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雪
周总理的英名同我们民族的命运紧紧相系，他的一生为着民族的兴旺鞠躬尽瘁、英勇斗争，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每一个胜利，都浸透着他的心血和劳苦，在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在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巩固和发展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以及革命统一战线等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国际事务中，总理以博大的胸怀，加强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他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这样一位无私无畏的革命家，一位伟大的创业者，将永远为人民所崇敬。在逝去的岁月里，我最不能忘却的是周总理的教诲，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讲话总是充满着对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酷爱，在我的心中时常燃起为人民奋发的热情。我敬仰总理，因此我十分珍惜同总理的接触，虽然是有限的，对我却是永恒的，兴许是我行将进入耄耄之年，这种永恒的思念更显得有份量，仍在不断地激励着我。
那是在延安时期的一九四一年，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成立的第一个戏《雷雨》在党校礼堂演出。我们这些从大后方来到延安的年轻人，对这次演出抱着极大的热情，我是这个戏的导演，又饰演周萍，陈戈饰周朴园、雷平饰繁漪、尹文源饰施萍、朱漪饰四凤、田兰饰周冲，戏演得很紧凑，因为是在解放区，我们都充分地施展了自己的才华。有一天总理从重庆回到延安，百忙之中来看我们的演出，大家很紧张又非常地高兴，总理看过戏后，给了演出很大的肯定，特别是赞赏雷平和陈戈的表演。谈话之中，突然问起剧院需要什么，我们被这突然的提问弄懵了。谁都知道在延安演戏，要比在其它地方条件好得多，特别是我们有着一个非常和谐的创作空气，大家表示已经很满足了，不再需要什么。我在总理身边只是轻轻地提到在延安想读些书。总理走后又去了重庆，在那个特殊的年月，继续为民族存亡进行着殊死的斗争。我们带着一种幸福感，继续排戏，继续演出。有一天突然从党中央所在地给我打来电话，说是总理从重庆给你们带回来一批书，派人来取吧。我简直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当时的心情，总理日理万机，还想着我们有个读书的愿望。书从重庆带到延安，不知要经多少艰难，当我们手捧这些书籍，我们意识到的是总理巨大的关怀。正是这一批数百本书，在延安青艺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不仅是我们的一个读书的园地，也成为我们附近兄弟单位读书的地方，大家传递着总理送来的书，传递着党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对文艺工作者的爱护和关怀。就是在那以后，总理能叫上我们当时在场的每个人的名字，直到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使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更为伟大的征程。正是在总理的关怀下戏剧进入正规化建设，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北京成立。从那个时候开始，剧院的每个戏，总理都来看，有时从国外回来，由飞机场直接到位于东单的青艺剧场，他关心剧院建设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创作，还包括舞台灯光，演员的台词，特别是戏剧舞台与社会、人民、与国家建设的关系。
那是一九五九年末，西藏出现分裂国家统一的叛乱，一些心怀叵测的人制造所谓西藏的归属问题，田汉同志奋笔写出《文成公主》，一九六○年一月总理亲自主持座谈会，有史学家、理论家、剧作家以及当时各方面的领导共议如何把握这出戏。总理在征得各方面的意见之后，精辟地阐述和强调了《文成公主》的主题是民族团结友好，指出写历史剧，可以避开不利于今天的历史，也可以强调有利于今天的历史，但不可更改历史，要写出当年藏族最兴盛的景象，要自始至终围绕着民族团结亲好做文章，同时要注意松赞干布形象和他的气概。总理责成周扬、汪锋、阳翰笙、吴晗、田汉为这部巨著的工作小组，指出戏要有规模、有气势。《文成公主》这部大型史诗戏剧，是总理亲自用满腔热情和一片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心血浇灌出来的；我在这部戏里饰演松赞干布，也是总理亲自指定的，文成公主由郑振瑶扮演。那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艺术创造，它的影响远远超出舞台本身。总理留给我们的思考是人民戏剧同民族命运的血缘关系。
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迎利陀娑，青艺排演了《沙恭达罗》。将印度戏剧搬上中国舞台这大概是首次，对我来讲这是一次陌生而又严峻的舞台实践。总理陪着印度使节来看这出戏，他用十分严肃而又十分亲切的话告诉我们：有了这部戏，我在同印度就中印关系的接触中，就可以少说许多话了。总理是把戏剧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让我们来意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国家使命。这是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透澈的铨释。一九六四年的五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国务院小礼堂演出了反映延安大生产运动的《豹子湾战斗》。总理、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叶剑英、贺龙、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去观看演出。当舞台上展现出当年延安的生活情景，听到悠扬的“信天游”歌声时，一阵热烈的鼓掌声，这是我们在任何其它场的演出时都未曾见过的。戏演到一半，总理特意派了一位工作人员来到后台告诉我们：因为有事，他不能看完，有机会他还要看这个戏。总理又亲自委托陈毅同志看完戏后留下来给我们谈意见。
过了不久，总理果然到青艺剧场来看演出。这是一九六四年的五月三十一日，演出结束后，大家无比兴奋地围在总理周围，陪着总理向剧院东院的休息室走去。到了休息室门口，他停下脚步，同我们一一握手，把每一个人都让进休息室，他才最后一个进来坐下。总理问我们：你们这个组总是演兵的吧！这次谈话，就是从“演兵”这个题目开始的。他细致地询问了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多大岁数？是农村来的，还是城市的学生出身？过去下过部队吗，身体如何？下部队生活，粮食够不够吃？……又询问了我们到部队深入生活的情况：到哪个部队？什么时候去的？都当了兵了吗？参加了哪些训练？射击和刺杀的成绩如何？……同时，还询问了剧院的体制、规划，其它几个队深入生活的情况。这是总理深夜向一个演出团体的一次实地调查，他那样细致，那样认真，那样亲切，他的音容笑貌如同是在昨日。总理说：深入生活，向部队学习，是件不容易的事，长期下去就好了，你们不但要演工、农，而且要演兵。你们这个队，不要一会儿搞农村，一会儿搞工厂，一会儿搞部队。要抓住部队搞，要搞就搞透。你们青年剧院，可以一个队搞工厂，一个队搞农村，一个队搞部队，下决心搞他几年。你们下部队能把部队的本事学会就好了。学射击、学刺杀，还要学通信，学侦察等等，借此机会入伍。一次搞三个月，搞它四次就是一年，八次就是两年……总理问：你们年纪最大的是谁？当兵吗？五十岁当兵，了不起。搞事业要有决心，要有毅力，象陈总的名字一样，陈总名毅，字仲宏。要有毅力，持之以恒。你们大部分是解放以后参加工作的，过了十五年的和平生活，缺少劳动。你们缺少战斗生活，缺少阶级斗争，缺少和工农兵结合……你们最好半年下部队生活，半年演戏。下去生活的时间，一次可长可短，但起码要下去三年，到建国二十周年纪念的时候，你们一定可以演出高标准的好戏。算起来并不算长，才几年的时间。演员演得好，可以干到六十岁。你们平均才三十岁左右，应当有信心，总理要求大家到部队当兵，拿起枪来能打仗；到农村当农民，拿起锄头能种田；到工厂当工人，开动机器能出产品，总理进一步指出：文艺界要彻底改造，要与工农兵同吃同住，你们分几次下去，搞个四到六年，就可以出现新局面。
这次谈话，总理对《豹子湾战斗》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我作为这个戏的导演，真是受益匪浅。总理谈到有些作品把先进人物神化了，造成先进人物的四平八稳，概念化和千篇一律。他对如何克服这种状况作了深刻的阐述。在剧本主题的分析中，总理谈到大庆精神在今天就是南泥湾精神的再现。提出自力更生是个严肃的战斗任务。他主张作为一个有着革命历史传统的青年艺术剧院，一年中的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下面，把戏送给群众，这也是向群众学习的最好机会，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或其它大城市。总理十分亲切地以《抓壮丁》在延安时的演出同今天的演出相比较，认为那时接触民众，心目中都有个讽刺对象——地主和国民党统治者的腐败，现在不如过去了，多少失去了那时的一股气氛，只是在演戏，由此他再次强调到生活中去，到斗争中去。
确实是这样，如果没有邓止怡同志以导演的身份带着演员到宣北部队去当兵，是不会有《豹子湾战斗》的舞台氛围的。总理之所以肯定这个戏，其意义就在于体现了生活与戏剧的关系。当我们悟到了这个深意之后，剧院采取了措施，在巩固部队生活的同时，由石羽同志领着一部分同志去了山东，向农民学习，排演反映农村生活的《丰收之后》；由我带着一部分同志去了大庆。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孙维世同志也是根据总理的教导在大庆生活，那是一个非常火热的年代，大庆的工人家属立志开创工农结合的大局面，建立大工矿的农业基地，由此结束石油基地的粮、油、蔬菜靠农民的历史。这个伟大的创举和艰苦的实践，被金山、孙维世以他们的才智形成一部很有影响的戏，那就是脍炙人口的《初升的太阳》。因此，总理的教诲，总是带着隽永的思想，带着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主张。记得，青艺还曾请于村同志带着一部分同志去大西北，周扬同志曾就此希望青艺在自身建设中开创一个新的局面，有朝一日在大庆召开各路深人生活，进行艺术创造的经验交流……
我追忆这些往事，我也留恋那些令人振奋的生活。同时，我也时有愧疚，有些事却带着点历史的遗憾，在那个不正常的年月，总理的期望未能坚持。而今，当我重温这些往事时，我仍然觉着总理的思考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总理一生，心中只有人民，人民心中永驻总理的音容，作为一个一生从事党的戏剧工作的老兵，在我们这个国土上，我仍然想的是，只有人民的戏剧，才有戏剧的未来。
“青艺”，在总理关怀下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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