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分三批接见服务团人员。我和同批被接见的人走进会客室，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唐西园安排这批人按名单顺序坐好，然后引来一位带中将领章的军官说：“这就是胡先生。”
没想到胡宗南竟是一个矮子。他表情矜持，显得有点做作。他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按事先规定的军礼，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举目审视，说：“请坐”，接着提出三或四个问题；我们回答时，他注意听，还注意看。他问完，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他是在“察言观色”。我发现他对前几人提出的问题不尽相同，但都问一句“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萌生一个念头，想使这个“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也想使李芳兰感到意外。当胡宗南点到我的名字时，我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胡瞪眼瞧着我，问：贵庚？我说：再过三个月零四天满十九周岁。他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说：参加革命。胡宗南一怔，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我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胡似笑非笑，问：怎样才是革命？我说：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他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我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我话音刚落，胡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我脱口而出：“杀。”胡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
回到驻地，吃罢晚饭，唐副官来接我，说胡先生约我去个别谈话。我问：还找了什么人？他说：只找你。他告诉我：胡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划了圈，大多数划一个圈，少数划两个圈，至多三个圈，“惟独在熊先生的名字上划了四个圈”。
个别谈话时，胡宗南表情不再矜持，先漫谈，问我的学历，说我“十七岁进大学了不起”。然后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对我进行政治盘查。他问：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我说：不是“学潮”，是学生爱国运动。我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爱国学生的要求远不及蒋委员长去年七月提出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他问：北平学生建立了什么组织？对此，我提到 “民先”，重复我对李芳兰讲过的关于“民先”的情况，说明我曾是清华“民先”分队的负责人之一（这是清华大学许多学生知道的）。胡又问：为何取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我说：不是我起的名，但我记得中山先生讲过，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胡面露喜色，说我对“总理遗教”有研究。他又问：共产党对北平学生的影响大不大？我说：我不清楚。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
胡同我握手，转而问我家庭情况。我说：我家祖籍安徽，现住武昌，家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家母操持家务，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念大学、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念中学。胡要我写出家庭住址，他说：明天中午我派唐副官坐车去府上，专程请令尊来便餐，请转达令尊，务必光临。
父亲本来反对我弃学从军，他应邀同胡宗南餐叙后改变了态度。他告诉我：胡军长对你很器重，夸你少年英俊，才识超群。胡军长要我放心地把你交给他，他向我保证，一定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材。
三、胡宗南察言观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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