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领我到七贤庄里院东侧一屋，关上门，再次紧握我手，说：这几年，你辛苦了。我禁不住流泪。他柔声说：要忍住。我懂得这一双关语。周看看手表，说：有些事要问你，不能超过一刻钟。
周问：蒋胡会不会进攻边区？
我说：要看全局。一九三九年蒋让胡移驻西安，镇守大西北，给他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苏德战争爆发，去年盛世才投蒋，胡部第三集团军将从甘肃河西进新疆，暂无西顾之忧，其他三方未变。胡想扩军，但国统区缩小，法币贬值，兵源、粮源、财源都缺，扩军办不到。胡现有三个集团军，对付三方面，左支右绌。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都是地头蛇，挟回民自重，蒋不得不给以兵权、政权，又怕他们坐大，反蒋、降日、联共，需胡“慑”服。山西大部沦陷，潼关至宜川黄河防务关系重大，蒋要胡用主力第三十四集团军固守。如日军过河，进入八百里秦川，大西北国统区保不住，蒋即使想和，也无本钱。前年，蒋派次子纬国到胡的第一师当排长，现升连长，一直驻潼关附近，表明蒋对胡的信任和对这段河防的重视。珍珠港事件后，美要借助中国牵制日军。蒋军常败，使美失望。蒋怕美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去年，罗斯福派特使威尔基来华考察，蒋专门安排他巡视潼关守军和工事，检阅胡的精锐部队第一军的一个师，借此显示蒋有力量、有决心抗日。蒋标榜抗日，可提高地位，取得美援，更需胡固守河防，“东御日寇”。蒋胡早想侵占边区，但因既要“东御”，又要“内慑”，无力北进，又怕我“政治南下”或“军事南下”，对“北”方针在于“制”，力图在西北将我限制在蒋划定的边区范围之内。这次蒋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想改“制”为“剿”，但不敢明目张胆，命胡偷袭闪击，计划已定，大部队尚未就位。朱总发电揭露，“日寇渔利”、“妨碍盟邦”两句击中要害，蒋、胡只好收兵、否认。这次搞不成，以后更困难。不是不想，是力所不及，势所不能，方针仍会回到“制”。但蒋胡扬言囊形地带是越界，是威胁，还会继续侵扰，认为不致引起风险。
周问：胡反共坚决不坚决？
我说：我一度认为胡可能成为“夏伯阳”，这是幻想。胡受蒋重用，有知遇之恩，基于本身利害，对蒋效忠、服从。蒋抗日，他拥护；蒋反共，他追随。对边区，他构筑了自宜川沿黄龙山北麓经洛川至甘肃环县长达一千三百里的封锁线，盘查甚紧，多方同我们争夺青年。他同戴笠关系极密，可指挥军统，并自建特务机构，侦察、破坏我党。他在西安设劳动营，关押共产党员、“嫌疑犯”及异己分子，还利用叛徒、托派办反共刊物。但他也有另一面，你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给他的信，他珍藏，给我看过，对“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很感慨；他反对降日，痛恨汪精卫之流，仍常函候张学良。日美开战后，他请求过河反攻，蒋未准。黄埔杜聿明等率远征军出国作战，他很羡慕。他要我起草“精神讲话”，着重要求做“革命军人”，鼓舞抗日斗志，强调民族气节，反对贪污腐化，反共调子不突出。去年中央通过王世英邀他访延安，他很想去协调一些关系，蒋不准。这次蒋命他闪击边区，虽事机败露，他也可蛮干；但他权衡利害，主动请蒋准予罢兵。他的两面性很明显，既想抗日，又要反共。根据形势和所负任务，他在军事上仍将把“东御日寇”放在第一位，“北制共匪”放在第二位。
周问；服务团那个女团长还找不找麻烦？你在安全方面有没有漏洞？
我说：前几年，李芳兰找我重提旧事，我顶住了。胡的特务头子曾给我看一匿名信，信里说我是“匪谍”，我当场拍了桌子，质问他是何用意，指责他对我玩特务手段，我要向胡辞职。他劝阻，说他是好意，是想使我知道有人诬陷我，希我提防。对这类情况我都以攻为守。胡多疑，取得他的信任不容易。我牢记你和董老的指示，特别注意谨慎，事无巨细都当心。胡常出人不意，轻车简从，微服出巡（他认为，行踪保密、微服简从最安全；事先张扬、前呼后拥最暴露，反易招敌暗算）。一次，他去西峡口会汤恩伯，只带两人，中途夜宿村塾，无意中发现我独自通宵警戒，给他难忘印象。经多年观察考验，他对我深信不疑。我至今有惊无险。如遇险，我能自持。
周恩来看看手表，说：前年蒋南翔回延安，我让他向陈云详细汇报你的情况，我还要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你身在虎穴，岗位重要，怎么工作，不需我多讲，我只提几句：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
周恩来又紧握我的手，摇了摇，说：我不送你，胜利后再见。
十一、周恩来同我密谈一刻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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