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放暑假时，北平还平静。清华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蒋南翔〔1〕嘱我回家探亲，相机了解社会动态。我到武昌家中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同南翔失去联系。后见报载，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成临时大学，十一月一日在长沙开学。我前往报到，但未遇见相识的党员。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几天后，清华女同学郭见恩〔2〕同我接上党的关系，我要求去延安。她说：上级指定你不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3〕部“服务”。她让我在该团路过武汉时，到八路军办事处找蒋南翔。
发起组织该团并任团长的是湖南略有名气的妇女李芳兰，她和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有交往。自愿参加该团的约五十人，有来自南京中央医院的医生、护士；有来自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有进步画家赖少其；还有二十余名临时大学学生，大都是平津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包括清华学生会主席洪同、北大学生会主席陈忠经。该团的组成引起社会重视。胡宗南自江苏前线来电欢迎，还派来一位姓陈的亲信当指导员。和胡宗南的其他部属一样，他称胡宗南为“胡先生”。他说：胡先生年过四十，尚未结婚，一心效忠党国，效忠领袖，是蒋委员长的左膀右臂。这次统率“天下第一军”参加淞沪抗战，坚守数月，现奉命“转进”（“转进”是“撤退”的美称）……
我想起一九三六年初天津《大公报》连载名记者范长江写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其中有一段提到胡宗南。我去图书馆查阅，找出这一段：“胡宗南氏，正驻在甘谷西面的三十里铺”。“他的生活情形，据天水一带的民众和朋友谈起，颇有点特别”,“这次特别去拜访他”。他住的是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庙”,“门窗不全，正当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记者有点奇怪，因问他：‘人生究竟为的什么？’他笑着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答复，而却滔滔不绝的谈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中士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这样的态度倒使人有点茫然了。”〔4〕——这引起我的兴趣，想会会这个“有点奇怪”的人。
经过几天准备，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去武昌。途中发生一件“奇怪”的事。
在车厢的一角，李芳兰低声问我：“服务团有几个CP？”我对她不知底细，这一问更使我警惕。我反问：“什么是‘西皮’？”她说：“你还不懂？CP就是共产党，洪同是吧？陈忠经是吧？”她问的刁。我知道他们不是，但若这样讲，就会暴露自己。我已打定主意，反问她：“去第一军的服务团会有共产党？”她说：“你就是。”我说：“你弄错了。”我告诉她，我曾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之一，服务团有些人曾是“民先”队员。“民先”是公开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到长沙后没有恢复。反对抗日救亡的一些人硬说“民先”是共产党，那是造谣。她说：“你不要瞒我。我和郭见恩是老相识。昨晚我和她谈了大半夜。我对她说，我也要参加共产党。她让我找你。”我想，郭见恩并未对我讲，其中有鬼。我断然说：“你要参加共产党，却来找我。我马上告诉陈指导员，请他查清楚。”她慌了，忙说：“不要！千万不要！”
度过这一关，我决定观察一段时间再找南翔，如不好立足，就去延安。
【注释】
〔1〕蒋南翔，1913年生，江苏宜兴人。1932年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年秋任中共北平市委学委书记。建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校长，教育部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88年逝世。
〔2〕郭见恩（郭健），女，1913年生，湖南株洲人，1934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沙临时大学任党支部委员。建国后曾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交通部副部长。
〔3〕胡宗南，1896年生，浙江镇海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1947年率部进犯陕甘宁边区，1949年败退四川，1950年逃往台湾、1962年在台北去世。
〔4〕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
第一部分抗日战争初期 一、到胡宗南部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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