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弧
一九五二年，夏衍同志在上海主持文化工作，他建议上海电影制片厂给我一个任务：把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优秀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搬上银幕，以满足全国广大城乡电影观众的需要。
这一年冬天，在首都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以展示新中国成立后戏曲改革工作的成就。这也提供了条件，使全国各戏曲剧种创作人员有一个互相观摩交流的机会。黄佐临同志和我相偕赴京观摩，这对正在筹拍《梁祝》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正是在第一届戏曲会演中，我们得以饱览了全国著名剧种的代表剧目和演员。例如川剧的陈书舫、周企何，汉剧的陈伯华，桂剧的尹轰，豫剧的常香玉等。这一次全国大会演充分展示了中国民族戏曲的丰富蕴藏和宝贵传统。会演结束后，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闭幕仪式，主持会演组织工作的周扬、田汉等同志都讲了话，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等表演艺术大师也都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也亲临会场，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使与会者受到极大鼓舞。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周总理的言论丰采。
在赴京前，我和华东越剧实验剧团的徐进同志已经根据《梁祝》的舞台演出本改编成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的初稿。会演期间，我们观摩了各地如此丰富多彩的优秀剧目，拓宽了视野，也为把越剧《梁祝》搬上银幕增强了信心。
一九五三年上半年，摄制组进行了排戏，分镜头、美术设计、彩色片摄影、洗印的各项技术试验。影片于七月初开拍，对这部新中国第一次拍摄的彩色戏曲艺术片，周总理和陈毅市长都倾注了很大的关心。一九五三年冬，影片摄制完成，夏衍同志邀请周总理、邓颖超同志和陈毅市长来审看样片。他们看后十分高兴，对袁雪芬、范瑞娟的优秀表演以及摄制组全体的创作劳动给予很多鼓励。周总理还详细询问厂拍摄情况。他知道舞台上的《梁祝》要演三个多小时，这对电影来说，无疑是一个过量的负荷。因此，如何把影片的长度控制在电影通常所允许的二小时放映时间之内，而又要尽可能地保留甚至突出舞台上的精华，这确是一个难题。摄制组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仍不能尽如人意。周总理沉思片刻，用商量的口吻问我们，为了剧情的贯串，在“楼台会”和“山伯临终”之后，能否加上一个祝英台思念梁山伯的场面，再衔接下面马家花轿进门，祝公还硬逼女儿上轿的场景。我们觉得总理的建议非常好，于是又补拍了“思兄”一场，增加了短短四句唱词，却把梁山伯和祝英台之间坚贞不渝的爱情烘托得更浓烈了。
一九五四年，周总理出席瑞士日内瓦国际会议，他把影片《梁祝》也带了去，招待各国代表，还邀请电影大师卓别林来观看。卓别林十分欣赏《梁祝》，他由衷称赞中国民族戏曲的优秀传统。他说：“就是需要有这种影片！这种贯串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影片。希望你们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对美的观念。我希望你们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而我知道你们是已经有了。”影片《梁祝》于一九五五年获捷克第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音乐片奖，并获中央文化部优秀影片金质奖章。
周恩来总理生前经常和文艺界人士接触，关心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一九五八年，他曾倡导电影界的编剧、导演和演员，拍摄一些“艺术性纪录片”，以纪实文学的形式，使创作人员多接触工厂、农村的实际，来弥补生活底子不厚实的缺陷。可是当时正处于“大跃进”的热潮，电影界的领导和创作人员都不免头脑发热，跟着工农业“放星”，强调产量和速度。摄影棚内用闹钟来限制每个镜头的拍摄时间，甚至一天要拍一百多个镜头，根本顾不上艺术质量。因此出现了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这股风虽然不久就被刹住了，周总理却深自负疚，在很多场合作了自我检讨。我们都明白这个现象是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形成的，我们都为周总理的勇于自己承担责任的襟度所感动。
一九六○年十二月中旬，上影厂派张瑞芳，秦怡、王丹凤和我四人随同周总理所率领的庞大代表团去缅甸作友好访问。这个代表团由政府代表团以及军事、边界、佛教、新闻、文化艺术、体育、电影等分代表团组成，人数多达数百人。电影代表团由八一厂厂长陈播任团长，团员除上影四人外，还有田华、崔鬼、李恩杰、王心刚、秦文、庞学勤、王苏娅、杨丽坤等。我们到达北京迟了几天，总理已经接见过全体团员了。十二月十五日上午，总理专门派车来接我们到中南海他家里去吃午饭，邓颖超同志也亲切地会见了我们，总理显然是因为我们报到迟了，特地接见我们一次，以示关怀。他向我们讲了这次出访的意义和应注意的事项。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总理家的饭菜十分简朴。午饭后他还和我们在林荫道上散步，并且和我们一起打乒乓。总理谈锋很健，庄谐并作，他的音容笑貌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就在总理接见的当天晚上，我们电影代表团就和其他代表团一起搭专车离开北京，转道昆明去缅甸了。
周总理的座机是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中午飞抵缅甸首都仰光的，和他同来的有陈毅副总理、罗瑞卿副总理以及政府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先期到达缅甸的中国友好代表团的全体团员都到机场欢迎。中国驻缅甸大使李一氓在总理座机着陆后，走上飞机，迎接周总理到机舱门口，总理向群众频频招手致意。这时机场上出现了无比热烈欢腾的景象，充满了中缅两国人民友好的“胞波”情谊。当天晚上，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在总统府的大草坪设宴欢迎由周总理率领的全体中国友好代表团。中缅两国总理在宴会上作了热情诚挚的讲话。缅甸是佛教国家，当晚的宴席全部是素食，并且按照中国口味烹调，这也是一个特色。
我们电影代表团于一月六日在总统电影院举行“中国电影周”的揭幕仪式。两国总理都莅临参加。缅甸影剧协会主席吴丁内和陈播团长先后讲话，接着介绍中国电影代表团成员。我们合唱了“缅中友好之歌”和“中缅两国是胞波”，并由王苏娅独唱“美丽的祖国”，王心刚独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开幕仪式结束后，放映了新影厂摄制的纪录片《欢迎你，缅甸胞波》。这部影片是纪录一九六○年十月吴努总理率领的缅甸友好代表团访问中国的盛况。影片放映时，观众反应强烈，不断爆发热烈的掌声。陈播团长还代表周总理将该纪录片的拷贝两部赠送给缅甸政府。在这次“中国电影周”的开幕式上，有一件小事使我印象深刻。原来在电影周准备放映的影片中，有一部是崔鬼和陈怀皑同志导演的戏曲艺术片《杨门女将》，因此在开幕式登台的电影代表团中，就有穆桂英的扮演者杨秋玲在内。周总理隔天晚上审看了登台者的名单，他认为饰演穆桂英的杨秋玲和饰演余太君的王晶华都是光彩照人的京剧优秀青年演员，所以也应该把王晶华列入开幕式登台的电影代表团之内。好在王晶华这次也来了缅甸，她和杨秋玲都是文化艺术家分团的团员，要到缅甸各地去参加歌舞戏剧演出的，因此在开幕式上，王晶华就和杨秋玲一起登台，接受缅甸电影演员的献花。从这一件小事，我深深体会周总理考虑事物的周密，以及他对艺术无微不至的关心。
我们在缅甸逗留了半个多月，在缅甸政府和电影界朋友们的妥善安排下，访问了几个城市，参观了名胜古迹和几个电影制片厂，也观摩了一部分缅甸影片。在这期间，中国驻缅甸大使馆肖明参赞代表中国政府向缅方赠送了上影厂拍摄的《缅甸歌舞》纪录片。影片内容就是纪录去年随同吴努总理来华访问的著名艺术家们的一部分精采节目。
周总理在离开仰光回国的前夕，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盛大告别宴会。缅甸总统吴温貌和总理吴努都出席了，气氛十分热烈愉快。宴会后由中国艺术家表演了精采的歌舞节目。散席后，客人们相继离去，周总理要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留一留。他亲切地对我们说，他明天就要回国了，他认为这一次友好访问很成功。他说，代表团的各分团还要继续进行各种访问活动，他要我们谦虚谨慎，本着热情诚恳的精神，胜利完成作为友好使者的任务。总理的谆谆教导，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制订的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的英明伟大。
一九六一年六月，在北京先后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在六月十九日向两个会议的代表发表讲话。著名的“寓教育于娱乐之中”的主张，就是他在那一次讲话中提出来的。总理说：“有人问我：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不是统一的？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7页。）
不能忘记周总理讲这一段话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运动连年不断。就电影战线说，从《武训传》于一九五一年被批判开始，《关连长》和《我们夫妇之间》相继受到批判。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的反右扩大化，电影界也有不少人被错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以及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使许多创作人员逐步形成一种“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扭曲心态。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时，各故事片厂摄制了一批优秀的献礼片，周总理充分肯定了这些影片的成就，并且勉励大家努力奋进，拍出更多革命的、健康的又是艺术的影片来，可是好景不长，三年自然灾害的困扰以及“左”的影响仍束缚着创作人员的手脚，一九六一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电影创作会议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的。
这两个会议的目的本来是为了纠“左”，使创作人员解放思想，敢于大胆创作。在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大家曾对长影王家乙同志导演的《达吉和他的父亲》展开讨论。家乙同志曾提心吊胆，怕被人批评为“人性论”、“人道主义”、“温情主义”，所以影片中该让观众哭的地方，也不敢让人流下泪来。直到有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周总理也肯定了影片的成就，不过他也指出导演思想上显然有许多顾虑。总理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以政治代替文化，就成为没有文化了，还有什么看头呢！在总理的鼓励下，大家比较能够敞开心扉，在会议上互相交流几年来的切身感受。有的同志讲到慷慨激动处，不免声泪俱下。六月二十八日，周总理让大家到香山休息一两天，以消除开会半个多月来的紧张疲劳，六月三十日晚上，又让我们参加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的庆典。当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在主席台上出现时，全场欢声雷动，兴奋雀跃，达于极点。大会由周总理主持，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报告。散会后我们仍坐车回香山休息。第二天七月一日，是党的生日，周总理特地到香山来看望大家。他和我们共进午餐，并和大家一起散步游山，闲拉家常，使我们感到十分快乐和幸福。
创作会议于七月二日闭幕。会议期间，周扬、夏衍、陈荒煤等同志多次讲话，或参加座谈讨论，听取意见。会后中宣部和文化部制订了《文艺八条》和《加强电影生产领导三十二条》，以期促进双百方针的贯彻，使电影沿着更健康的道路发展。但是，这两个文件终于没有实施，成为一纸空文。在上海，连周总理的讲话都不允许传达。电影创作会议是在新侨饭店召开的，在“文革”期间，被江青一伙诬称为“新侨黑会”。在十年浩劫中，大批文艺界的领导和创作人员都蒙受了深重的灾难。
前几个月，看了革命历史巨片《周恩来》，不禁感慨万千。王铁成同志饰演的周总理形神兼备，演得十分成功。他把周总理一生最后十年的忍辱负重、支撑危局的形体和内心活动展示得非常充分。凡是曾经和周总理有过接触或者听过他讲话的人，看了片子无不为之感动。“化悲痛为力量”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句悼念逝者的话，可有时用得过滥，也会变成“套话”。但是，我感到这句话用在周总理身上却十分恰当。周总理逝世已经十六年了，我们痛切悼念他过早地离开我们。在当前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加上国际间的风云变幻，我们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深感任重而道远。我相信，我们可以从周总理的光辉一生中汲取力量，这将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征途中，增添无限的勇气和信心。
一九九二年一月八日
追忆周恩来总理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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