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掬芬
记得那还是建国初期，我刚由华东团工委介绍到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参加工作不久。一天晚上小组长高兴地跑来说“今天晚上北京饭店顶楼上有个露天舞会，有好音乐还有冰淇凌……”在当时能有冰淇凌吃那可是不简单，于是我们一大帮人都去玩了。
第一次到北京饭店，真是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尤其是上了顶楼空气清新，凉风习习，登高远望，北京城灯火辉煌……乐队奏出动人的舞曲，人们在起舞，在谈天说笑……真是妙极了！的的确确是消除了一天的疲劳。不一会儿就听说有中央领导同志要来参加舞会……“谁来？谁来？”好家伙，中央领导同志可不是一般的领导要来参加我们的舞会，这对于我这个刚参加革命队伍不久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来说既意外又兴奋又好奇。“来了！来了！”啊，周恩来总理！和照片上一模一样。穿着深色的中山眼，乌黑的头发，浓黑的眉毛，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风度翩翩，仪表堂堂，舞姿也好极了……好多同志都去请总理跳舞，一个接一个，不停地跳，我真担心总理会累着，我们也很想请总理跳舞，但又不太好意思，有点胆怯。可我们中间有一位同志非常坚决，她一直在一边等着，别人捷足先登了，她就等下一次，一次复一次，她也不灰心，后来总理注意到这情况了，主动去请她跳舞，她高兴极了。总理很风趣他说：“唉呀，小同志，你真有解放台湾的精神啊！”说得大伙儿哈哈大笑。这一切对我这个头一次接触总理的人真是大意外了，他可不是一般的人啊！总理是中央领导人，可这么平易近人。
一九五四年底至一九五六年夏，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干部训练班学习，主课教师（苏联专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毕业剧目中安排一个中国剧目，他选中了周立波同志的《暴风骤雨》。这是一本小说，如何形成舞台剧呢？我们从小说中选取片断，用小品的形式进行排练，使它逐步完整起来。那时我们表训班设在交道口香饵胡同里。一个院子里有我们排戏用的大教室，还有一个很像样子的小舞台。有一次我们正在连徘小品的时候，忽然发现周总理来了，他端坐在小舞台前的木椅上，很仔细地观看我们的表演……。演完以后热情地上台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在谈笑中把意见和看法告诉了我们。还愉快他说：“唉呀！看了你们的表演，我也想上台来演戏。”我们的总理日理万机却能抽出时间来深入到这样一个简陋的教室里来看我们排练，使我意外、惊讶、感叹不己。
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列宁九十周年诞生日。我们剧院排练演出了米·沙特罗夫写的《以革命的名义》，由留苏回来的朱漪同志任导演。舞台戏演出以后，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五月份《以革命的名义》到中南海去演出，一些中央领导同志都看了戏。
邓颖超同志看了戏以后非常高兴他说：“这个戏很好，我一定让恩来同志来看……”几天以后周恩来同志从外地回到北京，就和邓大姐一起来到东华门中国儿童剧场来看我们的演出。他和往常一样，看完戏以后上台来亲切地和大家一一握手，灯光和装置组的有些同志习惯地站在侧幕里不往前来，周总理主动地走进去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寒间暖，有一位师傅这次与总理见过一面，四年后在另一次演出中总理还记得他，认出了他，他除了惊讶总理的超群记忆之外更感激他对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关注，总理几乎走到每一个角落关心每一个人。
当周总理和我们合影的时候，大家请他坐在扮演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的演员中间，他笑着说：“不！列宁和捷尔任斯基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我是小学生。我在十月革命时还是普通青年，那时我十九岁，你们邓大姐十三岁。瓦夏（剧中人，由罩小昆扮演）你也十三岁，我们是兄弟，我们坐在一起吧，小别佳（由我扮演）你最小，坐到列宁同志身边吧！”周总理的风趣中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谦虚品德，体现了对革命前辈的尊重和对少年儿童的关怀。也就在这一天，周总理说：“这个戏很好，加些群众场面，可以拍成电影。”三天后北影成立的摄制组就到剧场来看戏，给演员试镜，一部两个钟头的舞台纪录片，四十几天的时间就拍完了，而且保证了质量。那是在困难时期，但在工作上不仅要求速度快，还要求质量高。剧组的同志们为了突击这部片子，真是不怕累、不怕苦。有一回连续拍摄了四十八个小时没有任何补贴，大家毫无怨言，团结互助，互相友爱……今天回想起那个创作集体的一切，心中还是热呼呼的，十分怀念，还感受到一种鼓舞的力量。
一九六二年在全国青联会的联欢会上，我们文艺界的几位委员轮流坐在周总理旁边和他聊天，当我坐在总理身边的时候，舞池里传来了王玉珍同志演唱的“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呀……”总理非常高兴地一边轻轻地打着节拍一边低声跟着唱，一字一句一点不错，偶尔还问我：“你会唱吗？”我说：“会唱！这是我家乡的歌，只是不如王玉珍同志唱得好。”总理一直很有兴趣地跟着把歌唱完。我当时非常惊讶，那么长的歌词，他怎么能记得那么全，那么准确，他一天到晚多忙啊，哪还有时间学歌呢？我真是难以想象。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一次优秀辅导员的集会上，我们剧院《小雁青云》剧组的同志们见到了周总理，他问这个戏在少年儿童中的反应，同志们汇报了，周总理很高兴，发出了他特有的爽朗的笑声，他满怀深情他说：“你们的工作很有意义，你们应该多为他们做贡献。”周总理又问：“儿童热爱你们的剧院吗广同志们回答：“我们每次演出孩子们都非常欢迎，但是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还不能满足少年儿童的需要。”周总理真切而深情他说：“你们应该多为他们演出，要让孩子们热爱你们，把你们当作他们的老师和朋友。”这成了我几十年来甚至于一生的行动指南和动力。
我们剧院最早演出的《马兰花》，剧中人大兰好吃懒做，忌妒妹妹小兰得到的幸福，在老猫的教唆下于了坏事，最后得到惩罚掉到河里淹死了。
总理看完戏后，谈观感，其中谈到“大兰有缺点有错误，可以帮助她改正，不要让她死嘛！最坏的是老猫，应该惩罚他。”其实这就是总理在教我们如何掌握政策哩！这以后我们演出的《马兰花》大兰没有死，而是很羞惭地承认错误。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成立以前，周总理就看过我们剧院的同志演的《爸爸参军》、《进军舞》、《小白兔》。
不管周总理有多忙、多累，但我们感到他经常在我们身边，时刻在关心我们的进步和成长。
十年浩劫中，周总理千方百计在保护我们这些人，而我们这些人在困难的时候也非常想念他。
我没有想到我最后见到总理时，他却是躺在北京医院一个最偏最小的太平问的灵床上。我永远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的情景……
天空阴沉得可怕，长长的长长的络绎不绝的悼念队伍，党、政、军、文教、体育、科技等等各界人士，年轻的、年老的、男的、女的，都在哭泣，当我们走进那个狭小的灵堂，看见周总理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的样子躺在堆满马蹄莲和松柏树枝的灵床上，大家的心碎了，尤其看到在总理脚旁放着邓大姐献上的一个用鲜花做的小花圈，人们的哭声更大了，有的同志哭晕倒了。“总理没了，我们成了孤儿了。”这是在当时特定情况下，我们剧院一些同志之间的悄悄话，也是我们当时真情的流露。在那悲痛的日子里“上边”要我们照常演出《草原儿女》，我们笑不出来，也跳不起来，推说演员病了改期演出。
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周总理逝世一年了，我们排除一切困难，排演《报童的怀念》，到天安门纪念碑前去悼念，当时我们有一种“豁出去了”的想法，我们就是要去悼念周总理。
“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们儿艺恢复建制，全院同志上上下下全力以赴地编排演出《报童》、《喜歌》来寄托我们对周总理的哀思。
《报童》是反映周总理在重庆领导《新华日报》的斗争史迹的多幕话剧。在排练过程中，一些当年在总理身边的报童到剧院来给我们作报告，他们满怀深情地流着眼泪讲述周总理在那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对他们的辛勤培育，指导他们走在革命的道路上。《喜歌》是反映一部总理和孩子剧团的事情。一些文艺界的老前辈讲述了抗日战争初期周总理在武汉成立孩子剧团的感人故事，为了使这支儿童文艺新军免遭迫害，周总理亲自布置孩子剧团的转移。
从武汉到长沙大火，到后方重庆，周总理和邓大姐关心每一个小演员的冷暖、成长。
他一贯重视对革命后代的教育培养，一贯重视儿童戏剧事业，热情关怀儿童戏剧工作者。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我们永远怀念他。
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日北京
他让我们多为孩子们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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