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博理
我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借复员军人可以重新学习的机会，我前后上了哥伦比亚和耶鲁大学学中文，认识了几位中国同学，听过冯玉祥将军的报告，对东方最大的文明古国发生了好奇心，向往到中国去作一次探险似的旅行。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我乘一艘货船，经受了长达一个月的颠簸，到了上海，这时我身上只有几封中国同学写的介绍信，手上只有二百元美金。
国民党疯狂进行内战时的上海，官僚的腐败，人民的痛苦，我亲眼看见。可是，同所接触的进步文化人士交谈，我萌发了到解放区去看看的愿望。
一九四八年冬，一个偶然的机会，游览北平时，认识了同北平城工部有联系的同志。城工部同意派交通领我和我妻子凤子去石家庄，我们匆匆结束了上海的工作，凤子刚好拍完电影《关不住的春光》，我清理了我设立的律师事务所，把钥匙交给上海福利会英文秘书谭宁邦。他把要到解放区找未婚夫阳早的寒春交给我，我们三人飞到北平。在地下交通带领下，乘火车到天津，不料过天津闸口就走不了了。地下工作同志来天津把我们接回北平，只好等待解放。解放后先我们顺利到达石家庄的田汉先生对我们说，周恩来听说我们未能进入解放区，还向田汉先生询问了情况。
北平解放，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先生，是在北京饭店大厅，我们参加两位熟人的子女结婚典礼。周总理先生也来了，他和我们热情地握了手，还询问了我的生活情况。
五十年代初美国反华声浪中，特别是美国侵略朝鲜，中国抗美援朝高潮中，作为一个美国人，思考自己的处境，精神感到一种压力。
这时我已被安排到对外联络局任编译，在等待工作期间，翻译了《新儿女英雄传》，美国出版。事后我知道我的工作安排来自总理的指示。
不久，我从对外联络局调到外文出版社，中国文艺杂志社，任文学翻译。这时，我要求参加中国同志们的政治学习，不料不仅未被接受，却把我和其他外国工作人员改为专家待遇，我十分不解，和中国同志比，不仅政治待遇不一，而经济待遇也差得远了！我不拿专家待遇的钱，只拿生活费，谁知“文革”结束后，组织给我一笔存款，也就是我不肯要的专家待遇的款！
一九六三年，我申请加入中国籍。我想不到申请入籍手续如此简单。写一份申请书，不久我就拿到批准入籍的证书，批准人签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入籍后，我也被吸收参加中国同志们的政治学习了。
六十年代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凤子被她的单位点名是重点审查对象，留住机关，不能回家。这时我的工作仍在中国文学杂志社，因为是期刊，不能停刊，我的工作不能停。一度参加造反派组织。不久，所有入中国籍的外国人都不得参加造反组织，说这决定来自国务院周总理。这指示是对我们的保护，可当时我却想不通。
一九七一年杨振宁回国探亲，有人问我，你不也可以赴美探亲吗？我写了报告，果然批准，虽然中美尚未建交，我能返美探亲实属意外。当时风子正在干校劳动“改造”，她得到我的信，请假回家料理我的远行。当时，我们这个家，只我一个人，妻子下放，女儿在工厂，保姆也走了，邻居四口人也都在各自的干校，我一走，锁大门的钥匙交给准？妻子所在干校的军宣队不批准她的假，她给我写信说，别管她了，回家无望。准知在我行前两天，她竟被人“押送”回家了。据说军宣队领导找她谈话，事后我们知道是国务院外事组给干校打了电话，指示他们批准凤子回家。我是中国籍的外国专家，我出国，妻子应到机场送行，这是国际惯例吧。凤子十分诧异怎么会批准她回家的？我心里明白，是周恩来总理对我们的照顾。抗日战争时期，凤子就在重庆参加抗日演剧活动，在党的外围工作。她早已认识周恩来总理。我知道总理是了解凤子的，我写了信给总理，不只是要她回家送我远行，我更想弄清楚风子究竟有什么问题被拘留在于校。但我未告诉她我给总理写信的事，我怕她埋怨我在这个时候增添总理的麻烦，一九七五年，她“解放”回家，曾见到邓颖超大姐，邓大姐告诉她，我给总理写的几封信，她都看到了，可是总理当时有多少重要事处理，其处境之难，可以想见。凤子批评我不该写信打扰总理，而且总理正身患重病啊！在当时，我除了请求总理外，我又能做什么呢？！
我先到加拿大和我母亲、妹妹通了电话，她们立即开车到加拿大来看我，几十年的分别终于重聚，我从心里感激周恩来先生！
结束美加之行后，我曾到英国访友，中国驻英使馆突然通知我到瑞士去看望病危的斯诺，当时从中国到瑞士的还有马海德大夫。斯诺终于不治！我和中国营救小组的大夫们一块回到北京。派马海德和我去瑞士探视斯诺，也是周总理的决定，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美国人。还派了医疗小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一个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斯诺的关心，这一行动的决策者就是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崇敬的周恩来先生！
我和周恩来先生见面多次，较多在大会议厅上或宴席上。他给我的印象是那样的深刻，他炯炯有神的两眼，直射迸我的心底，透出热情的光芒，那么亲切，那么平易近人。和人握手谈话，就象一个多年相识的老友。不似某些人，甚至职位并不高，却一边握手，一边眼望他处。
一九七三年，“三八”妇女节，这天却召开了一个外国专家招待会。总理已身患绝症，仍然支撑着到会，而且作了重要讲话。为“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对外国专家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几位被诬告受害的外国专家恢复名誉，并且道歉！也对个别所谓革命派实际投政治机的外籍人员点了名。这个会开得人心舒畅，他的讲话如此坦诚，字字句句深印人心！
最后一次见到总理，是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在大会堂大宴会厅，我们谁都没有想到病中的总理竟来和大家见面。人们兴奋地热烈鼓掌，久久不息，谁都忘了他是病人，谁也不愿意接受他是病人这个事实！熟悉的总理消瘦得脱了形，可他似乎有意来和大家告别，支撑着病体来到大会堂三楼大厅，他的声音仍然那么宏亮，谁知道这是我们听到他的最后的声音！
想不到病魔竟夺去了这位伟人的生命！他的死是中国人民的损失，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损失！
我怀念您，敬爱的周总理！
怀念您啊，敬爱的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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