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煤
一
进入一九九二年的春天，作为电影战线上的一个老退役兵，回忆在建国四十周年和建党七十周年双庆的日子里，看到电影界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不禁感慨万千！电影界的朋友们拍摄了一批优秀的反映我国重大革命题材的影片，如《巍巍昆仑》、《开国大典》、《开天辟地》、《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周恩来》等等。这些影片塑造了我国无产阶级老一辈革命家、革命领袖人物栩栩如真、生动感人的光辉形象，再现了他们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由于崇高的品德与智慧，对历史进程所起的伟大作用和不可磨灭的功勋，不仅对历史的真实有着深刻的揭示，而且具有强烈的艺术噬力。这些影片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不仅在中国电影艺术史，也在世界电影艺术史上写下了一页崭新的诗篇。
中国电影艺术之所以取得今天这样巨大的成就，回顾中国电影事业在发展的道路中所经历的曲折、艰辛，缅怀周恩来总理对电影艺术那些无微不至的热情关怀，亲切教诲，我不能不心情激荡，无限感慨。
我回忆起和周总理的一些重要的会见和所听到的教诲，衷心希望电影界的朋友们能够更好的总结经验，既要看到反映重大革命题材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要看到反映现实题材的严重不足，继续前进。
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周总理许多生动的印象，但最难忘怀的，还是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次会晤。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深夜，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同志打电话给我，通知我，周总理明天上午在北京医院要接见上海全国政协电影界几位委员，让我去参加。
接到电话后，我不免有些疑虑，前两天还看到总理高高兴兴地和我们见面，怎么住医院了？又为什么在医院还急着找我们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我立即联想到，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人柯庆施已经宣布过，上海不欢迎夏衍、陈荒煤去干预上海的电影工作。我又触犯了什么呢？
而且，刚刚在前两天的一个下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已经和我们见过面。总理见到沈浮、赵丹、郑君里、张瑞芳、陈鲤庭他们，亲切地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情况、家庭情况。陈毅既是上海的老市长，又是上海文艺界的老朋友。所以这次见面，有如家人久别重逢，欢聚一堂，谈笑风生。当时准也没有想到要向领导汇报什么问题，希望总理讲点什么。
更没有想到陈毅同志突然向总理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
“总理，难得有这么个机会，我好久没有看电影了，让他们搞一部电影看看吧。”
总理也被陈老总那“请求”的神情逗笑了，就让我去安排。我赶忙给电影局打电话，得知放映室里只有一部刚刚送来的译制片（片名我忘了）。我问总理看不看，没等总理答复，陈老总就说。“可以嘛，可以嘛。”笑嘻嘻地站起身来要走了。这时候，总理才说他还有点事，不去看了，要我们陪陈老总去看。
于是，我们就到文化部大楼地下室一个小放映室里，陪陈老总看了这场电影。
回想这些情况，我越发感到奇怪。总理突然进了医院，为什么还这样急于找我们谈话，到底为了什么？我不禁犯了职业病，把这一年赵丹、君里、瑞芳、沈浮等正在拍摄的影片——特别是我喜欢和支持的影片，都在脑海里滤了一遍，想想到底有什么问题，结果，想到上海的一些情况，一夜没有睡好。
上海电影界的情况的确相当复杂。它的确是中国革命电影的发源地，有一大批从三十年代起就从事电影工作的老同志成为新中国电影的开拓者，做出了重要的成绩。但另一方面又的确有人认为这里是一群“小资产阶级的王国”。
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时，批判钟惦棐同志，有一条骇人听闻的罪状，就是惦棐同志讲过一句话：
“上海是电影界的半壁江山”，是企图煽动上海电影界搞“复辟”活动。
我也亲自听到一位吉林省的宣传部领导人对我讲。
“我们中国电影走面向工农兵的方向，要靠赵丹、白杨他们这些人，真可笑！”
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写了一篇很错误的文章《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不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批判了许多影片，认为这些影片的错误：
“实质上就是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动摇和背叛，一直到公开摇着白旗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
这件事当然引起了何庆施的不满。尽管后来我作了检讨，柯庆施也还是宣布，上海不欢迎陈某人来干预电影工作。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之前一九五六年我到上海时，柯庆施亲自我我谈话，让我回去向文化部党组汇报，上海不欢迎夏衍同志再过问上海的电影工作，上海自己能够管好电影——不期料到了一九五八年又宣布我是不受欢迎的人。
总之，柯庆施，张春桥实际上是要由他们任意控制电影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任何人不能违背他们的意志。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们早就伙同江青进行种种阴谋活动了。
张春桥在“文革”之前，就宣布电影界有一条夏（衍）、陈（荒煤）修正主义路线了。
二
四月二十三日上午我到了北京医院，才听到护士长告诉我，周总理因为痔疮复发，但正在忙着开人大、政协会议，不肯住院治疗，只让医生打针止血卧床休息一天。这位瘦小的护士长流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忧虑神情叹道：
“可又把你们找到病房里来谈话！”
总理住在一间不大的单人病房里，我们一走进去就把病房挤满了。
周总理平躺在病床上，笑容满面地和我们一一握手。然后，他才告诉我们，前两天和我们会见时，他原想谈谈他最近思考的一些问题，没想到陈老总突然要看电影，结果没有谈成，所以趁着在医院休息一天的时间里，“请你们来谈”。
他然后伸手从枕头下面掏出一张纸条来，看来他还是作了准备的。
这时候，郑君里高兴地笑道：
“我们早就想听总理的指示了。”
总理听后又把纸条摸在手掌里，微笑着而又严肃地看了我们一眼，指着赵丹等说道：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你们是我在重庆时候就认识了——荒煤倒是我回延安去之后才认识的——如果你们把我看成领导，要我作什么指示，我就不讲了，要是把我当做一个朋友，我倒愿意讲点心里话。”
于是，君里又直点头，笑着表示道歉。赵丹着急地埋怨君里，两个人又急忙央求总理讲。他们那种神情，简直像两个大孩子似的，有些顽皮的笑容，不禁使总理和我们大家都欢乐地笑了起来。但我也的确感到这是一种真挚友情的流露，甚至可以说是君里、赵丹对这种友情的得意的享受和陶醉。连那位护士长也高兴地笑了起来，一面又流露出难以理解的神情，她恐怕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吧：一位总理和几个演员之间却有这样亲切的交谈。周总理后来不时看看那纸条，给我们谈了许多。当时我没有带笔记本，没有作记录。现在保存的只是张瑞芳同志当时记录下来的较简单的记录稿，但周总理当时讲的重要论点和精神都保存下来了。
（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周总理后来又重新归纳起来，于五月三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部分北京文艺工作者作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
总之，周总理根据他观察到的文艺界、电影界在“大跃进”期间的一些“左”的错误提出了他的看法。实质上是提出了一个如何正确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创作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用辩证的观点去认识艺术客观规律的问题；就思想性与艺术性、数量和质量、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领导方法与作风和艺术领导民主，形式与风格等等问题，全面地阐述了一个观点：即对待艺术创作，用一个生动的形象比喻来说，必须学会用两条腿走路，防止片面性和主观性。
三
我现在根据记录稿和回忆，尽可能按照总理讲话的顺序和一些感受写下来。周总理一开始就讲，他通过每次会议，发现我们许多部门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不会两条腿走路。他认为：
两条腿走路，这是做一切工作的规律，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毛主席运用这个方法非常熟练。
两条腿走路，去体会一下，就像小孩子开始学走路一样，一开始总是走不好的。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设想一下对立面，否则就容易有片面性。尤其艺术作品，是精神产品，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就会引起不同的意见。一张画有几处败笔，画坏了，就很突出。一部作品有几分之一的败笔，就会叫人看不下去。
这是从广大观众的角度来要求。
从我们领导上看，只要作品基本上是好的就可以了。可是艺术产品是给大多数人看的，就更要照顾到广大的群众。
我现在回顾一下电影的历史，不能不感到惭愧和内疚，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真正体会到周总理这一个重要的思想：
要求创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主要是照顾到广大群众的需要，要考虑到广大群众。
在电影界，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创作人员中形成一种思想：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
我们搞艺术生产的领导同志也往往是看重把政治关，而忽视艺术质量，只要领导上对政治上没有什么意见就可以了。我们很少想到“艺术创作是给广大群众看的”，因而要求艺术上的更加完美。
周总理却是从群众的角度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从领导的角度，他反而强调不要求全责备。
他认为：
“文艺创作不能粗糙，这是一个极其细致的工作。但万一失败了，也是成功之母。艺术创作每一次都成功是没有的。所以不能人人作诗。毛主席作了很多的诗，发表的并没有许多。建安七君子的诗，也没有留下多少。因此，创作也不能为有一次失败就失去信心。作家不可能创作大多的作品，电影也不可能每一次都成功。”
第二点，总理指出：
“领导必须与群众相结合，不能认为领导什么都行，而往往是群众的智慧超过领导。领导的本事是要善于集中。想一鸣惊人是不行的。”
这时候，总理就指着我说：
“荒煤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没有和大家商量，就被袁文殊攻了一下。”
——这就是指我前面讲到的那篇错误的文章：《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受到了袁文殊的批评，我同时也写了回信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承认：
“文章最主要的缺点，是在批判错误倾向的同时，对各种影片中所表现的程度不同的错误，特别是错误的性质，没有仔细地加以区别，具体的分析很不够……我同意，把许多有错误思想的影片一律叫做‘白旗’是不恰当的。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对‘白旗’的这个概念是不明确的。”
我当时也向总理说，这篇文章是错误的。
周总理随即又提出来，制片厂的领导要发扬民主的作风：
“电影厂的领导可以召集各级干部的会议——发牢骚的人也可以吸收，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就会集中大家的智慧，因为群众的特长，就是从自己最熟悉的角度提出意见。领导要善于集中，并且要学会集中群众的意见。不会集中群众的意见，就不能领导群众。当然，人云亦云也不行。”
第三，周总理又强调指出，既要学会两条腿走路，又要把握主导的方面，也就是引导正确的方向。事物的发展总有主导的方面。
他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跳舞，也有主导的一面。两个人都主导就不行了，就会乱了脚步。
他还指出在艺术创作方面，既要求十分细致，又不要求全责备。但应以要求细致作为主导方面。
他又指出：“导演也应该是这样，要善于听取集中群众的意见，并且坚持下去。之后，又不断吸收群众的意见，这就会使得创作更加丰富起来。”
第四，周总理对国庆十周年献礼片的创作提出极其宝贵的意见。
首先，他指出：“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大家心情舒畅，不要搞得过分紧张——过分紧张之后就会带来疲劳，疲劳之后就会泄劲。工作还是要一张一弛。
国庆献礼片不要搞得太多，要在可能条件下进行。
以后四个月不要再催制片厂了，必要的条件要给予支持。有些献礼片搞不出来也别着急。
上影有八部影片献礼，又和新疆合拍《绿洲凯歌》，是否太多了，可以与袁文殊说一下。
八九部献礼片，如果国庆节搞不出来，到年底交也可以。
好的影片，宁可不惜功本，明知不好的可以不拍，宁可上了马的下马。”
现在，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周总理和我们的这次谈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明确指出：
“艺术创作不能和工农业生产一样要求多快好省，要量力而行，不要勉强。是粗制滥造好，还是细致一些好？”
他还举国庆工程为例，北京要上十四个工程实在太紧张了，有两个工程决定下马了。
“而艺术是精神产品，就更应该注意质量。”
可惜，总理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地发挥，在他五月三日紫光阁的讲话中也没有再强调这一点。
到了“文革”期间，我多次在不同的会议上传达并阐述了我对总理这种意见的看法，后来还写过一篇文章：《提高质量是为了更好的跃进》。
特别是我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厂长会议上的发言中，对一九五八年电影界搞“大跃进”，刮浮夸风，最后归纳为三条：
一、许多影片在宣传党的政策方面有片面浮夸风。
二、片面地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
三、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强调政治，忽视艺术。
而文化部党组七月十九日给党中央的报告中也非常明确指出：
“一九五八年艺术片生产中，这种只满足数量忽视质量，只注意‘政治’不注意艺术性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
结果，到了庐山会议之后，在反右倾运动中，都成了我的右倾思想，受到了批评。我和夏衍都成了文化部党组“重点帮助”的对象；到了“文革”期间，就更加成为反对毛主席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罪行”了。
回顾这段历史，我深深感到，周总理在那时候提出，艺术生产不能和工农业生产一样多快好省，应该注意质量的问题，的确是尊重艺术规律的一种科学态度。而且，历史已经证明，即使是工农业生产也未必都能够多快好省，何况是艺术生产？
所以总理最后特别指出，一定要注意，使得创作人员“既要鼓足干劲——这是主导方面，又必须心情舒畅”。还举演员为例：
“不可能设想，演员要他哭就哭，舍不得用胶片。什么事都一样，要求过头了就成为荒谬。漂亮的人，如果脂粉抹多了，反倒不好看了。这个扣子一定要解开。不然，创作人员就不能精神舒畅。”
第五，周总理指出：
“对国庆献礼片，也要两条腿走路：
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
“这个经验也不是很容易得到的。国家工程的例子就是如此。你们献礼的影片，九部中有六部好的，我就满意了。如九部中有四部不好的，我宁可上六部好的。好的中间当然也还有上中下。这样，胶片也可集中使用了，人力物力不够的情况也可以好一些了。人力物力都要留有余地，要留有百分之二十的余地。人力、物力、胶片都应该如此。”
他特别讲到演员不宜大紧张：
“演员刚刚把自己这个角色准备好，情绪集中了，你又让他去搞别的事情，他怎么能演好那个角色？
毛主席做一件事的时候，其他的事情就都不管——当然，也有人要跑龙套，比如我。但你们可不要学我。（总理指着赵丹他们说）你们演员拍的影片不能都是满面倦容的样子，拍我的片子可以。而演员是要和广大观众见面的啊！”
总理这里一再笑着以自己作例子，我们既感动又感到十分亲切，大家都高高兴兴笑了起来，病房里洋溢着一种浓郁的友情的气氛。
第六，周总理又指出：“影片既要强调思想性，也要讲究艺术性，这也是两条腿走路。而主导方面是思想性。”
他以反映教育改革题材为例，说道：
“如表现教学改革的戏，要好好研究。因为还会有不成熟的地方，弄不好就要犯错误。教学改革报告中写的经验是比较成熟的，但是在实践中还只有半年的时间，还会有很多的地方未必成熟。
所以，国庆献礼的影片，实际上是十年经验的总结，要合乎时代的精神、思想、政策。
前两年的影片可能粗糙一些。我听邓大姐讲，例如《你追我赶》说话太多，艺术性不够。
电影还是应该注意人物的色彩和动作。”
回忆总理这一段讲话，我觉得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电影这一有广泛群众性的艺术，在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电视、录像的冲击，从电影生产的总体上来讲，如何正确地理解周总理的这一总体的要求？
电影艺术到底怎样去反映时代的精神、思想和政策，怎样进行历史经验的总结？
这仍然是电影界值得深思的一个艰巨的、光荣的历史任务，我认为这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艺术的一个根本任务。
国庆四十周年和建党七十周年双庆的一些反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取得重大的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
真正优秀的作品，必然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因为作家创造了各种真实感人的形象，通过他们的性格和命运所揭示的种种矛盾，从而展示出时代的潮流，启发人们思考，走什么道路，应该吸取什么经验，实质上终究是以一个时代的侧面去总结历史的经验，去反映时代精神。
这正如周总理在一九六二年讲话中提到的：
“要求文学作品反映时代精神，不是把党的政策、决议塞到一个戏里……不能要求一个作品把时代的全部内容都反映了……只能反映时代的一个侧面、又一个侧面，不能反映各个侧面。”
这仍然是电影艺术不断前进、发展中始终不懈去追求、探索、攀登的一个高峰。
第七，周总理关于政治和业务学习问题讲了以下的意见：
“政治学习，要学习马列主义，但一定要和中国实际的生活实践相结合。”
总理指着自己脸上的一个小疮作例，说护士要等脓熟了再挤，否则就会挤出鲜血来。人人身上都有细菌和病毒，消灭它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身体健康加以吸收而排泄出去，再一个办法就是开刀——这就是革命。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就是要革命，而对于资产阶级就是改造。
总理以这个例子来说明，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应如何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且认为，“脱离实际，生吞活剥地学习理论是没有用的。”
对于业务学习，总理认为创作人员既要有基本训练，又要有文艺修养。还专门问我电影学院的教学情况，我告诉他，表演系学三年，除基础理论外，有基本训练：如舞蹈、太极拳等。
总理认为演员要有一个好身体，要有基本训练，要练嗓子，包括语言发音。他举例说，政协大会上由电台广播员读的文件就特别清楚。总之，“演员从身体到运动、歌唱都应有基本训练。”
现在我还有些记忆，谈到政治学习时，我当时听到总理那样讲：
“政治学习不要占很多时间，领导同志每周和大家谈谈就可以了——占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可以了。”
我就有些担心某些领导人可能通不过。
事后，文化部党组有位重要领导人果然议论起来，认为这一条不能往下传，政治学习只占十分之一时间太少了。当然还没有想到后来决定整个讲话都不向下传达。
周总理讲到艺术创作人员的业务学习时，他还特别强调了一点，创作人员“既要精通一行，又要是一个多面手”。“对演员来讲，基本训练是主导方面，主要是精通一行，但又要做一个多面手。”
“而且应该重视文艺修养，丰富演员的修养，使演员有多方面的才能。”
总理再三强调演员要精通一行，又是多面手，必须要有丰富的文艺修养时，还特别指出，不这样做，“就是一个杂货摊”。
他又一次以自己为例，说他是一个“杂货摊”，当然大家都不能同意这个看法，然而大家也能领会总理的胸怀：他随时随地以身作则，凡是有关人民利益的事情，他总是竭尽全力，倾注满腔热情加以关注，切实解决。他作为一个数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日理万机，却从不以主宰人民命运的领袖自居，始终谦逊地把自己称作是一个“跑龙套”的人。他真正是中国人民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孺子牛”！
第八，周总理谈到文艺工作者下去参加劳动的问题，他也有一个重要的看法，他认为，“下放劳动锻炼，要保护身体健康，也要保护人的坚强意志。”
他认为，在新社会，既要求干部下去劳动锻炼，又要保护身体健康。甚至认为当时规定下放的时间是一年——“其实一年拿出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了，而且方式可以是多方面的，例如医务人员可以到农村作一个时期的卫生工作。”
而我觉得，提出文艺工作者去下放，劳动锻炼，要注意身体健康，要锻炼人的坚强意志，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不象有些同志所想的，下放劳动，就是和群众一样劳动，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周总理当然一再指出，号召我们要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然而他没有把下放劳动仅仅看作是一种改造的方式。而是站到一个更高的角度，既是对干部的信任——不是把他们当作永远没有改造好、甚至难以改造的对象，而是希望他们保护健康，更重要的是锻炼坚强的意志，在与人民共同劳动中保持一种革命的坚强意志，永远不脱离群众。这样来看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意义，是真正地高瞻远瞩了。
可惜的是，总理这个思想并没有为许多领导同志所领会。劳动锻炼始终是对知识分子改造、惩罚的一种代名词，到了“文革”期间，“干校”不过是一个变相的劳改所罢了。
第九，周总理谈到政治挂帅和物质福利两个方面，也要注意两条腿走路。既要强调政治挂帅，又要注意物质利益。政治挂帅是主导方面，需要强调。但是不能只强调这一方面，那就有偏差。
总理特别指出，在工农业方面应很好注意这两方面，否则，劳动生产率就会下降，会受影响。
“全同群众不可能都是先锋队。不能忘记多数人的利益。否则，群众背后是有意见的。”
第十，周总理谈到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指出。
“我们既要理智又要热情，要二者兼备。而理智是主导方面。艺术家们容易热情激奋。领导则要善于和群众商量，把群众的热情鼓动起来，但义要保持冷静的头脑。
在工作方法方面，要提倡敢想、敢说、敢做。当然要有科学的根据，不然就成了浪漫主义的空想。
敢想、敢说和敢做要连结起来。”
“一定要对敢想、敢说、敢做进行科学的分析。电影界的每件事也要做科学的分析。”
第十一，周总理指出，在艺术创作方面，要注意有自己独特的风稿。艺术创作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既要兼容并蓄，又要有独特的风格。”
他认为，他近年看到某些越剧是退步了，大概是听到别人批评它单调，作了一些修改，却把自己的风格抛弃了。总理主张话剧、电影都要考虑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
他对沈浮等讲：
“沈浮、鲤庭、君里都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总理举例说，他看了江西大阳腔排演的《昭君出塞》，觉得很好，也觉得有些话剧色彩。到后面去看到了石凌鹤，才知道是他排的。他从重庆时期排《棠棣之花》，到这台《昭君出塞》都很成功，就因为有独特的风格。
所以，总理认为：
“从剧种到每部影片都应有其不同的风格。”
“其实，演员表演也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演员‘自己’，就是主导的方面。”
四
从以上这次谈话的重要内容来看，周总理这次谈话，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个别的感受，而是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浮夸风中一些错误思想有了很深的感受，进行反思的结果。是用科学的辩证的观点来分析、解决一下文艺界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期望文艺界按照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常健康地发展。
可是，文化部党组怕这个谈话影响“大跃进”的情绪，不让向下传达。上海柯庆施只批准郑君里在二十多人左右的少数创作人员中传达。
到了反右倾运动开始之后，文化部党组重点批判夏衍和我都有严重的右倾思想……更谈不上对周总理这次讲话的精神进行深入的研究了。
好在，国庆十周年终于献出了一批优秀的影片。尽管上海的同志回去不能公开广泛的传达，可是总理讲话的内容还是不胫而走，如一股春风激荡着创作人员的心灵。他们献礼影片中所取得的成就，如《林则徐》、《聂耳》、《老兵新传》等等，终究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
更有意思的是，文化部对夏衍和我进行的批判还正在热烈进行中，却又传来周总理的建议：国庆献礼影片创作取得了重大的成绩，文化部为什么不举行一次庆祝会？于是文化部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个新片展览月的庆贺会。
周总理亲自参加了这次庆祝会并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
“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十年来，电影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了很大进步，电影风格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出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
周总理一九六一年六月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特别说道：
一九五九年这个讲话“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
一九六二年二月，周总理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讲话中又重申：
“那次我的讲话，有些省市就不肯传达。今天我看了上次的讲话，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
重温这两次讲话，和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要两条腿走路的讲话相对照，就很清楚，后两次会议的讲话实际上是上次讲话的延伸和发展，总的精神是一致的，是对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发展到“大跃进”时期一些“左”的思想泛滥，违反艺术规律，缺乏艺术领导民主，瞎指挥，搞浮夸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盲目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等等现象的纠正和批评，希望电影、文艺界掌握和运用科学的辩证的观点去改正领导作风，纠正“左”的错误。
这些讲话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又是根据当时的新形势，对创作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科学的分析，实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如果文艺工作能够遵循这些教导，纠正错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必将出现一个新的转折点。正如电影界称国庆献礼片所取得的成就，叫做“难忘的一九五九年”一样，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文革”的灾难发生了，周总理也无法预料到，新侨会议、广州会议都被林彪、“四人帮”打成黑会。被周总理称作“老朋友”的人毫不例外地纷纷被打成黑帮分子，黑干将，甚至叛徒、特务，被投入监狱！有的同志甚至受到残酷迫害而去世了。
建国以来，我国文艺工作尽管饱经坎坷，却仍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不论是戏曲、话剧、电影、音乐、舞蹈、绘画、文学等各种文艺事业，都不断地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所以他能够洞察到“左”的思想的危害。可是，这不以他个人的意见为转移。他从一九五九年四月对电影界关于两条腿走路的谈话开始，作了最大的努力：他亲自主持会议批准了“文艺八条”的试行。他亲自抓国庆献礼片问题，要求也应有轻松愉快、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和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影片，因而拍摄了《冰上姐妹》、《五朵金花》这样的影片。他亲自寄资料给郑君里，供拍摄《林则徐》参考。他曾亲自问我：“谢芳担任《青春之歌》的主角是否胜任？……”
是他亲自建议文化部开新片展览月的庆祝会，并到会讲话。
一九六一年又是他亲自建议，并在香山与电影界朋友们共庆“七一”党的生日，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欢乐的日子。
…………
可是，到了“文革”期间，“四人帮”用“一根很粗的，自三十年代就开始有的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这根绳子绞杀了一切。当然，也毫无例外地绞杀了周总理对文艺界的一切关怀和讲话，周总理也终于和文艺界的朋友们永别了。
我永远无法忘却，也永远怀念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这一天——这一天听到周总理如此真挚亲切的教诲！
我也受到了一次生动和深刻的教育！尽管我已经退离电影界了，有时候，看到听到一些电影界复杂的处境，我也仍然难免想到：
假如总理还健在？
假如总理又看，他一九五九年的这次讲话！……
假如我们问青年电影工作者，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讲话？又有多少中老年同志还记得这个讲话？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是不是已经真正学会了两条腿走路？！
一九九二年二月八日
永远铭刻在心间的会晤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