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庄则栋等为何敢于同科恩接触？代表团领导人曾否及时报告北京？

　　赵正洪文中说：“实际上在科恩与庄则栋接触后，我们就及时报告了北京。”据上节引述《参考资料》所载的几则外电看，科恩与庄则栋和中国其他运动员的首次接触是在四月四日，而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给周总理写报告的时间是四月三日，其中并没有也不可能有科恩与庄则栋接触的内容。赵正洪文中说：“出访前，曾有过规定：不和美国队员手拉手；不与美国人主动交一谈；比赛场上不与美国队交换国旗。看到庄则栋这些举动（按：指庄与科恩在汽车上的接触和谈话），我心里颇为紧张，拉了他一下。庄则栋笑着对我说：‘你当团长顾虑多，我是运动员，没关系，你放心吧。’”，据我所知，周总理并没有作出“不和美国队员手拉手，不与美国人主动交谈”等规定。作出这样规定的必是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庄则栋“违反规定”的行为，该团领导人没有向北京报告，是可以理解的。不但如此，在名古屋的新华社记者也没有发回此项电讯。《参考资料》四月八日上午版才刊登新华社记者七日自名古屋发回日本报纸报道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在名古屋同我运动员接触的消息。无论从时间上、内容上，都远远不如《参考资料》四月六日下午版刊载的几则外电。

　　对照上述几则外电，可以看出赵正洪文及《生涯》等记述中的问题。这里只举出三点：第一，四月四日，并不是科恩错上了中国选手的车，而是中国选手们主动邀请正在步行的科恩上车。在车上，和科恩谈话的不只是庄则栋一人，同时还有好几位中国选手。第二，四月五日，并不像《生涯》所说：“科恩在地铁站买了一件运动衣回赠庄则栋”，而是“科恩从上午九点钟就来到比赛场，等候庄则栋，把他带到记者接见室”，回赠了礼品。（共同社说是“一件睡衣”。美联社说是“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短袖衫”。法新社说是“一件乒乓球运动衫”,“上有一个标志。科恩给庄则栋讲解，说这象征着反战的美国人民的愿望”。）第三，《生涯》说，“第二天，日本新闻媒介争先恐后报道了这条令世界瞩目的新闻”。而事实上最先报道的不只是共同社，而且有美联社和法新社。

　　为什么庄则栋和中国其他乒乓球运动员，敢于违反赵正洪文中所说的“出发前曾有过的规定”，敢于同蓄长发的美国选手科恩接触交谈，并表示友好态度？这是与周总理在该团出发前再三叮嘱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方针分不开的。据《年谱》下卷一九七一年部分：周总理二月十二日观看准备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的中国运动员练习情况。“嘱告参赛运动员：这次出国比赛，是打政治仗。要反骄破满，谦虚谨慎；放下包袱，增强信心；友谊第一，技术第二。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周总理三月八日批示同意外交部、国家体委关于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有关问题的请示，提出中国乒乓球队应“坚定、敏捷”,“严守集体行动”，实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十日晚，接见赴日参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全体人员时，又说：“打出水平，打出风格，应该把打出风格放在前面。风格不高，不是真本事。风格就是政治、思想、品格、作风。水平是技术。我们要政治挂帅，不能搞小动作。你们这次出去，即使技术不熟练，稍有失手，但是思想过硬，万一输一些，我们不会责备你们的。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我们倒要责备了”。周总理“三月十四日召集外交部、国家体委等部门负责人开会，商讨中国乒乓球队赴日参赛问题，并研究有关外交对策。十五日，致信毛泽东，提出：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场严重的国际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反正政治上占了上风。……十六日，再次接见中国乒乓球队全体队员，强调：到日本后，应注意在对外宣传方面不要强加于人，比如是不是每人手里都要拿语录本，就值得研究；要克服和防止类似的形式主义，提倡实事求是”。

　　周总理的谆谆教导，武装了中国乒乓球队全体人员的头脑，使他们在对外接触包括同美国乒乓球队员的接触心中有数。

　　也应指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每人每日都要背诵“老三篇”（即毛主席的三篇短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几乎每个人都背得滚瓜烂熟。《愚公移山》中有这样几句：“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据我所知，这几句“最高指示”在中国乒乓球队员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四月九日《人民日报》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为题，刊载“新华社名古屋八日电”，报道“日本乒乓球协会七日晚为庆祝锦标赛胜利结束举行了一千多人的送别酒会”。其中说：“在酒会上，一对从美国前来观看比赛的夫妇向庄则栋致意。庄则栋对他们说：‘虽然美国政府敌视中国，但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我们是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加以区别的。’这两位美国朋友对庄则栋的话频频点头表示同意”。

　　应该说：庄则栋在“乒乓外交”中的表现是突出的。《生涯》中有以下一段：“有人称赞庄则栋在这一重大历史转变的关头所作出的贡献，而庄则栋却说了这样一句深刻的话：‘我只是把乒乓球从球台的这一边打到那一边，而周总理是把友谊之球从地球的这一边打到了那一边。’”——讲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