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1940年冬从《新华日报》调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工作。不到一年，南方局经济组组长钱之光同志因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太忙，组织决定我兼任这个组的组长。经济组的任务是研究抗日战争中的经济问题，通过秘密党员和同情者，搜集国统区财经材料，并团结进步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分析战时经济问题。但是，对于民族资本家的工作，却不敢问津，因为这里有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
在1942年的秋天，恩来同志找我去谈话。他对我说：“经济组的活动范围，现在只限于秘密党员，限于同情者，限于进步的经济学者，这些人的作用都是不可轻视的。但是，要使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你必须出面同民族资本家打交道，做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我听了这段话之后，默默不言。恩来同志说：“你对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有意见吗？”我回答说，“要我做对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在思想上，现在我还想不通。资本家是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剥削者。民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虽然存在着区别，但是，作为剥削阶级，那是一致的。同民族资产阶级交朋友，建立统战关系，那我的阶级立场呢？共产党就是要打倒资本家，建立无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如果同民族资本家搞统战，难道不是同我们的历史任务背道而驰吗？”恩来同志听了我的话之后，大笑起来。他问道：“你拥护统一战线吗？”我说：“当然拥护”。他说，“党的统一战线难道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外边吗？连国民党蒋介石我们还要同他们搞统战，何况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爱国主义的一面。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来说，从中国今天的具体情况来说，这个阶级的爱国主义的一面就是我们同它搞统战的理论根据，何况统战工作并不只是有团结的一面了，除了团结之外，还有斗争。有团结，有斗争，正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相适应的。我们的一些同志，害怕丧失立场，只抓斗争，而忽视团结，这是不正确的。这是‘左’倾思想在作怪。你是一名老党员，你也吃过‘左’倾思想的苦头。我之所以叫你对民族资产阶级做统战工作，是因为你学过经济，在生产贸易，在市场物价，在财政税收等方面，有所了解，同民族资本家谈起来，容易谈得通”。我考虑了一会，才接受了恩来同志分配给我的这一任务。
恩来同志接着对我说，“好，你既然接受这个任务，就要好好的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从‘九一八’算起，已经有十多年，从‘七七事变’算起也有四五年；要打败日本，要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你做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就是为了坚持抗战，就是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就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立场。叫你对民族资产阶级搞统战，难道会损害你的政治立场吗？”
为了做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我必须在经济组之外找助手，因为经济组的同志都是不露面的党员，经济组新联系的秘密党员和进步分子，也很难公开同民族资本家打交道。反复考虑的结果，我就找罗叔章和胡子婴这二位同中上层资本家有接触的大姊，作为顾问，向她们请教。
这二位大姊给我介绍了工商界各帮，特别是在重庆的上海帮资本家的情况。第一步的做法是登门拜访，名片还是用《新华日报》编辑的职务。当时同民族资本家交朋友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重庆的山路崎岖，而是因为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的恐怖。不少资本家害怕接待我之后，国民党特务要同他们“算帐”。而C。C。早就通过其走狗，如潘序伦之流，对我们进行攻击。一些受蒙蔽的资本家不仅给我以闭门羹，而且在吵了一架之后，高声“送客”。他们认为国民党是正统，是国家的代表；而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不服从政令军令，破坏国家政府的统一。国民党军之所以打了败仗，追究原因，未始不是因为国家的军令政令的不统一，未始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闹独立性。他们的说法，赤裸裸地是国民党C．C．的那一套。我当然不能不向他们说清楚情况，而他们却不让我把话说完。这怎能不吵起来呢？但是，还有一些民族资本家是可以谈得来的。这可以把章乃器、胡子昂、胡厥文、刘鸿生、吴蕴初、古耕虞和潘昌猷等人，作为代表。
从1942年的秋天开始，我就在山城重庆，开始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到1945年1月11日，王若飞、潘样年和我公开在重庆“特园”招待产业界人士。不久，周恩来同志又以更大的规模招待重庆产业界人士。是年9月17日，毛泽东同志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会见刘鸿生、潘昌献、范旭东、吴羹梅、吴蕴初、章乃器、颜耀秋等人，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我同钱之光同志在场作陪。是年10月19日，周恩来同志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工业家“星五聚餐会”，讲演《当前经济大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工商统战工作，就顺利地开展了。
（二）
1946年5月间，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我党也在南京梅园新村设立南京局和中共代表团；而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设立驻沪办事处称中共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员会，对外称“周公馆”。中共代表团上海工作委员会的活动范围，是相当大的。不仅有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有来自各国的记者，而且有大量的工商业家，作为我们开展统一战线的对象。
在上海市委（地下党）的长期活动之下，一些爱国的工商业家早就成为党的朋友了。这就在工作上给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同盛丕华、包达三、蒉延芳和张絅伯等人，交上了朋友的。我经常到他们的办公室谈谈时事，把党的政策，用普通的语言，告诉他们；同时，又从他们口里了解上海工商界对时局的意见。但是，某些在重庆曾经成为朋友的工商界人士，却因为时局的日益紧张而避开我们了。
在上海工委和上海市委（地下党）的推动之下，上海各界人民团体推派代表马叙伦、吴耀宗、蒉延芳、盛丕华、张絅伯、包达三、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圣约翰大学）、陈立复（东吴大学）以及秘书胡子婴、罗叔章等，赴南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代表团在离沪前，有5万多群众在北站举行欢送大会。代表团乘车离北站后，全体欢送人员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反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立即撤退美国驻华海空军”，“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等口号。这是党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巨大成功。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4名代表受了重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周恩来同志闻讯后即与董老和邓大姐等到医院慰问并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
消息传来，上海爱国人民无不义愤填胸。上海工委派我于次日晨乘火车到南京局汇报情况。恩来同志听了我的汇报之后，指示我当晚回沪，要我向工委转达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反动派在上海的破坏。恩来同志还特别指示上海地下党，凡在运动中已暴露的，应立即撤退；强调上海地下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注意组织隐蔽，注意积蓄力量，切忌犯急性病。
上海各界人民代表团于29日返沪。我根据组织的决定，对盛丕华、蒉廷芳、张絅伯、包达三、胡子婴和罗叔章进行慰问，并高度评价他们的爱国行为。在代表团向南京请愿的过程中，虽然有个别的人，在半路下车，但是，代表团的代表和秘书，是勇敢的，是坚决的。这就使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中，其爱国的一面，是显然存在的。
恩来同志大约10天左右，必定从南京到上海来指示工作。他指示我，“你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国民党特务是不会不注意你的活动的。对于工商界的统战朋友，要注意他们的安全，不要把尾巴带到他们的办公室和家里去。但是，这并不是要你断绝同他们的来往。”根据恩来同志的指示，我是小心翼翼地同工商界的朋友们来往的。
国民党在1946年10月11日攻占张家口和丹东，并悍然下令召开伪国民大会。内战危机日益严重。恩来同志把一批干部派到香港去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他到我的宿舍谈话，指示我到香港的任务，并且一再嘱我，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要继续下去，香港的可以作为统战对象的工商界，并不比上海少，香港的环境也有比上海困难之处。但大势正在向着光明发展，困难是能克服的。在恩来同志指示之后，我同卓芬便在10月底动身到香港去了。
（三）
香港的工商界是来自国内各地的。除了英国的汇丰银行、太古公司等英资企业之外，还有广州帮、潮州帮、上海帮、福建帮、客家帮等各地的工商业者。我对他们，过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到了香港之后，通过“东纵”留下来在香港经营商业的同志，通过从上海来的民主党派的朋友，通过几位熟悉的报人，如费彝民的介绍，我渐渐同香港的工商界发生接触。在工作方式上，从个别拜访到小型聚餐会；后来发展到成立“工商俱乐部”。对“工商俱乐部”之建立我要感谢黄长水同志。（他在暨南大学毕业后，就到南洋活动；日本投降以后，又到香港经商。）经过王雨亭同志的介绍，我同老黄就成了朋友。我向他提出组织一个工商俱乐部以团结进步和中间的工商界朋友时，他欣然答应。由他出面委托律师向港英政府注册并在干诺道西某号二楼租了两间大房。注册手续很顺利，“工商俱乐部”便成为港九的合法团体了。协同他建立这个俱乐部的，还有陈祖沛和陈君冷。我还派几位秘密党员——周康仁、何平、温康兰和王雨亭，去支持他的工作。这个俱乐部在1948年秋成立了。每周至少有一次聚餐会。每次都有人做系统的发言。马寅初、章乃器、黄长水、盛丕华和我，都先后讲过话。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有时甚至椅子不够坐，有的人只好站着听讲和发言。这个俱乐部宣传的是爱国主义，宣传的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崩溃，宜传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工商政策和新中国的必然胜利。平时这个俱乐部相当安静，一到开座谈会时，会员拥挤，在国家光明前途的吸引之下，大家兴奋地热烈地在交谈。现在回头一看，这个工商俱乐部，在宣传新中国必然诞生的信念时，对香港一部分工商界，是发生了影响的。
章乃器的上川公司是上海工商界到香港找党的自然形成的地点。乃器在那个时候，同我们的合作，是相当好的，他对于这件事，相当积极。吴蕴初和俞寰澄先后在他的办公室谈到要找党时，我刚刚走进章的办公室之门，故人相见，畅谈得更加融洽了。
从1947年冬起，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党的上海局便有计划地把民主党派、文化界和工商界的重要人物，从上海送到香港。香港的党的工作委员会对于这批从上海来的知名人士，安排了生活，并且从1948年冬起利用到解放区做买卖的商船，把他们一批批地送到解放区去。第一批离港的是李济深等先生，由章汉夫同志陪伴。工商界和同工商界有密切关系的人士，如盛丕华、包达三、蒉廷芳、马寅初、陈叔通和施复亮等则是在香港欢度1949年的新年之后才北上的。由于分工，我负责同他们联系。我经常邀请他们参加工商俱乐部的活动。盛丕华的发言颇受到注意。我并且请他们几位老人和《大公报》的费彝民等了解上海情况的人，经常在跑马地一家相当安静的小饭馆，以聚餐会的方式，讨论上海解放后的经济工作。
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更加振奋了香港的爱国人士。在喜气融融中工商俱乐部更加活跃了。党的香港分局为了庆祝南京解放，用《新华社》和《群众》周报的名义，在英皇道的哥罗士打大楼的八层楼上举行了公开的、规模相当大的招待会。在这个被英国占领了一百多年的香港，中国共产党举行这样公开的招待会，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参加招待会的，不仅有还未离港的民主人士，而且还有长期居港的文化界和工商界的人士。香港工商俱乐部的朋友，几乎全体来参加了。
（四）
我奉周恩来同志之命，同潘汉年和夏衍两位同志，在庆祝南京解放的次日，静悄悄地离开香港赴北平。经过7个日日夜夜的海程，才到达我渴望已久的目的地。恩来同志在分析了战局和政局之后，指示我们赶快到丹阳的华东局报到，跟着解放军部队进入上海。关于入城后的工作，恩来同志指示：汉年协助陈毅同志做好全市的工作；夏衍协助汉年做好上海的文化工作；我的任务是协助曾山同志做好接管上海市的官僚资本和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
我同汉年、夏衍在北平住了一个多星期。我同从香港到达北平的工商界人士，接触较多。我向他们征求对于接管上海官僚资本和恢复经济的意见。黄炎培、陈叔通、马寅初、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胡子婴等人都提出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意见。我去向恩来同志汇报，他肯定我的这种做法，并且指出：“遇到重大问题，同工商界和工商界有关人物交换意见，这就是团结；在一些问题上，可能有争论，这就是斗争。而这种斗争是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的。你到上海工作，对工商界及其代表人物，必须继续使用这种有团结、有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方式和原则。”恩来同志还指示我，到了上海之后，除了帮助曾山搞好接管官僚资本和稳定市场之外，还要请示市委考虑成立工商联合会的问题。
同我们一道南下的，还有盛丕华的儿子盛康年。康年在联系党和工商界的工作上，在介绍上海工商业和工商界的情况上，都有一定贡献。此人虽然有缺点，好自炫，但是，他对党和工商界之间所起的联系作用，还是不可抹杀的。1950年间他就在上层的工商界代表人物中组织了一个“七一学习会”，是得到汉年的同意的。汉年在这个学习会上做了报告，我也在这个学习会上讲了话。因为组织这个学会，有人指责他搞小团体要同党对抗。我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从他们的学习和活动的内容来看，还看不出有这样的严重性。他同汉年接触比我多得多；汉年一倒，他就更糟糕了。他是早已离开人世的人！我曾在向恩来同志汇报盛丕老的为人及其对党的态度时，也谈到康年的事。恩来同志对我的汇报，频频点头；恩来同志认识康年，他并不把康年对党的有益活动一笔勾销！
进入上海之后，军管会宣布曾山同志是接管委员会的主任，我和刘少文同志是副主任。但是，少文又兼华东纺织部的部长，他忙得不可开交，这样，实际当接管会副主任的就是我。国民党官僚资本在不少企业是有投资的。由于这些企业有着一部分官僚资本的投资，在没收官僚资本时，必然会同有关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发生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曾山同志就要我用更多的时间，去同上海的资本家打交道。上海军管会的接管委员会的一些同志，对于同资本家打交道，既没有工夫，也没有兴趣。我在1942年经过恩来同志教导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曾老一说，我就完全接受了。
为了搞好党同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为了端正和提高上海中上层工商业者对党和人民政府的认识，市委经过反复考虑之后，由我以市工商局长的名义，于8月23日下午在中国银行楼上召开工商界座谈会。我宣布开会后，饶漱石、陈总、汉年相继讲话，解释他们的怀疑，鼓励他们搞好生产经营，为恢复上海经济做出贡献。会议从下午2时一直开到6时，好几位代表人物争着发言。我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同荣毅仁、刘靖基和郭棣活几位代表人物交上了朋友的。这次座谈会可以说是党的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人，同上海中上层企业家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见。康年在事后告诉我，这次座谈会很成功：第一是中共领导人，特别是陈总的讲话，可以说是推心置腹，不但不把资本家放在打倒之列，而且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第二是这次座谈会，除了几个记者之外，几乎全是工商界的，这证明党对工商界的重视。这样，上海的资本家就可以安心了。
接着就是筹备组织上海市工商联合会的问题。经过市委反复讨论之后，同意以盛丕华为市工商联合会的主任委员。在解放后三个月（1949年8月26日下午），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就在中国银行四楼成立了。陈总以市长的资格，我以工商局长的资格，出席会议。陈总并且讲了一篇热情感人的话。会议选出盛丕华为主任委员；胡厥文、卢给章（公方代表）和荣毅仁为副主任委员。1951年2月16日上海工商联合会正式成立，这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意义是相当大的。这证明党和国家不但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在组织上的合法性，而且在各项政策上，处处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这就使民族资产阶级极大多数的人有信心，跟着党走。
在国民经济的恢复过程中，特别是在“工商局长会议”扩大加工定货之后，私营工商业不但得到恢复而且有所发展。跟着土地改革在全国的开展，跟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进行，国内市场急速发展，私营工商业同国营经济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用他们当时的想法来说，那就是：私营与国营在地位上，要乎起平坐；在利润上，要平分秋色。在1951年秋，上海市工商界开全市代表会议时，我在大会上做了一个批判这种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报告。上海《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全文发表。那年11月因为参加中央统战部的一次会议，恩来同志的秘书通知我：“总理要找你谈话”。我到西华厅时已是下午4时。总理就在他的办公室接见我，询问上海工商界的经济情况和思想情况。在听完我的汇报之后，恩来同志说：“上海资本家的这种情况，是不能忽视的。我同意你对他们的批判，但觉得不够，必须从脱离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破坏市场的正常活动，去加以批评。现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正在进行，你今天就应坐夜车回去，向陈总汇报后，把我的意见明明白白地在大会上说一说。”我到上海，急急忙忙找陈总和汉年（刘晓同志正在卧病）汇报，陈总听了汇报之后，坚决地说，“总理的指示来得正及时。明天你就在大会上放他一炮，统战统战，不应只统而不战。”次日下午，我便在大会上严肃地批判工商界在加工定货上要摆脱社会主义，要摆脱国家计划，要搞自由化的种种错误。我在说话中所用辞语，是相当尖刻的。其尖刻的程度，是我进上海以来未曾有过的。严谔声听后，对人说，“许涤新是一个并不随便放炮的人，他突然放出这么一炮，这很可能是不祥之兆。”会议紧张了几夭，到闭幕的那一天，陈总做了长篇讲话，并且说，“许涤新放的这一炮，是相当厉害的。现在我把真相告诉你们。他的那一篇话，是周总理要他来说的。周总理希望上海工商界服从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君子爱人以德’。许涤新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你们必须仔细思量，这对你们是有好处的。”次年春“五反运动”开始之后，严谔声等人暗中说，“去年11月许涤新在市人大的那一炮，就是五反的照明弹。”
上海在当时是全国加工定货的经济重心。因而反对行贿、反对偷工减料、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当然要把上海作为主要对象。中央派薄一波同志到上海来领导这场战斗。市委对于这场战斗的打法，讨论了几天。后来，陈总提出“两路分兵”的主张，这就是把一批有代表性的大中型资本家，集中在市上，互相揭发、算帐，同工人群众的揭发，背对着背；其余大量资本家则在企业里同工人面对面，由工人群众揭发批判。一波同志同意这个意见，向中央请示，也得到批准。陈总自告奋勇，要负责前一战场。于是，由市统战部和工商局的同志，研究名单，共三百零三户。大中小资本家都有，而以大资本家为主。陈总指定汉年和我参加这一工作。汉年帮助陈总掌握形势；而具体工作，则由我出面。陈总谆谆向我交代政策。对资本主义“五毒”的问题，决不能马虎，必须切切实实掌握党的政策，但决不能不择手段，乱干一通。在这三百多个有代表性的资本家中，如果有人自杀，那就是我们工作的失败。我每天在现场工作，汉年每天总是打电话来询问情况，并提出意见。在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有两个资本家（一个姓董，一个姓杨），神色很不正常，在说话时，全身发抖。我很不放心，叫盛康年和一位干部先后去同他们谈话，详细而温和地交代党对工商界的政策。我打电话给汉年。他同意我的看法和做法，并且说，这两人决不是伤风感冒，而是政治病，要好好抓住这个问题。事实证明：这二人是因为怕过不了关，下不了台，准备一死了事。经过开导，他们放心了，把口袋里准备自杀的两瓶安眠药各自交出来。我把此事向陈总汇报，陈总说，还要提防第三个准备自杀的人，关键是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运动进入后期，如何执行中央关于处理五类户的原则问题，有几位同志主张以“退赔”数字为标准，退赔数字大的就是“完全违法户”，次之是“基本违法户”；退赔量少的才是“基本守法户”或“完全守法户”。陈总批评这种意见，认为这并不是实事求是的办法。他说，资本大，加工定货的数量自然大，退赔的数字也必然大。不能孤立地去看退赔，必须把它同加工定货的数量结合起来，还要看他们在运动中的态度；否则，这三百零三个人中的极大多数，都要成为“完全违法户”和“基本违法户”了。这怎能符合“团结多数，打击少数”的原则呢？市委同意陈总的意见。有几个退赔超过一千万元的资本家，经中央批准，定为基本违法户。当汉年代表市政府在会议上宣布荣毅仁、郭棣活、刘靖基和经叔平等人是基本守法户的时候，他们在惊愕中欢呼起来了！
“五反”运动后期，李维汉同黄炎培和陈叔通等人来上海了解五反情况。在市委的一次会议上，维汉同志向陈总提出，要调我到北京工作。陈总说，“中央的决定，哪有不服从之理？”也就在那几天，陈叔通暗中告诉我，不久前，周总理通知他，要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并要他当主任委员。他对总理的通知感到突然。他对总理说：“我是清朝的翰林，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怎么把我变成全国工商界的头子呢？”总理说：“你不是资本家，我明白，但是，你同资本家，特别是江浙帮的企业家和银行家，关系密切，大可做好工作。而且你是一位爱国老人。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党相信你，才请你出来挑这一担子。”叔老想了一想，只得表示同意；但他向周总理提出一个条件，要把许涤新从上海调到北京去当他的助手。那时好多领导人正在怀仁堂看戏，毛泽东同志也在座。总理当场同毛主席商量之后，便同意陈叔老的这个要求。当叔老在上海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我，而李维汉同志在上海市委会议上提出要调动我的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将成为北京人了。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是在“五反”运动结束之后不久召开的。陈叔通被选为主任委员，盛丕华和荣毅仁等被推为副主任委员。我以国营企业代表的身份，也被推为副主任委员。大会开完之后，我因为修改《广义政治经济学》第一卷，在北京多住几天。有一天我到致公党找严希纯同志谈话，国务院办公厅忽然来了一个电话，说周总理有事找我。于是我就坐上了派来的汽车，匆匆赶到西华厅。我问总理有什么任务，他笑着说，“你这几个月是辛苦了，今天是星期天，我有空，要听听你这几个月干的是什么”。他并且说，“为了慰劳你，今天下午请你去游颐和园，好不好？”这是一个特殊的待遇，我当然表示感谢！下了车，进入颐和园时，他对我说，内行人游园必须从后门上船，把船从后湖划到前湖，这叫做渐入佳境。邓大姐也一道上船。船不大，除总理、邓大姐和我之外，还有原在重庆时期保护总理的副官，都是10多年的熟人，因而，没有感到什么拘束。一面吃西瓜，一面谈话，谈的范围很广，我也没法完全记住。但是，有一段话，我是没法忘记的。总理问我：“你自己对这几年的工作有什么感想？”我说，“在这几年的工作中，一天忙到晚，错误缺点并不少，我自己心中有数，但是，有一件事我是想不通的”。总理问，“什么事？”我说：“我长期留在白区，留在香港工作，对延安和广大解放区，一点感性知识都没有。解放后得到了放手工作的机会，但是，长期的白区工作，总觉得束手束脚。如果我不在白区搞统战工作，那就必然不会这样！”总理笑着说：“你同《新华日报》几位负责人，是应该有一个时候到解放区去学习，去工作的。但是，白区如果没有人做地下工作，如果没有人做统战工作，行吗？现在，在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任职的许多知名民主人士，难道不是统战工作的成果吗？白区的统战工作和地下工作总得有人去做。全面地来说，如果没有武装斗争，革命当然谈不到胜利，但是，如果没有地下工作，如果没有统一战线工作，革命的胜利也是不可思议的。武装斗争是主要环节，但是它需要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来配合。你们长期在白区做统战工作，应该说是必要的，是有意义的。至于工商统战，在我们进入城市之后，意义更为突出。你只要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你就会理解统战工作，特别是工商统战工作的意义。”总理在30多年前的这段话，至今还是有生命力的。
（五）
1952年秋，我调到中央统战部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
因为我的工作同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关系，中央政治局开会有时要我去列席。1953年夏，毛泽东同志提出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对国家实现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当时大家都赞成，但时间多长？意见并不一致。恩来同志是赞成总路线的，但认为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不能搞得太快，如果搞得太快，对国家，对国民经济并不利。如果按照总理的意见，要实现这个历史任务，15年可能不够，还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可惜的是，由于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当时在起主导作用，从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到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高潮，前后还不到4年！
周总理对于资本主义改造，是把它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结合起来考虑的。不但考虑到团结资本家的问题，而且考虑到如何利用资本家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的经验为国家服务的问题。在定息问题上，周总理明确地指出这就是赎买政策。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要算经济帐，而且要算政治帐。定息原定7年，从1956年算起，到1963年就要结束。总理同陈云同志商量后，认为对定息期限有必要重新考虑。他曾叫我去汇报情况。他再三询问资产阶级人们的生活和政治思想状况。经过反复深思，认为在1963年之后，还有必要把定息延长3年，他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并向中央作了建议，得到了中央同意。到1962年，周总理再次考虑工商界的实际情况，认为到1966年结束定息的条件还未成熟，还有必要再予延长，于是又向中央建议再延长3年。毛泽东同志批准再延长两年，但是，“文化大革命”一来，定息的延长便被冲垮了。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以后，各地都把加工定货的任务，给予作为重点的国营大厂；私营小厂得不到生产任务。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成立之后，许多地方的党委纷纷来电，要求小厂也应得到生产任务，也应使工人得到工资。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坐着不管，看着各地党委如何解决工人的要求。我把情况向总理和陈云同志汇报。总理听了汇报之后，明确地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国营工厂的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私营工厂的工人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谁也不能说私营工厂的工人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成员吧”。在说明这个道理之后，总理指出：“我们的加工定货必须统筹兼顾，既要一视同仁，又要有所不同。”总理还让陈云同志给干部做一次报告，说明加工定货必须贯彻统筹的原则。这就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一个具体化。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几个月，周总理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各部部长的会议，同时，又通知我同黄玠然两人去出席。在他的报告尚未开始的时候就高声地问：“许涤新和黄玠然来了没有？”我站起来说，“来了。”他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好几个月，是否再搞下去，中央要考虑。但是，无论如何，党和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还是要进行下去，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交朋友，还是要继续下去的。1956年他们把企业交出来了，但是，他们还在祖国大地上生活着，他们还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党的统战政策要求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今天要你们来参加会议，就是要提醒你们决不可因为运动，而放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统战政策和任务。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总理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他的话说得不长，但是，意义深远，印象深刻。10年之后，当他为党为国苦斗数十年而告辞人世的时候，我到北京医院太平间去同他的遗体告别。面对着这位一生为革命而出生入死的伟大领袖，我无法控制我的悲痛，只好把眼泪吞在肚子里。我在心里暗暗地说：“总理，你放心吧，你的无私的高贵品质，将永远为中国和世界人民所敬仰和学习；你为着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苦心焦思，是一定不会落空的。”
十年浩劫，民族资产阶级的朋友们，也在苦难中度日子，但是，他们的大多数人还是跟着党走的。苦难说明他们经得起考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不但宣布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且，宣布作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已不存在。恩来同志关心民族资产阶级朋友们的进步。1953年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之后，我陪盛丕华老先生去见周总理。在谈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时，恩来同志说了四句话：“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阶级消灭，个人偷快！”很明白，周总理所说的“阶级消灭”，指的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消灭。通过做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以达到消灭这个阶级，这就是周恩来同志数十年来一贯的指导思想。
许涤新：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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