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后，竭力掩盖他们同林彪勾结的真相，把自己打扮成“反林英雄”，他们利用批林整风之机，网罗党羽，进一步发展帮派势力。
林彪摔死以后，林彪反党集团彻底失败，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得到重用，周恩来自然而然成了党内第二号人物，叶剑英被毛泽东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意欲趁“文革”之机乱中夺权的江青一伙，又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为了保护叶剑英，让大家知道叶剑英是毛主席信得过的人，是有大功的人，周恩来煞费苦心。在一九七二年六月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周恩来就氏征路上党中央、毛泽东与张国焘作斗争时，叶剑英截获张国焘的密电，立即报告毛泽东这一史实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
“……叶剑英同志先得到张国焘的命令，一得到，马上就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得到这个消息，决心北上……剑英同志先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脱险，立了大功。这件事情，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座的不少同志听到过。不是主席总是拿这个古人的事来比喻吗？宋朝不是有位吕端嘛。古人有两句话：‘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主席拿这个例子多次说这个事。当时军队就行动了……。后来陈昌浩看到电报，知道了这件事，要追。据这一次徐向前同志在小组会上说，他制止了。他反对这件事情，不让追。他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我们相信徐向前同志的话，因为总有顾全大局的同志嘛。所以那一次是一个很险恶的环境。就是说，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要不是毛主席出来制止……那个局势就很坏了。所以就是主席说的，人心，党心，党员之心，都是要团结的，不要分裂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要分裂是极少数，那是一个惊险场面，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嘛。”
一九七二年九月，从上海调到中央工作，很快成为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江、张、玉、姚结成“四人帮”，密谋策划，制造混乱，一心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毛泽东对江青这帮人虽然予以重用，但并不完全放心。他坚持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这样一来，“四人帮”便把攻击的主要矛头对准周恩来，同时也指向叶剑英，他们大造舆论，反党乱军，处处与周恩来和叶剑英为难作对，妄图削弱他们对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周恩来、叶剑英在湍急的漩涡中，力挽狂澜，辛勤工作，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讲究策略的灵活性，与“四人帮”一伙苦苦周旋，极力维护稳定的局面，艰难地把各项工作推向前进。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江青就突然发难，她阴阳怪气地说：
“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问题上有错误，要做检查。”
在江青一伙的鼓噪下，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连续开了几个下午和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会上疯狂攻击周恩来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搞“投降主义”。这当然完全是对历史事实的颠倒。事实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是毛泽东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江青一伙之所以如此，只是为了扫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而已。从一九六九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后，美国方面就通过多种方式同中国方面进行接触。
一九七一年七月，尼克松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北京，叶剑英奉命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协助周恩来同他会谈。七月十六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一九七二年二月，叶剑英又协助周恩来与公开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以后，叶剑英又协助周恩来多次与基辛格会谈。双方经过多次会谈，于二月二十八日在上海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从此两国结束了长期的敌对状态，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叶剑英还协助周恩来，开展了其他许多外事活动，如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参加接待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通过这些工作，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是中国外交事业的重大突蔽，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也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业绩，哪里是什么“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呢！江青一伙故意变功为罪，纯属造谣诽谤，栽赃陷害！
在周恩来遭到围攻的日子里，叶剑英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安危，仍在忙碌于军委的日常工作。江青一伙有意不让叶剑英参加政治局的会议，以削弱周恩来的力量。他们以为打倒了周恩来，叶剑英也将随之被打倒。叶剑英非常关心和理解周恩来的处境，知道自己也是被攻击的对象，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既不申辩，也不去做违心的检查，而是冷眼观察，泰然处之。
然而，江青批判“中美会谈”的调子越来越高，继续“上纲上线”，提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高度，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妄图将其打倒。同时提出要将她自己和姚文元、汪东兴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满怀希望地将此事上报毛泽东。江青还让把他们围攻周恩来的会议记录抄成大字本，一并报送。
谁知大字本还未报上去，毛泽东的指示就已经下来了：“不要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增补常委，不要。”
这样，江青一伙企图抓住中、美会谈问题打倒周恩来、叶剑英的阴谋，才未得逞。
围绕着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酝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周恩来、叶剑英同“四入帮”的斗争更为惊心动魄。
早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十大”开过之后，党中央即开始酝酿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人帮”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加紧活动，阴谋组阁夺权。他们狼狈为奸，私下密议，拟定名单，在政治局会议上互相唱和，妄图窃取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领导职位。
对“四人帮”这种宗派活动，毛泽东有所察觉，并在政治局会议和其他场合对江青多次提出严厉批评，警告她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不要搞四人小宗派”。
叶剑英也打电话给，要他站稳立场，和江青划清界限，不要同她搞在一起。不仅不接受叶剑英的忠告，反而把叶剑英的话看成是挑拨他与江青的关系，与江、张、姚拉得更紧了。
一九七四年十月中旬，“四人帮”背着政治局和周恩来，派王洪文飞往长沙，向在那里休息的毛泽东告周恩来的黑状。对毛泽东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接下来，在毛泽东面前极力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企图让毛泽东表态，由他们这些人出来组阁。
毛泽东听了的一番话后，严厉地指出。
“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受到毛泽东批评后，垂头丧气地返回了北京。
虽然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但“四人帮”的阴谋活动仍然有增无减，面对江青一伙的嚣张气焰，重病中的周恩来不顾病痛的折磨，找来叶剑英商量，他要去长沙面见毛泽东。
这期间，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有便血现象，需要立即检查治疗，请示叶剑英是否同意周恩来去长沙？叶剑英为此颇费思量，周恩来的身体确实非常虚弱，需要很好地休息、治疗。但是此时正值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如果总理能够亲自出马向毛泽东建议，对击败“四人帮”“组阁”的阴谋将十分有利。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他立即与医疗专家、教授商量，制定了一个保护治疗方案，坚持总理依期南行。
临行前，叶剑英向随行医疗小组的同志干叮咛万嘱咐说：
“你们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总理的安全，这是政治任务。”
于是，周恩来在十二月下旬冒着严冬的风雪，驱车机场，以重病之躯远行千里，到达长沙。他向毛泽东报告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说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并提议邓小平也任军委副主席。
从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周恩来在长沙，经过与毛泽东四次交谈，确定了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完成了历史使命。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坚定而有策略的斗争，挫败了“四人帮”企图通过“组阁”，进一步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旬，酝酿已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终于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抱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德高望重的朱德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任政府总理，邓小平等人任副总理，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四人帮”的“组阁”阴谋至此彻底破产。
十、共斗“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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