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一九六七年参与所谓“二月逆流”而长期靠边站的四位老帅被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叶帅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毛主席交给四位老帅两项任务：一是分别在北京四家工厂“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总负责，提出书面看法。
按照毛主席的意图，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周到的安排。他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将涉外文电及时分送四位老帅；他亲自选定四家靠得住的工厂，陈总在南口机车车辆修配厂，叶帅在新华印刷厂，徐帅在“二七”机车车辆厂，聂帅在化工三厂，总理并向各厂负责人就四位老帅“蹲点”时的劳动、休息、饮食、安全及职工应持的态度等作了细致交代；他让四位老帅每星期二至星期四在工厂“蹲点”三天，其余时间自行支配，看看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由陈总主持，每月讨论两三次。
四位老帅很不理解：经毛主席审定的九大政治报告刚刚发表，其中对国际形势作了详细阐述，为什么还要他们研究？如果照抄照搬，算不上研究。如果提出某些不同看法，那又谈何容易？即使能够，会不会被认为是同九大政治报告唱反调？
总理对四位老帅说：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千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你们也不要因为我这样讲就去拼老命，要注意身体，量力而行。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是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个月讨论两三次就可以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五月二十七日下午，陈总找我谈话，告诉我上述情况。陈总说：我们四人带了各自的秘书开了一次会，我报告了总理，总理批评了我。总理说：为什么要带秘书？以后开会讨论，只限于你们四位，不许其他人参加。总理就讲这么几句，我一听就明白他的心意。总理是担心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难保不放炮，传出去又要惹祸。我们的秘书不外传，晓得哪天再有风吹草动，别个派红卫兵把他们揪走，勒令他们揭发检举，不得下台。不让他们参加，免得他们遭灾。于是我对总理说：总理的批评、指示，我完全理解，非常感谢，坚决照办。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努力做好。只是我们四个人都上了年纪，有些事力不从心，请总理给我们派个帮手。总理“点将”，“点”了你。总理说：就让熊向晖协助，他还可以帮你们看些英文材料。我说：好，赞成，请总理马上下命令。总理让我直接同你谈。你看可以不可以？忙不忙得开？
我说：我还没有分配工作，总理给了我向四位老帅学习的机会，我一定按照四位老帅的指示，全力以赴。但这两年多来我脱离外交实践，不了解外交内情，建议再请外交部派一位现职工作的同志参加，使静态材料和动态材料结合，对研究工作更有益处。陈总说：这个意见好，我就报告总理。
几天后，陈总告诉我，总理让姬鹏飞同志从外交部司局长以上干部中推荐一位同志，要求政治历史清楚，熟悉国际情况，组织性纪律性较强，不是造反派。姬鹏飞推荐欧美司司长姚广，总理批准了。
我着手准备，特别整理收集了以下几件材料：
（一）五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申述中苏边界问题的事实真相和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声明中指出：（一）“珍宝岛事件是苏联政府蓄意挑起的”，是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以便进一步联美反华”；“苏联政府通过这一行动告诉美国，中国是美苏的共同敌人”。“苏联政府还向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游说，乞求支持。”（二）“苏联政府在三月二十九日的声明中，一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一面又极力否认中苏之间存在边界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没有什么好谈的”,“同时苏军继续向中国境内纵深进行射击，至今未停”。“苏联政府在四月十一日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中提出四月十五日就在莫斯科开始‘协商’，并且不等中国政府答复，就在第二天公布了照会，苏联政府的这种态度至少是极不严肃的”。（三）“中国政府仍然准备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反对诉诸武力”。“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和地点”。（四）“苏联政府开动一切宣传机器，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发出战争叫嚣，向中国挥舞核武器”。“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可以用核讹诈政策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完全打错了算盘”。“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这就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苏联政府战争政策和核讹诈政策的回答。”
（二）六月二日，新华社发出电讯，对苏联“加紧对我侵略威胁”，作了详细揭露，其中包括：（一）“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凶相毕露地叫嚷要‘不惜人力物力’加强‘国防’。苏修的一些军事头目也接连叫嚷为了对付中国，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分秒必争的战斗准备’,‘不容许有丝毫的缓慢’。”（二）“他们把煽动反对中国说成是所谓‘保卫祖国’，甚至无耻叫嚷‘中国的边界在离北京不到一百公里的长城’。”（三）“他们大大增加了军费，在中苏、中蒙边境修建了一系列的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他们大量增加了在中苏边境和远东的驻军；不断地在中苏边境举行‘军事演习’；下令大规模征兵；向中苏边境大批‘移民’，并发给边境居民武器；不断侵犯我国领空、领土，制造边境挑衅事件。”（四）“对我国进行核讹诈。他们喋喋不休地叫嚷什么‘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设在后贝加尔湖和中蒙边境的核导弹部队，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以‘毁灭性的核回击’来对付中国。”（五）“苏修叛徒集团如此丧心病狂，绝不是偶然的”，是“梦想用武力来实现他们同美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建立世界霸权的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六月六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使馆。照会说，苏联政府“加紧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并且把武装挑衅活动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界，从东段扩大到西段，挑起了一系列边境事件。”照会详细列举了从三月十五日到五月三十一日“苏联政府蓄意侵犯中国领土，对中国人民进行猖狂挑衅的严重事件”，指出这是“苏联政府加剧中苏边境紧张局势的严重步骤，是苏联政府推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新罪证”。“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并且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美帝和苏修“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但在九大闭幕后，我国政府的正式文件以及宣传报道中，不再提美苏“争夺”，而突出美苏“勾结”，特别强调美苏勾结共同反华。（二）苏联动用宣传工具，大肆造谣，说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对此，我方长期未作报道。
二、毛主席交给四位老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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