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华筠
和许多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革命前辈相比，我和周总理的接触不算多，但那仅有的几次亲切会见，却长久地留在记忆之中，日月的流逝，使它变得愈加清晰、深刻。今天把它记叙出来，是想通过这一滴滴水，映射出日月的光辉，也可能把自己无尽的思念汇入亿万人民的情感波涛之中。
一九六三年的元宵节，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回响着优美的音乐和阵阵欢声笑语。敬爱的周总理来参加首都文艺界的联欢会，大家都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我因有演出任务，一直在休息厅候场，心里十分焦的不安。这不仅口为一时兄不到周总理——不能请他老人家跳上一曲，更主要的是当晚我被指定表演的节目——独舞《白孔雀》，在动作创新和服饰设计上，步子迈得较大，引起了舞蹈界的争论。文化部徐平羽副部长特别指示，“演给周总理看看。”那么，这时的候场，就有点象“候审”——等候宣判的味道了。
上了舞台，我就“忘乎所以”了。老实说，作为演员，我偏爱这个节目。因为导演十分注意发挥我形体条件和技巧方面的优势，跳起来感到挺过痛，当晚的演出效果还不错。
卸了妆，我坐在宴会厅的一个角落里，忐忑不安的心情有增无减——不敢主动去靠近周总理。
“资华筠同志，祝贺你，孔雀舞从集体到独舞，从绿孔雀变白孔雀，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嘛！”万万没想到周总理主动走过来请我跳舞，并且以这样幽默的话语作开场。
意外的高兴并未减低我的紧张心理。我深知周总理对待演员从来是十分爱护、宽容的，但这并不等于对这个节目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如果节目最终被“枪毙”了，演员的劳动岂不付诸东流。于是我迫不急待地把对于这个节目的最尖锐批评和盘托出：“有人说这个节目有印象派倾向，不能上演。”（那时我对“印象派”似懂非懂，却很清楚这个意见对一个节目的批判意义）。
“噢？”周总理轻松地笑了，似乎没有理会所谓“印象派”的严重性。“我看，这个节目主要是民族风格不够浓郁。只追求美——尽力发挥演员的线条、技巧，是不够。应该注意民族的感情、民族的意韵……”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周总理和我边跳舞，边讨论起《白孔雀》的修改方案。舞曲终结时，周总理握住我的手说，“修改节目，演员也有责任。你要好好向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学习，在加强民族风格上好好下功夫。”
徐平羽同志把我悄悄叫过去问清这次谈话的详细内容，会心地笑着说：“今天你的演出收获不小！我知道，周总理一定能够保护这个节目的。”
一九六四年夏，一次小型联欢会上，周总理问起我的近况后，对我说：“舞蹈家不能孤陋寡闻。譬如，最近正在搞京剧现代戏汇演，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认为与己无关。”
“我们都有观摩、学习的愿望，但是观摩票不好搞……”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实际困难。
“把国务院的票分一部分给你们嘛！”周总理回答得十分爽快。当即交待给工作人员：“统计一下观摩人数，从次日招待人大代表专场演出的票中，提取一部分来解决。”
我记得第二天是在政协礼堂观摩关肃霜主演的《黛诺》。我还有幸拿到一张红请柬，在人大常委的保留席入座。当服务人员对我的“身份”表示质疑时，又是周总理帮助解了围。
几天后，接到了徐平羽同志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是周总理交待过要关心一下你们的观摩问题，特送上《奇袭白虎团》的观摩票…………
二十多年过去了，在我观摩过的许许多多京剧名作中，我对《黛诺》和《奇袭白虎团》的演出，印象特别深，不只是因为艺术家们精湛的演技，更因为这两场观摩是在一位伟人的关怀、指点下进行的。有如凭添了一双隽智的眼睛在帮助自己汲取艺术养分…………
在学习乌兰牧骑的热潮中，文化部组织了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要我们长期地无条件地上山下乡，为广大农民服务，在艺术实践中，磨练自己，改造思想。
我自愿放弃了参加《东方红》的演出，报名参加了这支乌兰牧骑试点队。为了适应农村演出，我和过去演熟了的“仙女”、“花”、“鸟”告别，剪了头发，扮起了“女民兵”、“妇女队长”、“包身工”……
一九六五年末，回京汇报演出期间，我有幸又一次见到了周总理。由于风吹日晒变了颜色，又剪了辫子，他老人家几乎认不出我了。当了解我曾去海岛体验生活，又参加了农村文化工作队时，他高兴地鼓励我说：“是啊！应该多搞一些富于时代感的节目。”又说：“你剪了短发，我一时没有认出来，这要请你原谅。不过，也说明你确实别有一番风采了，要珍惜自己这个变化，努力和群众相结合……”一席话说得我眼睛潮湿了。我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搞出几个富于时代气息的好节目，向周总理汇报。
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我最后一次亲自聆听周总理的教诲。向他老人家汇报新节目的愿望也变成了泡影。每每想起，无限怅然几次短暂而亲切的会见中，周总理的语话虽然不多，所包含的内容却涉及到如何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各个方面，体现了扶持年轻人的热忱，令我终身怀恋。
亲切的怀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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