苏联留学毕业回国的同志中，往往是挑选各方面优秀的分到军队科研单位，而分到部队中的大部分同志，都是评正排级干部，而因为他是最优秀的，所以一回国就是副连级待遇……。我非常相信聂力大姐的眼力，等我见到那位青年军官时，更佩服聂力大姐的眼光！那小伙儿，个高肩宽，眉清目秀。他成熟却又不乏热情；他稳重却又不乏幽默；有事业心却对我不乏细腻的关切。我又一次相信了一见钟情。我们接触中谈得挺投缘，在不知不觉中，陌生和拘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送我好几张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前拍的照片，我欣然收下了。“你能给我一张照片吗？”对他的要求，我有点脸红心跳，但没犹豫，也送了他几张。
像往常一样，我又将处朋友的事向七妈说了。
过了几天，那是深秋的一个周末，晚饭后，七妈招呼我：“秉德，我们谈谈。”
我心里明白，七妈一定是要谈我交朋友的事。我端起七妈的茶杯，就往客厅走。
“不，秉德，我们到院子里谈。”
“院子里风大，您？”
“我穿上外套，戴上围巾，没事。”
我挽着七妈的胳膊，沿着西花厅里院的小径，缓缓而行。可能是从小看着我长大，了解我的个性，七妈和我谈话，从来不用转弯抹角，有话总是直说，那天的开场白也是直入主题，只是与往常相比，她说话的语气更加严肃：
“秉德，我知道聂力给你介绍的朋友，人品学业都挺优秀，而且你们两人又谈得不错。只是现在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苏联特工组织克格勃正无孔不入，千方百计从留学生中找他们可以利用的人选，刺探中国各方面的情报。过去我和你伯伯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真是深有体会：敌我双方往往都是利用亲属关系打进对方营垒，而堡垒也往往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你想想看，你现在交往的这位朋友在苏联上过学，肯定有很多苏联同学都认识他，如果你们真的成了夫妻，要经常出入西花厅，克格勃会不会利用这层关系？这种可能性恐怕我们不能不考虑，你看呢？”
听话听音。七妈一番话中虽然没有直截了当说不同意，也没直说反对我们交往，但我听明白了她的意思，我几乎没有一点犹豫，明确表态说：“七妈，我当然一定要保证你们的安全，保证你们的工作需要，您放心，我肯定断，再喜欢我也断！”
七妈欣慰地点点头，她握着我的手说：“秉德，我相信你！”接着我们边走又边谈起其他的事。七妈是久经风霜的革命者，她之所以拉着我在院子里谈这段话，是警惕在这中苏关系破裂时“隔墙有耳”。
我已经不记得后来以什么理由回绝那位青年军官了，但是，我们的交往确实说断马上就断，说停马上就停了。从此我对所有再找上门来的留苏学生一律都关上了感情之门。中苏关系的日趋紧张，注定了我与留苏学生有缘无分。
如果说当时对这位非常优秀的同志不留恋，心里没有一丝惋惜之情，那不是心里话，他的确打动了我的心，而且潜意识中，我相信聂力大姐的眼力，我也相信自己的直觉，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他一定能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但是，我人生信条中还有一条更重要的，更不容违反的原则，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一定要服从于伯伯、七妈的大局！恋爱，这是我个人的事，但我毕竟又是伯伯、七妈的亲侄女，防患于未然，我决不能只为追求自己的幸福，而给伯伯造成任何一点点不安全的机会和可能！因为伯伯在我心中，不只是我的亲人，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从我十八岁举起右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天起，我就必须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第一生命！
后来我从别人的口中听说，七妈在别人面前称赞我：秉德很理解我们，很听话。我听了心里有甜也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时过境迁，三十六年后的今天，爱情仿佛已经成了最热门、最广泛的话题，爱情仿佛成了最自我、最自由、最自私的代名词，一些年轻的朋友第一次从我嘴里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惋惜，也有人很不以为然地反问我：“你怎么那么听话？”同时我还能从他们的眼神里读懂另一种含义：真是那个时代造就的“驯服工具”，连完全属于自己的爱情都不敢去追求！
我不去辩解，但也从不后悔。我的爱情经历确实有时代的印记，但爱情决不只像现在许多流行歌曲里唱的“只有甜蜜”、“不想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如果爱情调色板里缺少了“事业追求”和“共同责任”——包括对双方和双方各自家庭的责任，爱情就像缺少阳光的树苗，永远无法长成参天大树！换句话说，要想拥有相伴到永远的爱情，就不能只求个人甜蜜和浪漫，要有事业追求和为对方、为对方家庭不断付出的精神准备和实际行动，这样的夫妻，共同生活的岁月里，才可能相濡以沫，幸福与共，患难与共！
从“天上”掉下个俊小伙，竟是与伯伯有至交的沈钧儒老先生的长孙。一个包袱皮包上伯伯和七妈送我的结婚厚礼，我骑自行车送到婆婆家。婚礼那天七妈登上三楼送来贺礼，连一直从事新闻工作的姑父范长江也大吃一惊。
一九六三年，已经二十六岁的我还待字闺中，细想起来，当时真应妈妈常说的那句老话：“皇上不急，急死太监。”我成天乐乐呵呵，依旧一副无忧无虑童心未泯的笑模样，而年近半百的妈妈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也不知为什么，我对自己的婚事从不担心，我很自信我的人缘好，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一个爱我适合我的人存在，只是时间未到，两人还没碰面而已。谁知这样的“疯话”更使妈妈着急，更觉得我在爱情问题上“缺根弦”，她也是急不可待，想来想去，竟直接找到了伯伯的老警卫秘书何谦家里。
“王大姐，你也别着急。”何谦的爱人热情地端上茶。
“我能不急吗？我二十六岁都有两个孩子了，日子过得好快，再拖，眨眼就要三十，那还能嫁得出去吗？秉德的事，只能拜托你们两位了。”
“老伴，你说刚回来的沈大夫的儿子怎么样？”何谦叔叔突然眼睛一亮，对着爱人问道。
“哪个沈大夫？他儿子多大，干什么工作？”妈妈睁大了眼睛，连珠炮似的发问。
“就是沈谦，他原来是中南海门诊部内科主任，现在是广安门医院的副院长，就住在我们三楼上。他儿子叫沈人骅，今年三十三岁，是空军上尉军官，大学生，共产党员，搞技术工作，懂四国外语呢！”
“哎呀，怎么早没听你们说过？”仿佛喜从天降，妈妈着急地追问。
“是呀，我们过去只知道沈大夫有个女儿，每个星期日都来看老两口，这次沈钧儒老先生去世，沈大夫的儿子人骅，也就是沈钧儒的长孙回来参加追悼会，我们才知道沈主任家里还有个当兵的大儿子，而且还没结婚！”
“真的，是不是长相不好？”确实，这样的家世，三十三岁还没结婚，妈妈怀疑他的长相也不为怪。
“将近一米八○的个子，英俊、谦和也稳重。至于为什么没结婚，我们倒没有问过，不过……”
“为什么不安排他们见见面？”几乎是异口同声。
于是，在何谦叔叔家中，我见到了被戏称“从天而降”的沈人骅——一则他是空军，二则他家住在三楼，而何叔叔住一楼。眼前站着的确实是个英俊小伙儿，话语不多，只是微笑，无论谁讲话，他总在彬彬有礼地凝听。他最后的一句话倒加速了事情的进程：“王老师，您们既然已经到了，就请到三楼我父母家去坐吧。”后来他告诉我，他一眼就被我朴实灿烂的笑容迷住了，他立即口对心说：我心里一直希望找的姑娘就是她！当然，此时他压根不知道我是周恩来的侄女，如果知道，恐怕还不会如此迅速地发出邀请！
我第一眼见到人骅的爸爸、妈妈，两位老人谦和慈善的微笑，就给人一种亲切感。在楼下，我听何谦叔叔介绍说，沈大夫是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又很注重中医的研究，医术高明，医德又好，整个国务院宿舍里的老老小小有病都去找他，院里几乎人人都认识他，尊敬他。沈夫人虽说是位家庭主妇，但知书达理，待人十分客气。我后来听她老人家说：她第一眼就看中了我面善心好！
我知道七妈经常惦记我的婚事，认识人骅后，那个周末我回西花厅，就一五一十向七妈说了。一听人骅的爷爷是沈钧儒老先生，七妈脸上露出笑容：
“沈钧儒先生与我与你伯伯都熟悉，他是我们党的老朋友，他的四个儿子里面，大儿子沈谦是最进步的。”
“七妈，你们认识？”
“岂止是认识，是很熟悉呢！”七妈侃侃而谈，仿佛在我面前展开了沈家近几十年的一幅历史长卷：
“沈钧儒先生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他与你伯伯是一九三七年在南京第一次见面，虽说沈老先生年长二十多岁，但与你伯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无话不谈。抗战时期在重庆，老人家经常去曾家岩，有什么重要的事，都愿意听听你伯伯的意见。他老人家多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考虑他在党外为国家发挥的作用更大些，他直到去世，仍是党外布尔什维克，你伯伯代表党中央曾给过他一个很高的评价：党外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抗战时期，沈钧老的女儿沈谱在重庆，是位造纸工程师，我是她的单线联系人；她那时正与著名报人范长江在谈恋爱，你说巧不巧，范长江是秘密党员，你伯伯正是他的单线联系人。当时，他们是分别向我和你伯伯汇报工作后，提出结婚要求，由我们报请组织批准的嘛！结婚后他们才彼此知道是共产党员。
“沈钧老的长子沈谦抗战时期一直在上海，日伪政府知道他的医术高超，高薪聘请他出任院长，他坚辞不肯，与两位同学在租界里办了个私人诊所。战乱时期，生活十分困难，他是医术十分高明的医生，但自己的两个孩子都是营养不良，得了急病，也有了明确诊断，却无钱购买价格昂贵的特效药而夭折的。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沈钧儒先生就住在长子家中，有一回我和你伯伯从南京到上海去，专程去看望沈钧老，不巧老人外出，还是沈谦夫妇接待的我们。
“我亲耳听沈钧老夸过自己的长子沈谦，别看平时文绉绉一介书生，紧急时刻倒也沉着机警。国共和谈破裂后，为着不与国民党同流合污，沈钧老决定去香港。动身那天，国民党特务突然上门来‘请’沈老先生，在敞开大门的客厅里，沈谦一边请来人落座，招呼倒茶，一边吩咐家人去后面请‘爹’。也就在这时，大门口传来汽车发动的引擎声。特务一看，慌了手脚，沈钧老经常乘坐的小轿车箭一般地飞奔而去。于是，恶狠狠地撂下一句：后会有期！赶出门外乘车追去。这时，沈谦再赶到后门口，送沈钧老上了早已借来准备好的另一辆汽车，直驶轮船码头。
“刚解放时，沈钧老已经是古稀之年，他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多有不便，你伯伯就和他商量：我们现在也很需要医生，你的身体也需要子女来照料，把你的大儿子调到北京来好不好？老人家当然高兴。按说，那会儿上海已经给沈谦安排了医院院长的职务，听说父亲需要，他立即放弃这一职务，合家搬到北京。
“沈谦在中南海门诊当内科主任，口碑很好，他还是西城区人民代表，在中南海选区选举时，毛主席、刘主席、朱德委员长和你伯伯他们都投过他的票呢！
“当然，父辈英雄不等于儿女一定就是好汉，沈人骅的人品个性如何，这就要靠你自己多接触一段，多做些了解，看能否志同道合共同生活，对不对？”
我连连点头，完全赞成。
恐怕老天也赞成这段姻缘：我和人骅认识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他在济南空军五航校工作，如果按照正常情况，总需要花上两三年时间互相了解。然而事情也这么凑巧，刚好空军工程学院要在北京的空军学院中筹建。人骅在一九六四年的春节就被调回北京，参与明年将要迁往西安的空军工程学院的筹建工作。几乎每个周末不是他来看我，便是我们一同游北海、颐和园。他的嘴真不会说，是爷爷从小要求太严，往往我说十句，他讲不了两三句，但他事业心强，心善心细，文笔优美，极有情趣。记得一位熟悉我们两人特点的阿姨，曾经悄悄地问过他：秉德这样爱讲话，你这样不爱讲话，往后在一起怎么生活？他笑笑说：“她爱讲总要有人听啊，我就去那个听的角。”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他是个蔫有主意的人，我讲十句，往往最后他一锤定音！很快我们发现互相都依恋着对方，换句话说，真正是找到了心心相印的甜蜜感觉。
那是春天的一个星期天，中午十点半，我电话约了人骅一块来到西花厅。走进中南海的西北门，人骅突然问：“今天总理在吗？”
“当然在！七妈打电话告诉我的，今天伯伯正好在家，他们两位要见见你。”
“我真有点紧张。”一身军装的人骅手心冒汗，连鼻尖上都有细小的汗珠子。
“紧张什么！”我笑着打趣道，“待会儿进家，你就想面前的是伯伯，别想是总理就行了。”
话是这样说，一见伯伯走进客厅里，人骅“腾”的从沙发里站起身，右手紧贴帽沿，恭恭敬敬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脱口而出：“总理好！”
伯伯点点头，握着人骅的手带笑地问道：“人骅，你是不是比秉德年纪小？”
“我大，我今年三十四岁，她二十七岁，我比她大七岁！”人骅很认真地回答。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你长相英俊潇洒，样子比秉德还显得年轻嘛！”
也真怪，伯伯说完这句话，刚才面色拘谨全身紧绷的人骅，立刻显得放松多了。
“人骅，我记得兵役法上可有明文规定，独子不当兵，你是独子嘛，怎么会破例了？”七妈笑着问道。
“抗美援朝开始时，我正在大连工学院读无线电专业，我只想保家卫国是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报名参军了。当然，参军的事，我开始没敢跟父母讲，担心他们不同意，我只给爷爷写了一封信，爷爷立即回信支持我！”
“党外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沈钧儒先生确实当之无愧！”伯伯眼里流露出真诚的目光。
看餐桌上已经摆好了菜，七妈招呼大家入座，说：“人骅，你是第一次到家里来，我请大师傅加了两个菜，咱们边吃边聊嘛！”
“人骅，你妈妈姓什么，是哪里人？”伯伯吃了两口饭问道。
“我妈妈姓张，是浙江海盐人。”
“喔，海盐人？”伯伯停下筷子，头一歪又问道：“和张元济他们家有什么关系？”
“张元济是我妈妈的堂伯父。”
“噢，还真有关系！这一家子我知道，很好啊，多年来和我们党的配合一直都很好！”伯伯点点头微笑着称赞。
回家的路上我才知道，张元济是中国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而第一次见伯伯的人骅更觉得惊叹：“总理熟悉的党外朋友真多！反应联想的本事也真神了！”
一九六四年九月的一天，秋高气爽。我一进伯伯家会客厅的大门，正巧伯伯坐在客厅里沙发上看报，我迎上前叫了声：“伯伯！”
“秉德，这么高兴，是不是有喜事？”真是什么事都逃不过伯伯敏锐的目光。
“伯伯，我‘十一’要结婚了！”
“是吗？”伯伯放下报纸反问道。
“伯伯，您一定还记得，我答应过您二十五岁以后再结婚，今年我已经二十七了，算是听话了吧！”我忍不住眉眼含笑地问。
伯伯微微一笑，一回头，指着放在客厅东墙暖气架上的那个大镜框说：“秉德，把这张照片拿去，算伯伯给你们的结婚礼物吧！”
“给我？太好了！”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了。因为这是七妈在庐山亲自拍的一张风景照，画面上是含鄱口青山之巅，飘动的白云间若隐若现的两个精美的翘角凉亭，因为抓拍到位，整个画面不是静止的，仿佛那些云雾仍在流动，十分传神。照片在《中国摄影》杂志上刊登过，因为伯伯特别喜欢，七妈特意请人放大二十一英寸，配上镜框，放在客厅暖气架上，还没来得及挂到墙上。
从那一天开始，无论我的家在西安、贵州还是北京，无论搬过多少次，这张照片都一直悬挂在我的床头，因为这是伯伯亲自送给我的最珍贵的结婚礼物。
七妈则像嫁女儿一样，从缎子被面、毛织被面、毛毯、枕套到成双成对的带盖的茶杯、磨花玻璃糖罐，等等，等等，准备得一应俱全，既漂亮又实用。我用纸盒装好，再用大包袱皮一扎，捆在自行车后架上，骑车径直一古脑儿送到了婆婆家中。婆婆笑着直摇头：真是时代不一样了，新媳妇自己上门送嫁妆！
我参加过许多朋友、同事的婚礼，瞧那种在饭店摆上多少桌，这仪式，那规矩，都像在捉弄一对新人，觉得特别没意思。于是，我向公公、婆婆提了个建议：我们不举行通常的结婚仪式。两位老人欣然接受了。九月三十日晚上，两家父母、人骅的姐姐、姐夫和“月老”何谦夫妇就在家中吃了个“团圆饭”。正式结婚的日子定在“十一”，不备饭菜，桌上只摆着糖果、瓜子、花生和茶水，通知了在京的亲戚朋友，谁能来谁就来，坐坐谈谈，人太多时就先来的让后来的，完全自由的流水席。
“十一”放假，但那时国庆节天安门前年年都要游行、放焰火，长安街上午和晚上都要戒严的。可来贺喜的亲朋好友、人骅的战友来了一茬又一茬，说说笑笑，热闹喜庆。
那天，人骅的姑姑沈谱、姑父范长江也来贺喜，我和人骅忙着端茶递糖。姑姑拉着我婆婆的手说：“大嫂，恭喜恭喜，过去您还一直担心人骅总在部队男人堆里工作，生性又少言寡语找不到媳妇呢，瞧，这不找到一个好姑娘！长相水灵又落落大方。”
“是呀，人骅找到她是他的福分！秉德性格开朗，脾气随和，也很懂礼，进门就随着人骅叫我们‘好爹’、‘姆妈’，一点也不生分。”
正在这时，七妈和她的秘书张元阿姨提着一个大包敲门进来了。
可能是刚爬了三楼，身体较虚弱的七妈有点喘粗气，我急忙扶她坐下，递上茶水。七妈笑容满面地对我公公婆婆说：“恩来参加国庆典礼活动去了，我就做代表来给你们道喜。秉德这孩子不懂事，你们要多教育她噢！沈谱、长江同志，你们好呀，你们也来贺喜了！”
“大姐您好，人骅他们办事怎么也惊动了您？”姑姑迎过来与七妈握手。面对老上级，她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
“大姐您好！”姑父范长江也上前握手，别看他是新闻界的老前辈了，但对七妈的来访，脸上也写满了困惑。
“我怎么能不来？！秉德是恩来的大侄女，从小在我们跟前长大的，嫁她，就像嫁女儿嘛！”七妈反应特快，她立刻问道：“怎么，你们都不知道？”
“这太好了，这太好了！”沈谱姑姑恍然大悟，含笑对我公公感慨道：“父亲后半生视总理为知己，如果他老人家在天有知这段姻缘，一定眉开眼笑！”
后来有一次我去西花厅看七妈，七妈很动感情地对我说：“你公公、婆婆这家人真好，一点不炫耀！”
第五章爱情不能承受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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