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旬，我情报部门侦悉，由蒋介石亲自批准，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郑介民指令所属“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策划在香港、印尼暗害周总理。毛人凤即命香港情报站（以下简称港站）负责在香港执行。主管情报工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立即指示所属尽快探明蒋特的具体计划。
四月初，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于四月十四日至十六日访问仰光，与应邀届时去仰光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共商亚非会议有关问题。周总理让我代表团人员到昆明集中。但下列八人因工作需要必须先期到达万隆。他们是：记者黄作梅（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沈建图、杜宏、李平、郝凤格；外交部新闻司干部李肇基；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钟步云；外贸部干部石志昂。另有三名外国人亦需先到万隆：奥地利记者严斐德，波兰记者斯塔列茨，越南民主共和国官员王明芳。为此，我有关单位通知印航，四月十日自孟买起飞的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照常营业，四月十一日到香港后即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径飞印尼（此外，外交部亚洲司的干部钱嘉栋、林兆南及英文翻译冀朝铸已在四月初从香港乘船去印尼）。
四月七日，刚做完阑尾手术尚未完全康复的周总理乘中国民航伊尔—14飞机离开北京，途经重庆，于八日抵达昆明。离京前，周总理指示李克农和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继续密切注意香港蒋特动态，及时向他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及外交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通报。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的《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一九九一年八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载有史实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一文，现先抄录该文的两段：
（一）(一九五五年）“四月九日晚，外交部办公厅获悉，台湾国民党特务欲破坏我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与此同时，昆明长途电话传达周总理的紧急指示：要外交部将此情况火速转告香港新华分社和我国代表团，要他们立即向香港当局提出交涉，并请香港当局保证我有关人员的安全；同时指示外交部在北京向英代办进行交涉。”
（二）“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当晚将周总理的上述指示转告了香港新华分社和我代表团。次日一上班，又向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副部长随即指示欧非司副司长张越向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交涉。”
四月十一日下午，周总理在昆明收到急电：蒋特香港情报站报保密局称，周恩来已不过港，但对其代表团随员的打击，也会影响其在亚非会议上的实力，乃令检修飞机人员按原计划进行，惟因时间仓促，未及将定时炸弹置入油箱，乃绑于油箱底，预计下午四时可望爆炸。
不久，路透社新加坡电称：印度国际航空公司C—69型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雅加达途中，在北婆罗洲西北的海面失事，机身坠入海中。机中十一位乘客，包括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和记者，以及该机八位机组人员下落不明，恐已全部遇难。
事件发生后，周总理非常愤怒和悲痛，让王倬如打电话问董越千，接到四月九日晚的紧急指示后是如何处理的。董答，他当夜即将总理指示打电话通知香港黄作梅，让黄即告香港当局，保证安全，黄即让分社干部潘德声通知印航驻港办事处。十日上午八时，他报告了张闻天副部长。因英国代办杜维廉去上海未回，十日上午九时半，张越副司长约见英国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告以上述内容。
章汉夫、乔冠华向总理建议，请张闻天副部长主持拟定外交部的声明及给英国代办处的照会，指出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负有严重责任，必须认真查究，将参与此事的蒋特逮捕。总理表示同意，但要张越再问艾惕思，在他四月十日得到张越通知后，香港当局采取了什么措施。总理特别交代，在外交部声明及给英国代办处的照会中，应如实写出四月十日上午张越对艾惕思的通知内容及艾惕思关于香港所采取措施的答复。在照会中，要香港当局着重查究机场人员。
四月十二日下午，新华社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声明说：
“参加亚洲非洲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随同前往采访亚非会议新闻的中外记者共十一人，乘坐由我国代表团包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机一架，于北京时间四月十一日十二时一刻自香港起飞，前往雅加达转赴万隆。该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西北的海面时，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机上全部人员下落不明。
“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早在这批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启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已获悉，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正积极布置对我国代表团将要包乘的印度飞机进行破坏，以实现它们暗杀我国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四月十日九时半特将这一情况通知了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要求英国代办处转告香港英国当局注意，并采取措施以保障上述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的安全。英国代办处的官员问明了这些人员准备乘坐的客机的所属航空公司后，答应用电报通知香港英国当局。尽管如此，美蒋特务机关的阴谋仍然得逞。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我们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阴谋暗害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
声明中没有说清张越四月十日通知艾惕思的内容及艾惕思关于香港当局所采取的措施的答复，周总理要王倬如即让董越千查告原记录。不久，董越千复电：
一、四月十日张越同艾惕思谈话记录——这里引用上述史实所写《“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的一段：
“欧非司副司长张越于十日上午九时半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告知中国记者等一行十一人明日（十一日）上午由香港乘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我们获悉国民党特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捣乱，故请其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并务必对他们的安全予以照顾。艾惕思询问过我代表团有关情况后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电告香港。还对张越副司长说，以后再有情况，请及时通知，他可随时电告香港。”
二、四月十二日外交部声明发表前，艾惕思交给张越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说；一接到杜维廉的电报，香港总督即安排警察采取适当的预防办法。飞机在香港降落后，警察一直在看守它，没有见到任何未经核准的人进入或接近该机，没有任何企图制造困难的迹象。
总理这才发现：十二日外交部的声明并未如实表达十日上午张越同艾惕思的谈话，而张越的这一谈话又与九日晚昆明长途电话传达的总理的紧急指示不符。
后来王倬如告诉我，当时总理非常难过，他说了两点：一是没有及时查询张越同艾惕思的谈话记录；二是没有事先了解外交部声明的内容。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为纪念亚非会议召开三十周年，《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并影印了“周恩来同志参加万隆会议前夕写给邓颖超的一封信”，这封信表达了总理公忠体国无私无畏的精神。全文如下：
超：
你的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面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
周恩来
一九五五·四·一二
一九八一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飞机失事幸存者卡尼克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一书。这本书写于一九五八年，卡尼克在书中讲到，四月十一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到达香港，他负责检修飞机时，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的一位办事员跑来对他说：“卡尼克，要注意周围的陌生人。你知道中国政府代表团要乘这架飞机，可能有坏人要破坏。”当时卡尼克并未在意。当飞机在空中发生爆炸时，卡尼克才突然想起在香港那位印度航空公司的代表对他作的警告。“一定是什么人在飞机上放了一枚致命的定时炸弹，现在爆炸了。”
不言而喻，香港当局事先必然已得到黄作梅的通知，印航驻香港办事处事先也已得到潘德声的有关通知。但当时却被掩盖了。
二、蒋介石批准进行的政治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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