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老帅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中首先指出：“国际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中心是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正当苏修剑拔弩张，美帝推波助澜，我国加紧备战的时候，柯西金突然绕道来京，向我表示希望缓和边境局势，改善两国关系。其意何居，值得研究”。然后，提出以下几点：
（一）“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苏修的战略目标是同美帝重新瓜分世界。它妄想把我国纳入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版图”。“最近，苏修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战争舆论，公然对我进行核威胁，阴谋对我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表明“苏修领导集团中的一批冒险分子，想乘我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核武器尚在发展，越南战争尚未停止时，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二）“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对华作战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苏修感到并无把握”。“苏修对侵华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美帝“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这在尼克松访问亚洲前后达到高潮”，苏修“深怕我国联合美帝对付它。七月二十六日尼克松出访亚洲的第一天，苏修迫不及待地向我方交出其部长会议给我国政府的声明，充分表现了苏修惶惑不安的心情”。“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文中还列举其他“种种因素”，判定“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三）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反革命实用主义的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打出和谈旗帜，借此摆脱内外困境”，并“探询我方意图，作为苏修决策的依据”。“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要我基本上按照它的主张暂维边界现状或解决划界问题；在继续反华的同时，缓和并改变同我国的国家关系，以便争取时机，堵塞国内漏洞，稳定东欧形势，巩固和扩展在中东及在亚洲等处的阵地；特别是想利用对我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同美帝的争夺中，增加一点资本，求得一些主动”。
（四）“周总理会见柯西金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使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思想发生混乱”。“我们坚持打倒美帝、苏修，柯西金反而亲来北京讲和，尼克松反而急于同我们对话，这都是中国的伟大胜利”。“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都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改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苏修要求举行边境会谈，我已表示同意；美帝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在这个报告定稿后，陈总提出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陈总说：这个报告，主要是分析柯西金来华意图和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的问题，对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多讲，只从战略意义上点了一笔。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我查了资料：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我们提议举行中美外长会议，协商解决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八日和二十四日，我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实质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一重大建议被美国拒绝。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
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
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总理口头汇报。
六、四位老帅《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和陈毅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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