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德华
我父亲邹秉文是一九一六年从美国留学回国的中国老一代著名的农业科学家和教育家。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委派他出任中国驻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首席代表，我们全家也都在这时随他一起到了美国。一九四八年，他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人事矛盾，辞去一切职务，留在美国经商。我有兄弟姊妹六人，我的两个哥哥都是一九三八年入党的共产党员，解放前曾在上海、昆明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我大哥在党的安排下通过我父亲的关系于一九四一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经济和国际贸易；二哥参加解放战争，在一次行军中被捕人狱，是我父亲设法营救他出狱的。在党组织的同意下，他于一九四六年随我们全家一起去美国学习和工作。当然，我两个哥哥都是党员的情况在当时我父亲都是不知道的。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兄弟姐妹归心似箭，先后陆续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只有我父母，还有我大姐一家仍留在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父母越来越想念我们，很想回国和我们团聚。但是他当时不了解党的政策，以为他过去在国民党政府做过事，新中国政府会加害于他，因而一时不敢回来。一九五六年，他给我们写信，希望能在香港见一见我们。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感到由于我父亲和我两个哥哥的身份，我们一家去香港会面是不安全的。我们把这个情况向中央统战部作了汇报，并请示了周总理。
总理很快就指示我们不能去香港，要我们告诉我父母先去巴黎。当时冀朝鼎同志正在巴黎开会，总理知道解放前我父亲就认识冀朝鼎，总理就委托冀朝鼎做我父亲的工作，向我父亲说明党的政策和党对他的了解，邀请他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我父亲听后感动不已，很快地解除了多年埋藏在内心的顾虑，毅然决然地离开美国，由我国政府安排经过瑞士和苏联，回到了祖国。
我父母亲回到祖国后，无论在生活上，工作上，思想上，一直受到总理的亲切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总理常对在全国政协工作的同志说，“你们让邹秉文先生讲话，他讲错了，不要跟他计较。”总理几次在舞会上见到我们姐妹都要询问我父亲的情况，一次他问我妹妹：“你父亲没有被划为右派吧！？”我妹妹说没有。总理就放心地说：“那就好”。我父亲也把总理看成他可以完全信赖和依靠的领导和朋友，经常是事不论大小，只要有困难，就直接给总理写信。譬如，我父亲要天天洗澡，宿舍里没有洗澡设备，希望住红霞公寓，他就给总理写信。我父亲眼睛不好，订不到大字《参考消息》，他也给总理写信。
总理曾三次接见我父亲，一次是接见缨云台，一次是接见龙云，他都请我父亲来作陪。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三日，总理接见从美国回来的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时，他不但提出要同时接见我父亲，还特别提出要我们全家参加接见。当时我二哥已调广州工作，我和我小妹还在下放劳动，只有我母亲、大哥和我另一妹妹参加了接见。等赵元任先生离开后，总理特意留下了我们一家，对我父亲说：“邹先生，我是了解你的，你是江南三杰之一嘛！”（注：解放前，南京东南大学有三位著名学者，一是工科主任茅以升，一是文科主任杨杏佛，我父亲是农科主任）。总理还说：“你为共产党培养了两个好儿子，我们感谢你！”总理又谈到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同样受到冲击等，我哥哥和妹妹清楚地理解到总理是在有意识地做我父亲的思想工作，要我父亲放心，说明党对他是重视的，信任的，希望他正确对待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冲击。在这次接见中，总理还对我父亲说：“邹先生，你给我的信，我都收到了”。总理接着马上对在旁边的秘书说：“邹先生要住红霞公寓，要订大字《参考消息》，你们给解决一下。”很快，这两件事都按父亲的愿望解决了。
我父亲一九五六年回国后，留下我姐姐一家住在美国，有十几年和我们一家中断了音信。“文化大革命”时，我姐姐听到许多谣言，说我父亲已自杀身亡等，急得不得了，但又不知道我们的住址，无法联系。一九七○年，她忽然打听到我父亲是全国政协委员，她就写信到全国政协打听我父亲，终于在一九七一年这封信辗转地送到我父亲手中。信上说，她全家要来中国看望我们。但那时中、美尚未建交，我父亲马上又想到求助于总理，即刻写信给总理。总理接信后亲自安排通过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给我姐姐、姐夫和他们的五个儿女办了来中国的签证。我姐姐见到了我父母和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就是没见到我大哥（当时他正在于校受隔离审查）。又是我们敬爱的总理指示外贸部把我哥哥从干校调回北京，让我们全家得到第二次大团圆。我姐姐一家在中国期间在总理的关怀下受到很好的接待。
“文化大革命”前，总理很关心我们剧院，经常来看我们的排练和演出。一九六○年，中央歌剧院演出《洪湖赤卫队》，我演韩英。总理说要来看我们的演出。当天，由于总理有要事，我们演完了第一幕以后，我在台上看见总理来了。总理一直看完演出。演出结束后，他走上舞台，和大家一一握手。总理还要我再唱一遍“洪湖水，浪打浪”，总理一边打着拍子一边和我一起唱起来。那情景，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十年浩劫，文艺团体被江青搅得乱七八糟。尤其我们中央歌剧院，原来是总理直接抓的，江青更是千方百计要摧毁它。江青对我们剧院采取了“挖心”战术，抽走了我们剧院一批又一批的骨干，以便最后完全拆散。总理当时识破了江青的阴谋，为了保存我们这个剧院，以“下放劳动”为名，把我们整个剧院交给部队代管。在一段时期以后，还没有把我们剧院调上去的音讯，我们院里几位同志联名给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我们剧院同志下放以后，已处于无人管的状况，请总理亲自过问这件事。这封信由我设法送交总理。我请一位我过去的同学、当时是总理的秘书亲手把信交给了总理。据这位秘书后来告诉我，他问总理：“您还记得邹德华吗？”总理说：“记得！记得！”总理从头至尾非常认真地看了我们这封信，正看信时，见外面有人来，总理就把信揣到口袋里。
一九七二年，由于我们这封信，也许还有其他同志也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借着为西哈努克亲工祝寿演出的机会，把我们剧院大部分同志调回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这次隆重的祝寿演出。经过“文革”多年的压制，我们的剧院得到恢复，我们剧院每个人的艺术生命又重新焕发出光彩，这都是总理关怀的结果，大家都感到十分激动。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身负重任，掌管着繁重的国家大事，日理万机，而在他的脑海中却装着全国人民。千千万万象我父亲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和象我们兄妹这样普通的国家干部，都受到他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关怀。总理离开我们十六年了，我们怎能忘得了他？
周总理对我们一家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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