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冬天，六爷爷被接进北京城。成了伯伯亲自批准聘请参加政府工作的周家惟一的一位亲属。
如果不是有一九五二年八月的这张照片，如果不是看见照片上我坐在伯伯身边用筷子夹起长长的面条在“埋头苦干”，为六爷爷庆八十大寿这件事，我已经完全淡忘了。那个年代，我们与伯伯虽然朝夕相处，也是难得拍张照片的。如果不是当时伯伯的警卫秘书何谦，就不会有这样一张照片。当然一定是伯伯、七妈事先安排让拍的。可以想见，对这次宴请，伯伯、七妈是很当回事的！看着照片，近五十年前的往事，一幕接着一幕浮上心头……
一九四九年底，我从学校回来，天已经快黑了。七妈招呼我：“秉德，你伯伯就要回来了，今晚天气也不太冷，你到大门口去迎一迎，陪他多走会儿路，这两天他总在开会，活动太少了。”
“好！”我答应一声，就蹦蹦跳跳来到大门口。
汽车进了大门，伯伯就下了车。我迎上去说：“伯伯，七妈说让我陪您走回家。”
“好啊！”伯伯随和地笑着，与我一边走一边聊开家常：“秉德，刚刚接到信，你六爷爷就要到北京了。”
“哪里来的六爷爷？”我忍不住奇怪地问：“伯伯，我过去有爷爷、四爷爷，他们都去世了，现在又要来一个六爷爷，我怎么那么多个爷爷呢？”
“因为我们周家是个大家庭，你爷爷辈亲兄弟加堂兄弟共有十一个，论大排行，你爷爷排行老七，这位六爷爷是你爷爷的堂兄，他是你爷爷辈里过去做事地位最高的一位了。现在你爷爷辈还健在的只剩下这六爷爷了。
“六爷爷过去是干什么工作的？他现在有多大年纪？”
“六爷爷今年也有七十六七岁了。”伯伯拧起眉头想了想说：“当年，你爷爷辈的兄弟，都去拜过绍兴师爷，给人家做徒弟，但多数都没学成，只有你二爷爷、六爷爷学的较好，你六爷爷还中了举人，做了师爷，后来曾给袁世凯做过秘书，在中南海办过公呢。”
“袁世凯不是坏人吗？”我有些吃惊，不禁脱口而出地问道。因为伯伯一向是嫉恶如仇，想当年爸爸脱离革命，伯伯都抹下脸来批评他，而六爷爷曾经给坏人当过秘书，当然为虎作伥，伯伯为什么反而和他亲呢？那个时代，学校里的教育都是非常直观的，红就是红，黑就是黑，不革命，即反革命，从来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选的！
“秉德，看事情不能那样简单，你六爷爷做事的那个年代，共产党还没有诞生嘛，他在袁世凯的大元帅府办事处任秘书时，曾经力主南北议和，并一再为南北和平统一而奔走呼吁。袁世凯一宣布要称帝，你六爷爷就提出辞职回到淮安，带着儿孙住在离驸马巷不太远的一幢条件比较好的房子里，我小时候就听说，此房子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的故居。”
“伯伯，你一说住那幢房子的爷爷，我记起爸爸和我说老家事时提到过他，就因为你学了洋学堂，参加了革命，那位爷爷就以你为反面教材，再不准自己的儿子读洋学堂，都关在家里请私塾先生讲四书五经呢！”
“这我也知道。”伯伯点点头抱着双臂站住了：“不过，这也是事实，当年我如果不离开淮安，不到沈阳、天津读书，也不会走上革命道路，也可能和留在家乡的兄弟一样沉沦下去呢！”
“伯伯，按说六爷爷家一直当官，家境应该比我们家要富裕些，你和二伯、爸爸离开淮安后，八奶奶家里那么穷，也没见他伸把手帮助接济一下呀！”我还是有点想不通，为什么人穷的时候，走背字的时候，亲戚朋友常常都烟消云散了，一旦人做官了，有名有利了，亲戚朋友都会像晴朗夜空里的星星，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数也数不清！伯伯告诉我：“那时你六爷爷也是吃老本不富裕呀！”
真是，从随伯伯住进中南海后，我才知道我们周家之大，亲属之多！真是隔三岔五，就有人往西花厅自报家门，周姓为多，其次陈姓，鲁姓也有过。我听成元功等几位工作人员算过一次，建国后一两年间，敲西花厅大门，自称是周恩来亲戚的不少于一百人！我伯伯离开淮安老家时才十二岁，许多人都不清楚哪房哪门的，于是常叫我带条子回家去问我爸爸。爸爸离家较晚，对各房亲戚关系、名号有所了解。为了能对周家各房的关系、名字理出头绪，一九六五年春天，由爸爸一房一房地说，我一笔一笔地记，并列出了一张系列表。没想到这张家表还真的派上了不少用场。
“秉德，你还小，但有一条你要记住，看人一定要从大处着眼，不能苛求，尤其是生活在旧时代的老人，只要他做过对人民有利的事，就应该记住他。就像你六爷爷，他当官时曾为人民做过两件好事，这是不应该忘记的：第一，他在江苏督军李纯秘书长的任上平息了江、浙两省的一场军阀战争，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了战火的涂炭；第二，袁世凯称帝时，他没有跟着袁世凯走，这是他政治上有远见的地方。你六爷爷是一九二九年举家搬往扬州的，七七事变后，扬州被日本人占领，他的旧交挚友中有些人当了汉奸，出于他的名望，日伪方面也曾多次请他出山，你六爷爷不卑不亢，坚持隐居。一九四六年，他从报纸上得悉我到了南京，即刻专程赶到南京梅园与我见面，如果不是国共和谈很快破裂，我又离开南京，那时我就该把老人接到身边。哎，忠孝不能两全，对生我的父亲，特别是养育我的四伯父，我都没有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现在你六爷爷要来北京，我可以尽一个晚辈的义务和孝心了。”
“六爷爷来也住在中南海吗？要不要把我们的房子腾给爷爷住？”
“不用，你六爷爷的住处我已经安排好了，住在远东饭店，那是政务院交际处所属的一个招待所，里面已经住了不少知名人士。这次你六爷爷带一个成年的孙子周华章来京，照顾他的起居生活。不久北京将成立中央文史研究馆，让你六爷爷到那去工作，既能发挥他的长处，又为人民做点好事。老有所为才能安度晚年。你说对不？”
伯伯的声音不大，却极有磁力，是那种从心灵深处发出仿佛带有历史回音的声音。在点头的片刻，我已经把伯伯那种对前辈的真情和孝心深深地烙在心里。
六爷爷到中南海西花厅的那天，伯伯、七妈特意把爸爸、妈妈及我们孩子们都接到西花厅，全家聚齐，为六爷爷接风洗尘！六爷爷满头银发，白须飘然，一身黑布中装棉衣裤，一双白边黑布棉鞋，虽已是七十又七，可腰挺背直，面红带笑，思维敏捷，谈吐潇洒。虽说一身布衣，可老人家见过大世面的坦荡自若和日月风霜磨炼出的仙风道骨丝毫没受影响。
伯伯、七妈站在西花厅的大门口迎接。我六爷爷下车后，伯伯伸出双手紧紧握住老人的手，用他很浓的淮安口音亲切招呼说：“六伯父，一路上辛苦您老人家了。这次来，就不用再回苏北老家了。既来之则安之吧。”说着连忙招呼七妈过去和六爷爷见面，伯伯和七妈一直陪坐在我六爷爷身边，与老人谈笑风生。我坐在伯伯的对面，注意到伯伯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一直看着六爷爷，那含笑的眼神，不乏对长辈的恭敬，对亲人的关切，对亲情的珍爱。那一刻，仿佛六爷爷是伯伯心灵中惟一最重要的内容。恐怕也正是伯伯的那种专注尊敬的神情，使六爷爷的神态越发自然轻松，谈天说地，不断发出朗朗的笑声。那种属于伯伯特有的专注眼神，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伯伯在世时，我只有所感慨，直到伯伯去世后，我从许多过去伯伯的新闻记录片中又看到了多次伯伯那种熟悉的专注的眼神，让我热泪盈眶。许多回忆文章，不管是外国友人还是中国人，不管是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凡是见过伯伯，并与伯伯谈过话的人，都感受到他那专注眼神中内含的亲切和尊重，仿佛那一刻他自己就是周恩来眼中的惟一和全部，于是，短短的半小时或是几小时的接见和谈话，让人记住一辈子，感动一辈子，有的甚至于改变了自己一生的道路。
一九五一年上半年，中央文史馆正式成立，六爷爷由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推荐，担任政务院总理的伯伯亲自批准，正式被聘为首批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这也是伯伯亲自批准的对自己的长辈以至周家亲属所做的惟一一次工作安排。
后来，我常听六爷爷的孙子华章哥哥说：六爷爷学习可认真了。那时《毛泽东选集》还没出版，为了提高自己的觉悟，跟上新社会的发展，七十七岁的老人家，每天吃罢早饭，便戴上老花镜，铺纸研墨，手握毛笔，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一字不漏地抄写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华章哥哥怕老人累着，劝六爷爷不要抄，告诉他书很快会印出来的。老人家却执意不肯，他说这是古训，也是他多年来养成的学习的习惯：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抄一遍，记得准记得清，也更容易理解。他老人家也确实学有心得，联系自己的沧桑经历，提笔写文章向报社投稿，赞颂新中国的成立，赞颂共产党的领导。
一九五一年，在建党三十周年的庆祝会上，六爷爷还被推选为中央文史馆的代表，和曾担任过毛主席老师、中央文史馆馆长符定一先生一起向毛主席敬酒，表示衷心的祝贺。
还有，自从六爷爷来到北京后，西花厅再不用担心找上门来冒名认亲的人了。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六爷爷曾特意给伯伯的行政警卫秘书何谦写过一封信，详细说明了当时在世的远近亲戚。他老人家亲自用毛笔工工整整抄写出的，有三千多字，这是当时关于伯伯亲属最为全面具体的一份资料。
伯伯又从淮安接来了八奶奶，最后是他为老人家养老送终。
一九五○年秋，当西山枫叶红遍的日子，伯伯又把淮安的八奶奶接到了北京。八奶奶宽宽的脸膛，慈眉善目，常常是话没开口，脸上便浮起浅浅的笑意。她虔诚地信奉观音菩萨，长年吃斋念佛。记得有回我从学校回来，八奶奶正在西花厅，刚巧一个电话找七妈，我便代替她陪着八奶奶说话。她拉我坐在身边，一双满是老茧的手，捧着我的脸蛋上下打量片刻，用难懂的淮安话：“阿弥陀佛，秉德，你是个有福的人哟！”真的，我知道八奶奶是个很可亲的人，可惜，她的淮安口音太重，我基本像听天书，也无法与她多聊天，多交流，只会笑着面对她频频点头。
看得出，伯伯、七妈对我的这位八奶奶也特别尊重、关心，安排她在惠中饭店住下，常接她和她的孙子周尔辉到西花厅来玩，还陪她去游过一次颐和园呢！凡是接八奶奶到西花厅的那天，伯伯无论多忙，也常利用饭后那一会儿工夫，陪八奶奶聊聊家常，问问家乡的人和事。
可是没住几个月，八奶奶执意要回淮安老家，伯伯、七妈再三挽留，可还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八奶奶非走不可，而且坚持要一个人走，把陪她来的孙子周尔辉留在北京读书。尔辉哥哥很孝顺，要送八奶奶回家再回来念书，八奶奶又是固执地直摇头：读书是大事，不能耽误！
伯伯能指挥千军万马，却当不了一个老太太的家，只好在春节前，让八奶奶回淮安去了。八奶奶临走前，伯伯也让爸爸、妈妈和我们全家到西花厅聚餐为老人送行，瞧着喜气洋洋的八奶奶，我真有点想不通：北京是大城市，淮安是个小地方，八奶奶在北京吃有现成的，穿也不用愁，伯伯、七妈又总是特别地关照，她何必有福不享呢？
一九五三年夏天，八奶奶又来了一次北京，还是住在惠中饭店。她来北京一是为了治病，二来主要是看看她从小带大、从未离开过的孙子周尔辉，看看他在北京上学能否过得习惯。她住了一个多月，感到放心了，又要返回淮安去。临走时，她向我伯伯反映：街坊邻居们都提醒她，驸马巷的房子和祖坟都太破旧了，都该重新修整一下。伯伯是完全反对这样做，就专门派了中央警卫局的干部王雨波护送八奶奶回淮安，同时转告淮安县政府自己的三点意见：
一、八婶的生活费今后由我来照顾，县政府不要再管了（刚进城时，伯伯是供给制，他赡养的亲戚只好由当地县政府给予适当的补贴，但到一九五三年国家各级干部都实行了薪金制，伯伯决不肯再给当地政府增加负担）；
二、驸马巷的房子不准修，不准让人参观，更不准宣扬我出生的那间房子，凡已有住户者，不准让人搬家；
三、祖坟要深埋，平掉，把土地交生产队使用。
为了这第三条意见，他事先还找了我父母前去西花厅商议过，因为这坟中埋着他们共同的祖父、祖母和母亲。伯伯说，这是家里事，他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一九五六年，八奶奶病重了，在淮安县医院治疗，她自知不久于人世，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自己的家乡。为了感谢当地政府对八奶奶治疗上的关心与照顾，特别是医疗费用和善后费用，伯伯请秘书以他的名义给县政府寄了三封信，汇了两次款，直到一九五六年年底，八奶奶去世。事实上一直是伯伯为他的婶母养老送终的。
如果算算去颐和园游览最多的一年，就算一九五一年。那一年去的次数，可以顶上后来的好几年。为什么？因为那年夏天，七妈生病了，身体十分虚弱，住在颐和园听鹂馆后面的一个院落里养病。那会儿伯伯很忙，但也常常抽空去看七妈，去时，也常带上我们三个孩子，显然是想给七妈添点乐。当然，这一回回的探望，也得益于伯伯身边工作的叔叔们的催促和安排，因为去颐和园看病人的人，在湖边绿荫中走走，坐船在湖上荡荡，这不正是最好的休息嘛。话说回来了，如果不是七妈在颐和园，叔叔想请伯伯去颐和园游玩，恐怕是绝难办到的，因为伯伯只要在西花厅，办公室就是他最喜爱的地方。我时常想：莫不是伯伯那张宽大的但也是普普通通的办公桌有极大的魔力？否则为啥他往那一坐，就两眼放光，特有精神！
许多事情我都是长大后，特别是“文革”以后才知道的：那个年代，伯伯既要管国内经济恢复，又要管国际交往，还实际负责着抗美援朝志愿军的作战指挥和全部后勤保障工作。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是家常便饭。他曾经累得昏倒过。可是当年我们竟一点都不知道！因为伯伯在我们面前永远是腰背挺直，衣装整洁，思维敏捷，目光炯炯，每回面对伯伯，当年我这个初中生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的是斯大林的那句名言：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安排七妈到颐和园休息的医生，恐怕真有“一箭双雕”的美意呢！
我们随着伯伯走进颐和园，暮色之中，清风拂面，十分惬意。汽车是停在公园的东门口，我们跟在伯伯身后走进公园，进门前，伯伯从不忘提醒工作人员：一定要买门票。伯伯仿佛不会漫步，他步履总是轻快有力，到公园又总是轻车简行。他常穿着一身灰布中山装，身边除了几个孩子，仅一两个随行的，走在湖边长廊里，与公园里的普通游客没有什么区别。有的迎面与伯伯擦肩而过，丝毫没有察觉；有的分明觉得眼熟，擦身过去后又恍然大悟，惊喜地回过头来指指点点；也有少数对面认出来的，他们快步迎上来，欣喜地与伯伯握手，亲热地聊上几句。
秉钧到底是男孩子，他拉着上幼儿园大班的妹妹秉宜，又蹦又跳地跑在前边；我毕竟上初二了，十三四岁已经有些少女的味道，便文文静静地跟在伯伯身边。这时的伯伯显得比平时更轻松些，他浓眉舒展，面带微笑，和着脚步，嘴里很有节奏地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只放在胸前的右手，也有力地打着拍子，我便跟着他一起唱。伯伯唱这首歌，曲谱咬得特准，歌词也一句不错。有时，伯伯指着长廊上的一个个画面，边欣赏边给我讲解。告诉我说长廊上的这么多画都不重复，而且每幅画面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每回我们一进院子，“七妈好”的问候声立即给听鹂馆后面的一个安静的小院平添了家的温馨。伯伯在七妈屋里坐会儿，没说两句话，七妈便笑着提出：“既然到了颐和园了，就别闷坐屋里，辜负了大好的湖光山色，走，一块到外面转转。”有时也说：“我天天到湖边散步，今天就不陪你们。恩来，你带孩子们一块去划划船吧。”那时我只是顺着七妈的意思办了，直到以后长大了，才体会出当时是病人的七妈的良苦用心：她体质很弱，照理希望丈夫在屋里陪她坐坐，她出去陪着走那么多路，其实是很辛苦的；可是，她更心疼丈夫太忙太累，她宁可自己累点，也要陪丈夫在湖边走走，自己实在吃不消时，宁可丈夫少陪自己一会儿，也要让丈夫在大自然里活动活动，换换脑子。我每每回忆起伯伯和七妈的这些往事，就能品味到“相濡以沫”的滋味。
记得那回我们坐上一条带篷的游船，船工用篙往水中一点，小船便平稳地离开岸边，穿行在亭亭玉立的荷花和托着水珠的荷叶之间。晚风迎面，清香扑鼻，让人心旷神怡。
我把手顺着船沿伸到水中一边玩着水，一边好奇地问伯伯：
“您在淮安老家有没有划过船？”
“怎么没划过！”伯伯浓眉往上一扬，头微微一歪，声音清亮地告诉我：“我们老家门前有条文渠，小时候，家里几个男孩子常常在文渠里划船打水仗，那时真没少让你八奶奶担心。真快，八奶奶回淮安大半年了，也不知近来身体怎样？”伯伯最后两句话仿佛是自语，但从他的眼神中，我读懂了他对八奶奶的惦念……
还有点我印象也特别深，那便是每次去颐和园看七妈，那个位于颐和园东北部的园中之园——谐趣园，伯伯都一定要去走一走的。当然，那里的景致的确美，它仿佛浓缩了整座颐和园的秀丽，像一座精致的盆景：中间是开满荷花、睡莲的静池，四周是亭台长廊环绕。伯伯、七妈领着我们漫步其间，仿佛置身在一幅精美的山水画中。一次伯伯招呼七妈和我们：“来来来，就在这里拍张照片吧！”于是，潇洒的伯伯、微笑的七妈和我们三姐弟，与身后高挺出水面盛开的荷花、满池翠绿的荷叶和亭台水榭瞬间化为了永恒。
当然，直到三十七年后的一九八八年，当我第一次踏上淮安故土，许多往事才找到答案。
走进了家乡的勺湖公园和又一勺公园，立刻觉得那样亲切、眼熟，陡然记起谐趣园，怪不得伯伯对谐趣园那么情有独钟！是呀，谐趣园虽说比淮安的又一勺公园精致得多，细巧得多，却真正内含了江南园林秀美的神韵，当年伯伯沿着谐趣园的曲径中行走欣赏风景，是不是也在宽慰自己平时无暇念及的思乡之情？
当我第一次听淮安的老领导讲出伯伯亲口对他们说过的自己小时候划船的故事，我才真正理解了伯伯内心深处的那片真情。
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到西花厅见伯伯的，那一天，伯伯与他谈了四五个小时，问及故乡淮安的变化十分仔细，谈到自己童年的往事。伯伯当时动情的神态和深情的回忆，给他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常常在文渠划船打水仗，大人怕出事，把小船锁起来，我们就悄悄把锁敲掉，划船远游，吓得家长们敲起大锣，满街巷吆喝寻找。”
“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把船从文渠划到河下去，我的婶娘守在码头左盼右望，直到太阳落山，才见我们船影。她急忙跑步相迎，身子晃动一下，差点跌倒。我很怕，心想，这回免不了要挨惩罚！可婶娘半句也没责备，相反，一把紧紧地搂住我，眼泪刷刷往下淌，这比挨了一顿打还使我难受，我忍不住也哭了……”
那晚，在县委招待所里，王汝祥副县长向我回忆伯伯这段谈话时不断感叹伯伯身为国家总理，却从没遗忘上一辈老人的点滴养育之恩！
那一夜，我想了许多。我恨我自己那时太小，太木，太浅，守在伯伯身边，却无缘听到伯伯发自心底的声音。我从来没想过战争年代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伯伯，多少次亲眼目睹着身边最亲爱的战友倒下去牺牲了的伯伯，建国后又有成千上万件国家大事要张罗、要操心的伯伯，心底还牢记着八奶奶当年紧紧搂住自己，眼泪刷刷往下淌的那一幕，还向家乡人坦言自己从怕受罚，到情愿挨一顿打的惭愧眼泪和内心震动！要知道，伯伯讲这些事时，那一幕，那份情，已经发生了五十多年！这漫长的半个世纪，本可以淹没洗刷掉多少往事，本可以筛去淡忘多少感情，可是流失的岁月没有动摇更没夺去伯伯那段记忆和那片真情！只有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伯伯一九五三年又一次接八奶奶到北京看病，并从开始实行工薪制后，他一直负担起八奶奶的生活、医疗乃至最后的全部安葬费用。伯伯一生一世从没忘怀八奶奶在他童年时代的养育之恩。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长大了，成家了，当妈妈了，又有了双胞胎孙孙了，当奶奶了，也步入花甲之年了，我才真正能体会到八奶奶当时的心境：人活着，确实一天也离不开吃和穿，然而，人与动物又有根本的不同，人是感情动物，如果只有吃有穿，像八奶奶当年如果在北京住下来，她有力无处使，说话别人听不懂，与周围世界无法进行感情交流，人一定觉得心里无着无落，孤独伤感，度日如年。即使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不少儿女到国外事业有成后，花钱费劲，兴冲冲地把年过花甲的父母接出国门，让他们住上花园洋房，出门便有专车，所过的生活条件比国内城市，更别提农村要强得多，可是往往老人住不了两三个月，顶多半年，说什么也要回国，回家，回到自己的一片没那里干净、美丽，更没那里富裕的天地。为什么？老人归纳得十分贴切：不懂外文，“没嘴”；不会开车，“没腿”；不能交友，“没味”；度日如年，整个是“坐监牢的滋味”！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到老了，吃穿好一点差一点，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一个熟悉愉快的生活环境，精神舒畅，一切都是美好的，反之，就是顿顿山珍海味，也是无法感到幸福的。
六爷爷思念故乡，为顾全我伯伯，他毅然断绝自己回乡之念。老人过八十大寿，伯伯扎上围裙，亲自下厨房做了两道家乡菜：梅干菜烧肉，清蒸狮子头。
我上师大女附中的那几年，周六回到中南海，有时自己碰见，有时听工作人员说，伯伯又接我六爷爷到西花厅来了。坐在西花厅的客厅里，我的伯伯与我六爷爷总有说不完的话。我注意过，他们谈话，谈及清末民初政府各级机构的建制，各级官吏工资安排等等问题，六爷爷讲解得十分仔细，伯伯也听得十分认真、专注，还不时用纸笔记下什么，像一名求知欲极强的学生。我心里常想，六爷爷讲的那些东西，伯伯并不是非要向老人家请教才会知道的，平时他是没空，可是只要他开开口，请哪位秘书查一查，都是非常方便的事，伯伯之所以如此认真地请教六爷爷，当然有他“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行必有我师也”的好学的一面，但是不是也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在抚慰六爷爷的心，让六爷爷感到自己老有所为而非老朽。果然，后来听华章哥哥说，每回六爷爷到西花厅与伯伯谈过一次话，回去都要高兴好几天，直说自己真想不到临老临老，还能为当总理的侄儿出点力。
一九五二年四月的一个周六傍晚，我从学校回来，刚进西花厅大门，就被院内的那几株海棠树迷住了。满树海棠花怒放，在火红的夕阳中如霞似云，春风摇动着花枝，一只只蜜蜂在花丛中哼唱着飞舞!正巧遇到伯伯下汽车进门。我便像往常一样陪他在院里海棠树下散步。
望着满树满枝花姿正艳的海棠，我忍不住唱起在学校刚学会的苏联歌曲《红莓花儿开》，伯伯也神情轻松地随着旋律哼唱起来，右手还微微抬起打着拍子。我心里开心，又说开傻话:“伯伯，这么美的花，要是永远开不败该多好呀!”
“花开便有花落时，这是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嘛!人不也是一样嘛，有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也有无法抗拒的老年时代的到来。”伯伯顿了一下，转了话题:“对了，你明天去看你爸爸妈妈，记得给我带句话。”
“什么话呀?”我一向是直言快语。
“你对爸爸、妈妈说，就说我说的，六爷爷年纪大了，他们有空常去看看他，陪他说说话，人老了，太冷清就更想老家了。”
我点点头，忍不住问道:“伯伯，是不是六爷爷也想回扬州啦?”
“不是。在扬州的恩夔是你六爷爷的独生子，他已经去世了，六爷爷到扬州只能看到几个孙子。”
“这倒是。”我知道心细的伯伯担心六爷爷难以承受老年丧子的打击，早已征求过六爷爷的意见，除了孙子华章外，又把他的曾孙周国镇从扬州接到北京，一边上学一边陪伴老人家，而国镇的一切开销，包括吃穿及上学的费用，由伯伯和国镇的五叔周华章共同承担着。“伯伯，是不是六爷爷又向你提出去绍兴故居看望?”因为我听爸爸说过，去年六爷爷曾经向我伯伯提出过，这里生活虽然有人照顾，吃住不愁，但是人老了总是念旧，他想乘绍兴老家还有些故旧亲朋健在时，回到离开许久的故乡。
有一回伯伯把我六爷爷又接进西花厅。爸爸一旁作陪，伯伯话语婉转，只是原则依旧：
“我派人送您老人家回绍兴这并不难，可是，只要知道您回去了，绍兴县政府能不出面吗？他们一定会给您特殊的接待和照顾。这样无形中就给当地政府增加负担，也影响人家的正常工作，对不对？再说，我作为国家的总理，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一向反对‘衣锦还乡’的旧习俗，希望在全党、全国树立起四海为家的新风尚，您老人家看，我如果这样要求别人，是不是就应该首先从自己家里人要求起？否则我再说什么也没有力量，对不对？”
六爷爷当然有些失落，但他毕竟是位见过世面且很有自制力的老人，他不愿让当总理的侄儿太为难，他便不再坚持回故乡省亲的事。不过，思乡之情，并不易解脱，所必，我猜想六爷爷现在又提出想回绍兴了。
伯伯摇摇头，话说得十分动情：“没有！你六爷爷真是位识大体顾大局的人，这一年多来，他再没向我提出回故乡的事，其实，我心里明白，老人家到了风烛残年，只会越来越想念家乡和家中的亲人！我工作太忙无法分身，没法经常陪陪你六爷爷，只有请你爸爸、妈妈多尽点心了！”
第二天，我把伯伯的话转述给爸爸，爸爸眼里顿时浮起理解的目光，急忙收拾几样食品，招呼我：“秉德，走，咱爷俩这就去看你六爷爷！”坐在公共汽车上，与我挨肩坐的爸爸，轻声跟我说了一路：你伯伯这么忙，心里还总惦着你六爷爷，接他到西花厅，邀他去颐和园，送票让老人家去听越剧。他对老人家的一片孝心一片真情，具体实在。只可惜你爷爷奶奶去世早，如果他们能够活到今天，还不知会多高兴多安慰呢！”
一九五二年八月的一天，西花厅里热闹非凡，那天是伯伯亲自安排的，让我们一家及六爷爷的孙子华章、曾孙国镇，都到西花厅里参加家宴，为六爷爷做八十大寿。
我开始真有点百思不解：六爷爷今天明明是七十九岁嘛，怎么说是做八十大寿呢？我看伯伯与六爷爷谈兴正浓，便悄悄问坐在一边的爸爸：是不是算错了年份。爸爸耐心地告诉我：你这个实心眼也没错，六爷爷今年确实是七十九岁，但是按照我们家乡的习俗，做寿都是“做九不做十”。我还有点想不通，心里暗暗嘀咕：现在是在北京呀，伯伯不是最提倡新风尚的嘛，怎么在这件事却循着旧习俗呢！对于十五岁的我，还不懂得伯伯对长辈的那种尊重和孝心。
吃饭前，伯伯招呼我们小辈的孩子，挨着个去向六爷爷鞠躬祝寿，他拍着巴掌，点名让我们给六爷爷唱歌、表演节目。歌声笑声中，我突然注意到伯伯不见了。我也不觉奇怪：伯伯是个大忙人，一定又去办公室处理什么重要的事情了吧！
“可以吃饭了！”听见伯伯的招呼声，客厅里的人抬头一看，不觉都有些意外，刚才还穿着洁白短袖衣的伯伯，此刻胸前扎上了一条白布围裙，手里还端着一个热气腾腾的菜碟，他动作利落地往桌上一放，大声说：“秉德、华章快扶六爷爷入席，大家一起入席，今天是为了给六爷爷祝寿，我特意做了两道家乡菜：绍兴梅干菜烧肉，淮安清蒸狮子头。味道地道不地道，要请六伯您老人家打分了。”
六爷爷笑吟吟地先夹了一筷子梅干菜，放进嘴就连连点头。
反正我们孩子都没吃过家乡菜，只要是荤菜都好吃，我也记不清六爷爷当时怎样评价伯伯做菜的手艺，只记得伯伯做的那两道菜都吃得底朝天，只记得六爷爷那天总在呵呵地笑，白胡须不停地颤抖，那满意幸福的模样，让人无法忘怀！
第二年的九月二日，六爷爷患老年性气管炎在北京去世了，伯伯、七妈带了我们全家，一块去北京厂桥路北的殡仪馆嘉兴寺向六爷爷的遗体三鞠躬，是伯伯主持的入殓仪式。过了四天，为六爷爷出殡时，伯伯太忙，实在无法亲自来，是由七妈带着我们全家老小，亲自送灵到北京东郊第一人民公墓，并为六爷爷的墓地铲下了第一锹土。
记得弟弟妹妹小，好像还有点怕，总往爸爸、妈妈身后躲。我没有一点怕意，因为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为老人送葬了。一九四四年，我们家搬到天津的第二年，四奶奶去世了，那时妈妈刚生了妹妹秉宜还没出满月，就由我这个七岁的长孙女替我妈妈为四奶奶守灵。
记得在小院子里，我和爸爸并排跪在四奶奶的棺木边，亲戚朋友街坊四邻上门来吊唁时，我和爸爸就磕头还礼。一则我小，还不太懂死亡是什么意思，加上我与四奶奶相处一年不到，没有太深的感情，觉着应该哭，可眼睛干干巴巴的，没有一点想掉泪的难受劲。可是转眼偷偷一看，跪在身边的爸爸眼角的泪珠不断，我立刻像小猫抓心，觉得自己不哭太不对了，即便爸爸不说，邻居不讲，班里的同学看到了，也会笑话我没肝没肺，于是，赶紧低着头，悄悄用手指在嘴里蘸点口水往眼睛下边抹。我真是第一次看见爸爸哭，我真没想到爸爸也会哭，更没想到失去四奶奶，他会哭得那么伤心！
至今我还记得，我们披麻戴孝把四奶奶的棺材送到墓地下葬时，爸爸还让我和弟弟把带来的小馒头咬一口后再丢到墓坑里。说这是规矩，活着的人咬过的馒头，死了的四奶奶才能接着……
四奶奶是伯伯的亲伯母，伯伯在天津南开上学时，得到四奶奶的多年照顾，四奶奶去世后，爸爸曾经写信到重庆告诉了伯伯。抗战时期，伯伯未能赶来天津守在老人身旁。现在六爷爷去世，伯伯有条件照应了。我看到伯伯、七妈悲痛肃穆的神情，简洁又不失庄重的仪式，让十六岁的我记了一辈子。
四爷爷、四奶奶在世时就夸我伯伯孝顺，我七妈知礼。
记得那次为六爷爷祝寿后从西花厅回来，我跟爸爸、妈妈一路散步回家。走出中南海西北门，我回头望了望，不自觉地长叹了一口气。
“小小年纪也有什么心思？”爸爸打趣地问我。
“还是六爷爷福气好。”我不无感慨地说：“如果爷爷、四爷爷都在多好，可惜他们都去世太早了，没有过上今天的太平日子，连中南海的大门都没进过……”
“是啊，说起来你六爷爷真要算周家他那辈人中最有才干也是最有福之人，不过，也是你伯伯七妈孝顺老人，过去你四奶奶在时，就常夸奖你伯伯孝顺，你七妈知礼。”妈妈接过话题。
“四爷爷、四奶奶还见过七妈？我怎么不知道？”这真令我意外。按说伯伯、七妈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广州、上海、南昌和瑞金，后来长征到了陕北，什么时候去过东北呢？
“那时还没有你，我连你妈妈还不认识，你怎么可能知道？”爸爸讲起了一九二八年我伯伯和我七妈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遇险的故事。二十四年前的一段往事活龙活现地在我眼前展开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上旬，伯伯和七妈化装成一对古董商人夫妇，从上海乘一艘去大连的日本轮船，准备经东北去苏联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伯伯粘上胡须逼真的化装，七妈合身体面的穿着，两人从容儒雅的风度，都没有引起船上特务的怀疑。惟独船到青岛时，伯伯职业革命家的习惯险些暴露了他自己。那时是在白区，要了解各地的时政、敌人动向和共产党组织有否被破坏等情况，各地报纸便是重要渠道。那天船一靠青岛码头，在船舱憋了许久的伯伯就上岸去买回了厚厚一叠报纸。这一举动立即引起特务的怀疑：商人历来奉行的是“莫谈国事”的信条，如何会买这么多报纸？特务立即拘留盘查伯伯，还拿出伯伯在黄埔军校身穿军装的照片左比右看，因为那双闪动着沉着机智目光的眼睛，太像周恩来了。特务说：你是周恩来。伯伯说：不是。问他姓什么？伯伯说姓王。问他到东北找谁？答曰：找舅舅。
伯伯以他的从容镇定，应付了特务的盘查。为防止敌人搜查，仍留在舱里的七妈机敏地将去苏联接关系的证件撕碎，用抽水马桶冲掉了。在大连上岸时，伯伯七妈又被码头上的特务盘问一番。从大连向北去的火车终于开动了，伯伯、七妈却很快发现，身后不远处有一双阴险的眼睛。他们心里明白，敌人并没有完全相信他们，派了盯梢的！带着“尾巴”绝不能与同志接头，何况又烧毁了去苏联的接头证件！可是，也不能总在旅途上逛，这样更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怎么办？伯伯此刻想到了住在吉林的四爷爷和我爸爸，便决定在吉林下车，住进旅馆后，再设法联系。
那天爸爸正好在家，一个旅馆差役模样的青年敲门，送来一封信。一瞧信封上那熟悉的字体，爸爸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急忙展开信。信中写道：“特意来看舅父，不知家中住宿是否方便？”落款则是“大鸾”。大鸾是伯伯的小名。爸爸立即明白是哥哥到了吉林，心想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于是，四爷爷让爸爸立即去旅馆，把他们接到了四爷爷家中。
“你四爷爷一生心地善良，处事严谨。”爸爸拉着我的手边走边说，思绪却仿佛回到了当年。“你四爷爷的家从沈阳搬到天津，从天津又搬回吉林，堂屋里始终挂着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事能知足心常泰’，下联是‘人到无求品自高’。他对你伯伯，对我们的治家格言是：孔子儿孙不知骂，曾子儿孙不知怒，周家儿孙不知求。要求我们晚辈勤俭，奋进，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刻苦学习，助人为乐。这些对你伯伯对我们的影响都极其深刻。在天津上学时，你伯伯和我们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先向伯父大人行礼，鞠大躬。他老人家常提醒我们：不要和有钱人家的孩子比，要自己努力刻苦学习，要本分，要节约，不要浪费粮食。吃饭时米饭掉在桌上要拣起来吃了。看见大姑娘，小媳妇，不可抬头看。在吉林那会儿，他和四奶奶单独租了一个小院，平时深居简出，和亲戚朋友很少来往。这也难怪，那时你伯伯在上海闹革命，是当局重金悬赏的‘赤匪’，你四爷爷不愿意牵累别人。但那一次我给他看你伯伯的信，信中没称他伯父而是称他舅父，他立即猜出是你伯伯遇到了麻烦。没一点犹豫，让我赶快去旅馆接回你伯伯和你七妈。这可是冒了杀头的危险的！”
“后来呢？”我着急地催促着。
“你伯伯和你七妈在你四爷爷家里住了两天。头一夜，他们屋里的灯一直亮到天明。你七妈作为周家的媳妇，是第一次见老人，与你四爷爷、四奶奶说话，她一直是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微笑着回答着老人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不难看出，你四奶奶也喜欢这个侄媳妇。如果这时来个客人，一定认为这是个知书达礼的贤慧媳妇，谁也不会联想到她是报上成天骂的‘赤匪’共产党！”
“甩掉了尾巴后，你伯伯先去哈尔滨，你七妈对老人家说：‘我是作为媳妇第一次见周家的长辈，理应多陪侍伯父、伯母一两天。’过了两天，我陪你七妈也到哈尔滨你二伯家。因为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经销毁无法接头，只能等下一批代表一道走。我又陪你七妈连续七天到火车站接头，见到了李立三才乘车前往莫斯科。”
“知子莫如父！”爸爸又想起了什么，说：“你爷爷深知你伯伯是个孝子。一九三三年你四爷爷在天津去世，你爷爷让我为他披麻戴孝送葬当孝子，你爷爷还觉不安心，一定要替你伯伯有个表示，想来想去，还是在天津报纸登的讣告上的下款加上了你伯伯的小名——大鸾。”
并不太懂革命道理的爷爷，最惦着闹革命的儿子，心甘情愿，独自孤独漂泊。
对于我的亲爷爷，我的印象可以说等于零，虽说我出生时，他还在世，但不知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小时候，我常常追问爸爸：为什么爷爷总不和我们住在一起？爸爸有时说爷爷是为了生计，有时说爷爷喜欢漂泊人生。直到解放，我们找到伯伯，全家搬到北京后，我来往于西花厅之间，成了伯伯和爸爸这亲哥俩联络和交流的“传声筒”（那时家里没有电话），加上我是长女，脾气也比较宽厚温和，我在爸爸、妈妈的眼中仿佛一下成了大人，许多老一辈的事，他们也常对我念叨。有一回爸爸正在翻看过去的老照片，见我回来，便招呼我过来，说：
“秉德，瞧，这是你爷爷的一张照片。恐怕是一九三七年在天津拍的。”
我接过一看，是爷爷在二三十年代与一些同事的合影。那时爷爷还不老，长脸，浓眉、大耳廓、黑胡子，头戴一顶黑色瓜皮帽，身穿一件玄色对襟布装。脸上没有笑容，却显得敦厚善良。细看去，都能在爷爷的这张照片里找到伯伯和爸爸的影子。我不觉脱口而出：“爸爸，你和伯伯长得真像爷爷！”
“是的，可能我连性格都像你爷爷呢！秉德，你不是想知道爷爷为什么一直漂泊在外，没有跟着我们生活吗？现在细想起来，他老人家早年确实是为了养家糊口，真可以说出于无奈。你爷爷为人忠厚老实，但在官场里拼杀，他真没太大能力，也不善于言辞。他当过小职员，当过打杂的，还在学校当过门房，收入微薄，最多没有超过三十块钱。自己吃吃用用，能给家里捎去的已经寥寥无几。你奶奶去世后，她娘家要求大办丧事，你爷爷无钱操办，万般无奈，只好把你奶奶的棺木暂停在清江浦一家庙里。可是他的收入总也不高，连我们哥仨都无法抚养，要靠四爷爷接济，更无力将你奶奶的棺木运回淮安老家安葬，年复一年地拖下来。你设身处地想一想，爷爷作为一个大男人，自己的妻子死了却久久不能入土为安，他怎会没有心理负担？他又有什么脸面在家乡度日呢？虽说你爷爷是我的亲爹爹，我从小都很少能见到他的面，更很少看到他开怀笑过。
“奶奶的棺木始终没有入土吗？”我忍不住追问道。
“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你奶奶去世二十年后，你爷爷才倾其全部存款，安葬了你奶奶，为他自己也为我们三个儿子还了愿。其实，自从你伯伯参加共产党以后，你爷爷的心再也无法宁静。他并不懂得革命的内容，但他相信自己儿子的眼光，儿子的选择。只是报纸上不断出现几千甚至上万大洋‘悬赏’你伯伯首级的字样，使他更担心自己儿子的安全。于是，你伯伯似乎成了你爷爷心头最大的念想。听当时住在上海的你恩霔叔叔（伯伯堂伯之子）说过，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形势骤然突变，共产党员随时有人被捕、被杀，这时你爷爷就跑到上海一直陪着你伯伯，帮助你伯伯做些秘密通讯联络工作，直到五月下旬，伯伯离开上海到武汉，你爷爷才回到吉林。一九三○年前后你伯伯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时，你爷爷又放心不下，一九三一年二月又到了上海，住在你二奶奶（恩霔之母）家，在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革命后，你伯伯的处境十分险恶，暂时隐蔽起来，好几个月，你爷爷一直留在上海为你伯伯做些联系工作，还尽自己的能力为伯伯做掩护。”爸爸又接着说：“后来红军长征，红军召开了遵义会议，周恩来担任了红军三人领导小组成员的报道，你爷爷都是从报上看到熟记在心的。只要知道儿子安全的准信。你爷爷他就又能安心地回到北方苦熬一阵子。那会儿当差的没有什么休假，你要请假探亲吗？行，就放你大假，也就是把你给辞了，于是，回到北方的爷爷，工作还得另找。就这样，你爷爷也无怨无悔，也不再成家，甘愿有个自由身，只身单影地清贫，年复一年地漂泊。我与你妈妈结婚后，曾多次写信让他到东北哈尔滨与我们一起生活，他总是不肯。我开始不解，后来也明白了，东北被日本人占着，从报上是不容易了解你伯伯的情况的……”
“他们从不通信，又几乎不见面，只怕伯伯对爷爷的这份情，还一点也不知道吧？”我不禁喃喃自语道。
“也未必！你伯伯又何尝不惦念你爷爷呢！抗战开始后国共合作，你伯伯在武汉有了合法的公开身份，生活相对稳定。一九三八年一月，便写信到天津，要你爷爷到武汉去与他一道生活。你爷爷毫不犹豫，立即乘车南下。那以后的四年多，恐怕是你爷爷一生中与自己长子相处最久的日子。虽说从武汉到重庆后，红岩村的生活也十分艰苦，但我相信，你爷爷能天天看着儿子忙着干革命却也平安，他的心境一定是舒畅的。”
听了爸爸这席话，我很感动。我从来只知道母爱是无价的，比大海宽，比大洋深，却从没想到父爱也会如此痴迷，如此深厚。
老舍先生当年在《抗战文艺》一九三八年第六期的一篇文章《会务报告》中曾谈到我爷爷到达武汉那天，伯伯正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上的一些情景：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的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工作。……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与会的人为他真挚的父子之情而鼓掌，也为他们父子团聚而鼓掌。
六十年后我看到老舍先生的记载，感到又进一步走进伯伯一段父子情深的内心世界。
爷爷去世前没能与我伯伯见上最后一面，伯伯恸哭不已，悲痛欲绝，竟然对我七妈大发雷霆。
事实证明，许多事情都不可以想当然。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我下班后没有回家，乘一○三路电车到府右街，去西花厅看望七妈。
自从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岁的我被伯伯接进中南海，在西花厅这个院落出出进进已经二十六个春秋，对西花厅十分熟悉。若说院内的景色，今天仍然是绿草青青，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只是失去了伯伯，这里的一切仿佛都失去了往日的魅力。我不愿多看，更不敢多想，因为那海棠树、芍药花和园中小径，分明都有伯伯的身影，都回荡着伯伯朗朗的笑声。想到这些永远地失去，我就伤心，就要落泪，可是从理智上说，我现在不应该显露出悲伤，我是来看望和宽慰七妈的，我不能再增添老人的痛苦。
七妈坐在屋里，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皮夹子在沉思。见我进来，伸出双手拉着我，要我靠在自己身边坐下。好一会儿，她才缓缓地说：
“秉德，这是你伯伯的一件遗物，抗战时期，我们在国统区工作，你伯伯如果拿公文包上街目标太大，只好把党的重要文件放在这个小皮夹里。那时工作环境险恶，特务横行，所以这个小皮夹一直贴身放在你伯伯身上，十几年如一日。进城后，就一直放在你伯伯的保险箱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做个纪念吧。”
这时，我又不由得想起伯伯刚去世时，我就向七妈提出要一件伯伯的旧衣服作纪念，只要是伯伯的遗物，越旧的越好，越破的越好！因为伯伯一生俭朴，衣服越旧，就是跟随他的年代越久，我就越感到亲切，越感到离伯伯更近些。半个月前，细心周到的七妈让工作人员整理出十份伯伯的遗物，给了我的父母及六姐弟和几位堂兄一人一份，我分到的有伯伯生前常穿的几身中山装和那件补丁摞补丁的毛巾睡袍。第一天，我睡觉前手捧着伯伯的睡袍，眼睛潮润，仿佛又像过去那样生活在伯伯的身边。转念一想，千万别弄坏这份珍贵的纪念物品，我又细心包扎叠放整齐，珍藏在箱子里。当心里难过时，便取出来看一看，摸一摸，说说自己的痛苦和思念。一九七七年，革命博物馆办伯伯的展览，七妈动员我将这件毛巾睡袍捐出来，同时七妈又补给我一件补丁稍微少一点的睡袍。一九九七年底，我又将这件睡袍捐给了天津市正在筹建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以使广大人民群众更真切地了解他、怀念他。
七妈从皮夹子里掏出伯伯三十多年前写给她的三封亲笔信，一封一封给我解释信的背景和内容：这是你伯伯在莫斯科治疗手臂时写的，这两封是转战陕北的途中写的……然后，把那个边已经磨损了的旧皮夹子递给我。
我郑重地接过皮夹子，从心底在想：是的，伯伯的皮夹子里没有一分钱，可是对于我来说，却是无以估价的珍宝。我打开皮夹子，意外地发现，里面还夹着一张发黄的照片，不觉脱口而出：“这不是我爷爷的照片吗！”
我轻轻地抽出来看看背面，发现还有伯伯亲笔写的“爹爹遗像”四个字，现在仍然清晰可见。
伯伯为什么曾经天天贴身放着爷爷的照片？我心在颤动，我相信，伯伯的这一举动，一定内涵着父子情深的动人故事。我多想更多地了解爷爷和伯伯的感情世界！
后来，我找过当时在重庆工作时见过我爷爷的同志，也从许多文献资料中了解了那些往事。
原来，跟着伯伯到重庆的爷爷晚年也很孤独：伯伯、七妈总是忙，尤其是伯伯，为处理国共合作中不断出现的摩擦，他夜以继日，成天连睡觉的时间都挤到最少最少，即便是钻防空洞躲敌机，他也要在副官挂起的马灯旁，专注地看文件看电报，常常爷爷就坐在很近的灯影里，伯伯也没时间没心境陪父亲聊聊家常。当然伯伯也知道爷爷寂寞，他也觉着心里不安。
一天上午，爷爷手握一本唐诗，正独自在红岩村的小果园里散步。
“周老爷子，你好啊！”招呼爷爷的是位年轻姑娘，她没像其他人那样打个招呼就匆匆赶着出去办事，而是陪着老人边走边聊。爷爷的两眼有神，满脸春风，真开心极了，闷在肚里的话像开闸的洪水。他与姑娘吟诵唐诗，朗朗上口，说起家常，有滋有味，久违的笑容一直挂在眉梢。时间转眼就到中午，爷爷仍然谈兴不减：
“姑娘，真高兴你陪我说一上午话，还没问你尊姓大名？”
“我叫张颖，是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的。这两天身体不好，让我到红岩村休息两天。临走前周副主席把我叫去说：小张啊，我有件私事想麻烦你一下。我工作忙，没空陪老父亲，他一个人一定很闷，你到红岩村如果身体许可，就帮我多陪陪老爷子。”
一听是儿子委托姑娘来的，爷爷立即生出许多感慨：“恩来那么忙，还能想到我，这就不易了。想我这个当父亲的，对他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心觉有愧。他是工作忙不能来看我，我也不会怪他的。”
“当然，你不是外人，我也给你说句实心的话，哎，我这儿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让我喝酒这一条，我没法接受。他说我血压高，怕我一人生活，喝多了摔着，或是下山走迷了路，让特务抓走。儿子真没少劝我，不过他劝一次，我就对他说一次：我也是花甲之年的人了，也没有别的喜好，绍兴酒乡的人嘛，就是好这么口酒，说句难听的，没有这点酒，我这几十年孤身在外漂泊，如何苦熬得下来呢？我伙食差点没关系，不喝酒可不行。等你回到他身边，千万别提喝酒这件事，就帮我带个话：我都好，让他别担心……”
一九四二年六月下旬，伯伯的小肠疝气发作，住在重庆歌乐山医院手术。大家怕爷爷着急，没敢告诉他。七月五日爷爷高烧不止，又住进了另一家医院。七妈去看他，老人反复只问一句话：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
起初，七妈没有把爷爷生病的消息告诉伯伯，她六日那天没去看伯伯，一直守在爷爷身边照顾。去医院看伯伯的办事处同志带回了一封伯伯写给七妈的亲笔信：
本星期六出院的计划打破了，因为开刀起十九天，应该是七号或十一号，再过两三天出院，也须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二十八号（指阴历，阳历就为七月十一日）本天请人吃面，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如果他希望我在家补做，那就等我回来，不过据我所知，他的思想是很迷信的，过生日总愿当天过，儿子在不在跟前倒是次要问题呢。因此，希望你还是将就他一点罢！
接到伯伯的这封信，七妈想到伯伯在医院还惦着我爷爷的生日，而我爷爷的病情恶化得这么快，她决定不再瞒着伯伯。她在爷爷床边写了封信给伯伯，告知爷爷先发冷，继之发热，体温四日未退，医生诊断为疟疾。这里有她照顾，让伯伯放心。
谁能料到，十日那天，爷爷永远闭上眼睛之时，七妈又收到一封伯伯的来信，一读他的信，一向十分坚强的七妈也再忍不住呜咽出声。
董必武同志接过信，轻轻念道：
我对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转禀他好好精养。我在这里默祷他的康宁。爹爹的病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欢饮酒，难免没有内亏。所以主治他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东西愈少吃愈好，吃的东西亦须注意消化与营养，如牛乳、豆浆、米汤、饼干之类，挂面万不可吃。假如热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则宜进行清胃灌肠，勿专当疟疾医。
董必武含泪仰天长叹，与大家商量说：恩来对父亲一向很孝敬，他又极重感情，如让他现在知道老人病故，精神受刺激，对养病不利。于是大家一致同意，暂时不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等他出院后再说。老人家的灵柩暂停在红岩沟内，待恩来回来再出殡。
要瞒住细心的伯伯真不容易，爷爷去世的消息只瞒了三天，当伯伯在医院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三日，顿时惊得脸色苍白，术后虚弱的病体不支，一下跌坐在地上泪如雨下，恸哭不已，决定立即出院。然后，他是在大家的搀扶下回到办事处的，他泪流满面，完全不能控制自己悲痛欲绝的心情，大声责问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为什么不通知他！钱之光不敢回答。伯伯转而向七妈大发雷霆：“老爷子过世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跟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责问得七妈直掉眼泪，无言以对。这一夜，谁劝也不行，伯伯执意单独坐在灵堂，为父亲守灵，直到东方欲晓，鸡叫天明……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公元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的广告栏中有一则伯伯为其父亲去世登载的讣告。全文如下：
讣告
显考懋巨公讳劭纲府君，痛于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十日骤因数日微恙突患心脏衰弱，脾胃涨大急症，经医治无效，延至当晚十一时逝世，享年六十九岁。男恩来适因病割治于中央医院，仅闻先父患症，比于昨（十三日）日遄归，方知已弃养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媳颖超随侍在侧，亲视含殓。兹业于今（十四）日清晨安葬于陪都小龙坎之阳，哀此讣告。至一切奠礼赙仪概不敢受。伏乞矜鉴
男周恩来、媳邓颖超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于重庆
据说，伯伯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惟一一位为自己父亲去世而登报发布“讣告”的人。
我爷爷的丧事在报上公布后，蒋介石等国民党政府要人致函或到红岩村吊唁。伯伯在拍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时仍不能克制自己悲痛的心情：“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毛泽东主席立即复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表达了对我的伯伯的战友深情和对我爷爷的真情哀悼。
读到了伯伯所写的信和电报的内容，听当时在场的童小鹏、张颖详细介绍，我才真正清楚并且体味到，即便做了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伯伯也从没改变他对父亲的一片孝心。他天天把“爹爹遗像”装在贴身衣袋，一装就是七八年之久，他一定想用这样的行动告诉爷爷：虽然生离死别之时他们父子没有见上最后一面，但没能为爹爹送行的儿子心里是永远想念爹爹的，他对父亲的思念是由衷的。
许多外国友人回忆起与伯伯的交往，都难忘他“吃水不忘掘井人”，从不过河拆桥，从不忘老朋友的真诚交友之道！其实在家事上，在为人子侄上，伯伯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对自己的长辈，他永远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把养老送终，当成自己天经地义的责任。
平时伯伯与我们姐弟的谈话，极少谈到我们的爷爷。只是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他对亲属们讲话时，说过一句：“我对父亲是同情的。”
到了一九七四年四月底，我大弟秉钧到北京出差，抽空去西花厅看望两位老人家，秉钧见到伯伯穿着那件补丁摞补丁的睡袍，不像平时衣着整齐、忙于公务，而是有空与他坐下来谈天。这时的秉钧哪里知道伯伯已经得了不治之症，被医生们要求得有些许的休息。不！只是些许的不那么特别忙而已。使秉钧感到意外的是，在这次谈话中，伯伯竟主动谈了自己对父亲的思念之情，他说：“我对你爷爷是很同情的。他本事不大，为人老实，一生的月工资没有超过三十块钱。但是他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坏事。而且他还掩护过我。”这些话，秉钧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伯伯在不久于人世前的肺腑之言。
第三章敬老养老是伯伯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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