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青
今年是我从事舞蹈艺术生涯四十年，回想四十年所走过的路……，是谁哺育我这棵嫩小的幼芽长大成才？是谁让我能在中国民族舞剧道路上从开创一直坚持到今天？又是谁使我在艺术生命面临垂危时候唤起了再生的希望？又是谁使我在今天商品经济冲击着正统艺术情况下还能坚持为艺术奉献的精神？哪儿来的毅力和恒心？哪儿来的不畏困难、中伤的胆量？哪儿来的充沛精力与坚定信念？哪儿来的这股傻劲？哪儿来的这个疯样？说一千道一万，这都是因为我心中有位伟大的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他老人家崇高思想，伟大胸怀、谆谆教诲、慈父般的爱心、无微不至的关怀，倾注在我周身的血液中，对敬爱周总理的崇敬与爱戴，成为我走在人生道路上的主要精神支柱。
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还是在我少年时代的一九五五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北京舞蹈学校举办实习出演，一晚上我出演二个节目，苏联专家辅导的“滑冰舞”和舞剧“天鹅湖”中“西班牙舞”，晚会唯独这二个节目反场表演，初次登台，获得极大成功，引起各界注目，周总理亲自观看二遍。有一次演毕后在天桥剧场后台大厅，周总理接见全校参加演出的师生，周总理神采奕奕进入大厅，满腔热情地鼓励大家。突然问：“赵青来了吗？”我胆怯地站了起来，总理问我哪年来学习？多大年龄？我一一回答，他那爱怜的眼光，使我渐渐平静下来，感到父亲般的慈爱注入我全身，从此我再见总理，已是这样亲切、随便，就象见我爸爸一样松弛，无话不说。
一九五六年舞校毕业后，随中国艺术团去南美巴西、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出访演出，总理前来审查节目，看毕后，上台接见大家，总理问当时艺术团副团长赵沨同志：“赵青去跳什么？”赵沨同志回答：“去跳西班牙舞，那些国家都说西班牙语。”总理和大家讲完话后就拉我一边问：“你看过松山树子来我们国家演出的《白毛女》吗？”我说：“看过！”总理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跳《白毛女》呢？”这句话，如同一盏灯照亮了我，他老人家的话一直在我心中回荡。
在南美演出阶段，看到的是外国的“天鹅湖”、“吉赛尔”，京剧艺术大师李少春也启迪我“为什么不搞中国的《天鹅湖》呢？”、回国后我立志从事中国民族舞剧事业，执意来到我现在的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当时民族舞剧还只是萌芽状态，可伟人的话左右着我，坚定不移地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天鹅湖”。
我十分幸运地参加中国第一个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的创始工作，倾注全部心血，成功扮演了剧中主人公三圣母一角色。该剧演出，轰动了海内外，一九五九年上影厂拍成电影，成为国庆十周年十大献礼片之一，并参加了在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庆大典献礼演出，二百多人的大宝莲灯，场面之大，完全能代表刚建国十周年伟大气魄。
大会堂宴会厅内，周总理举行宴会答谢参加国庆大典演出的电影界全体文艺工作者，我与周总理坐一桌，本来不挨总理坐，总理让别人与我换了座，紧挨着总理身边坐着，总理问我：“你知道谁叫你们演出大宝莲灯的？”我说：“不知道。”总理哈哈大笑：“这总导演是我呀！陈荒煤同志介绍了舞剧电影《宝莲灯》，我心想舞剧怎么拍电影呢？后来把影片调来看了，我看了很喜欢，看到了你们庆祝沉香百日那场戏好不热闹，我就建议国庆大典演这场戏，而且人加到二百多大场面。”周总理这样兴高采烈，我们每一点点成绩，就看成他自己亲生孩子取得的一样，据我所知，各行各业朋友们都和我一样能说出不少总理如何关怀他们的小故事，可见总理胸怀装着不是一个人，不是一小部分人，而是全中国几亿人口，全世界的人民，这是一个伟大人物的伟大胸怀。在他身边感到无比的幸福与幸运。在那些年，我演什么戏，拍什么电影，出国，下一步作什么，都得到敬爱的周总理的关怀和安排，我庆幸在我艺术成长道路上遇到了这样伟大的理解艺术家心灵的政治家和领袖人物，这也是我为什么在这么年轻时候就能成为代表中国民族舞剧而有盛誉的舞蹈家之一。
一九六一年中苏两国关系紧张起来，周总理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苏联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并发表了劝苏共不要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举世闻名的重要讲话。那次我院幸运地随周总理前往苏联、波兰演出舞剧《宝莲灯》、《小刀会》、《雷峰塔》，我领衔主演前二部舞剧。当时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周总理在莫斯科委托刘晓大使给我们在列宁格勒全体团员打来了长途，关照：“要注意天气的冷暖。”当团长向全团传达时，大家纷纷感动得落泪，总理自己在困境中还这样关怀我们，后来周总理先回国，我们来到莫斯科大剧院演出《宝莲灯》，这在莫斯科大剧院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中国人的舞剧第一次进入了他们神圣的艺术圣殿，演出获得极大成功，苏联领导人全体出席观看，苏联观众在大剧院留言簿上留下了千万句表达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友谊的语言。
演出成功的消息传到周总理的耳中，归国后周总理和陈毅老总、张茜同志在中南海紫光阁宴请我们舞剧团全体领导和演员，并把我父亲赵丹请来当陪客，那时正困难时期，总理直道歉，没大鱼大肉招待大家。就这样大家暖在心中。总理边吃边听我们叙说在苏演出的盛况，当我们说到苏联老百姓把米高扬比作哮天犬时，总理和陈老总开怀大笑，总理说：“看来艺术也有很大政治现实意义，以后应该多出访演出。”这一天，我感到总理不特别，先问我演刘彦昌的演员是谁？我给他介绍了付兆生同志；总理又问我演沉香的是谁，我又介绍陈云富同志，总理实在憋不住了，就直接问我：“你爱人到底是谁？”我把刘德康介绍给他，总理哈哈大笑，“我一直听说你爱人是《宝莲灯》的男主角。”我说：“以前是，演我儿子沉香，因为身体不好，换了别人演。”总理接着就问我爸爸：“听说你反对你女儿谈恋爱啊？”我爸爸理直气壮说：“搞艺术就应该有所牺牲，尤其是搞舞蹈，”周总理说：“阿丹！你不是二十岁就开始恋爱了吗？你为什么反对你女儿谈恋爱呢？”弄得大家哄堂大笑。总理的话真管用，我爸爸从此倒是再也不反对我的这桩婚事了，临终时还对这位女婿非常满意。
困难时期我膝盖坏了，总理知道后，在北京饭店舞会上把夏衍公公找去，当时他是文化部副部长，还有当时艺术局局长周巍峙同志，大发脾气。当着那么多文艺工作者说：“我们死了梅兰芳、欧阳予情感到十分可惜，可活着的艺术家我们却不去关心，爱护！”总理从我父亲口中知道我住的是水泥地，总理特派周巍峙同志到我家去证实，并下令专门将盖大会堂中宴会厅剩下地板为我们全体舞剧团舞蹈演员盖起二幢地板地楼房。一位总理心中国家大事又有多少啊！可对一个小小演员的一点点小事却这么无微不至地关怀啊！难道不让人们感叹吗？
一九六三年我去日本访问演出，周总理亲自来大会堂中小礼堂审查节目，看后给大家讲了话，特别夸奖了我：“赵青，我看你跳长绸舞多少次，今天是跳得最好的一次，把中国古代妇女含蓄内在的美表达出来了，而且表演很有层次，但你千万别骄傲！”多么恳切的教诲，永不骄傲，永远想到这是党和人民哺育的结果，这句话我一直告诫自己一生。
要说总理和我谈话、接触，故事大多了，一时是无法写全写完的。
最后我必须要告诉大家的：
十年浩劫，我心全死了，艺术二字我在心中坚决抹去了，不看报、不听音乐，总之我与舞蹈一刀两断，下决心下乡当农妇，一气连生二个儿子，我与全中国人民一样堕入了深渊。有一天，大家都下放张家口劳动，我有病躺在床上准备晚几天再下去，这天清晨七点一过，工宣队庄师父（是北京二毛厂的）叩门，进来激动地告诉我，昨晚深夜二点周总理接见工宣队，问起了剧院几位老同志，其中问到了你，“赵青还能跳吗？你们在政治上要好好关心她。”顿时我的眼泪如同泉水一般涌了出来，当时的感情，我这支不是文学家的笔是写不出来的，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从那天起，我挺起腰杆，咬紧牙关，不怕骂，不怕苦，把我已长到一百二十多斤的中年人体型练回到九十六斤，功夫不仅是恢复，而是长了功，还有了飞跃，我还来到印染厂用长绸创作了“印染工人之歌”新舞蹈，由施光南作曲，受到广大工人欢迎。可“四人帮”说我是“旧瓶装新酒”，节目被扼杀了，但我不气馁，幻想有一天和郭兰英一起拿到身患重病的周总理的病床前表演一下，但噩耗来了，周总理去世了，如同天塌了下来，郑凤荣打电话给我，“赵青，周总理去世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们也死去吧！”当时我比她冷静，我劝说：“死，并不是周总理希望的，我们只有战斗下去，周总理才会在九泉下放心！”
这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一直支撑着我攻克各种难关，同行个别人的造谣中伤，少数官僚领导的不支持，商品经济的冲击，多少困难啊！没钱排戏，我就学当年武训一样四处乞求援助，没地方排戏，找各界朋友帮忙，舞台不够我施展，就打开电影电视的大门另找一番新天地，总之我一直在执著地追求，坚韧不拔地奋斗，为中国民族舞剧事业不停地奉献。
心中有着敬爱的周总理，我相信我不会辜负他老人家的教诲，将永远做中华民族优秀子孙，为中华民族舞剧事业攀登高峰而奋斗不已。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三日北京
我心中有位伟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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