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延
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所激成的……
——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的混乱时刻，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捍卫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奋不顾身，大义凛然，在不同场合、用不同方式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批评，对江青、陈伯达等人乱党乱军的罪恶行径给予愤怒斥责。老一辈革命家的壮举，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党和人民向“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进行的一系列艰难斗争中的第一次大较量、大搏斗，这就是著名的二月抗争。
一
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是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激流之中的。这突出表现在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过程中，以擅长处理内政外交纷繁事务，机智应付各种局面而著称的周恩来，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却步步踌躇、被动，甚至陷入难解的思想矛盾中。
一九六六年春，已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周恩来在许多场合表示：鉴于国家一穷二白的状态尚未摆脱，工农业都比较落后，我们还需要集中力量和时间大力发展生产，过去，时间已经被我们耽误了，因此今后要快抓，不能慢，时不我待，只要“三五”计划期间不打仗，我们活着就要为此而奋斗。同时，他还身体力行，亲自担任了中央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小组组长兼河北、北京（含天津市）组组长，下决心从北方八省农业抓起，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四月初，在国内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的关头〔1〕，周恩来仍一心扑在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上，他亲赴河北省石家庄——邢台——邯郸一线，一方面指导地震灾区救灾工作，一方面巡视各地打井抗旱及春播生产情况。
同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到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发动阶段。两次外出〔2〕归来的周恩来在当时最核心的问题即派工作组问题上与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认识趋于一致，提出：在北京派工作组，“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3〕。几天后，在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宣布撤销工作组的北京市大、中学校师生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迫于形势，不得不就此问题承担部分领导责任，表示：当时犯此“错误”的原因是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对形势估计“有错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适当”，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的讲话，与在场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观点也是相同的。
自三月中旬起，从北京发起、随即推向全国的红卫兵运动，耗去了周恩来极大的精力。他不得不放下手头的许多重要事情来亲自做那些涉世未深青少年的教育、劝导工作。他不分昼夜地与红卫兵代表谈话，向他们宣讲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尽最大努力和可能来缓解群众运动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冲击，减少无政府主义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在对待“群众运动”的问题上，尽管已有前面工作组一事的“教训”，周恩来还是习惯于过去的一些做法，试图设置某些“条条”和“框框”，把运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九月初，他亲自主持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其中，特别要求广大青少年要学习、掌握、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提高组织纪律性，以使“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遭危害，机密不致外泄，档案不致遗失，财产不受损失、“保证国家的专政工具正常行使职能”，“保证交通运物机构照常运行”；“保证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和活动不受影响”，等等。这个文件，虽然后来被康生等人以种种理由加以否定，但周恩来为保持党和国家的政治稳定、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付出的心血，已能见一斑。
最使周恩来感到不安的，还是在红卫兵运动中全国各地掀起的“炮打”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之风。为此，他几乎每接见一批红卫兵代表，都要苦口婆心地劝阻“炮打一切”的言行。他反对把“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说成是“漆黑一团”，强调各行各业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为次的，他反对关于“黑帮”、“黑线”的提法，认为建国以来各条战线都是毛主席的“红线”占主导地位，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严厉批评对领导干部乱揪乱斗、甚至搞人身污辱的做法，一指出这不符合党的一贯的干部政策，是用对待熬人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应当说，周恩来在努力说服他人的同时，实际上也在努力说服自己。作为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决定，是必须贯彻执行的。所以，无论是在党内会议上的讲话，或是公开对群众的讲话，他总是表示要“加深理解”、“跟上形势”。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要干什么，怎么搞法，将来的发展是什么结局，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尤其是本来已下决心集中时间和力量抓经济工作的一国总理，这时只能凭着自己的认识看问题，凭着自己的经验干事情，凭着自己的责任做工作，不言而喻，他思想和肩上的负担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沉重。
另一方面，作为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周恩来从来也没有消极地随波逐流，顺其自然。有学者在详尽研究了“文化大革命”发动期间周恩来的大量言论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二月间，中央政治局常委〔4〕中第一个在公众场合否定错误做法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当时在公众场合做这样的否定最多的是周恩来。这位学者同时认为：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周恩来当时每篇讲话的全文，十之八九是有缺点、错误的，但重要的是他在那样的条件下讲了一些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话，而这些话却是别人没有或很少讲到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的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这才是事情的本质”〔5〕。
以上所述，不仅是当时周恩来个人处境和心境的真实反映，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在同一时期内的思想轨迹和心态。正是在这种共同的背景下，加上随后而来的全面“夺权”导致的空前混乱，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党内健康力量的不屈抗争。
二
大量史实和研究表明，无论从什么角度上讲，周恩来都与二月抗争事件本身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勿庸讳言，由于各种原因（包括许多第一手材料严重不足等）所致，到目前为止，在一些问题上仍难免存在种种不尽一致的看法。为叙述方便，有必要将近几年来党史界关于二月抗争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说明。通常讲的二月抗争，实际上是指从当年一月十九日开始，到二月十八日为止的整整一个月时间里，老一辈革命家在各种不同场合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在一月十九日、二十日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等老帅两次“大闹京西宾馆”，由此揭开了这场斗争的序幕，构成整个抗争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稳定军队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场斗争首先是从军队问题开始的。从二月七日开始的由周恩来负责召集和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6〕上，老一辈革命家再次主动出击，向中央文革一伙人多次展开面对面的论争。二月十六日碰头会上双方斗争达到最高潮，这是整个抗争的第二阶段，即“大闹怀仁堂”。本阶段争论的问题已由要不要稳定军队进一步扩展到要不要党的领导和应不应当把老干部统统打倒。二月十六日晚至十八日晚，是抗争的第三阶段，这时老同志们的斗争主要为：谭震林写信痛斥江青一伙，周恩来、陈毅、李先念、聂荣臻等在各种群众场合继续就“三原则”问题阐明看法。该阶段斗争虽然时间短暂，却方式多样，内容丰富，影响广泛。
下面，试从三个方面来着重考察、论述周恩来在长达一个月之久的抗争过程中的思想变化和主要活动情况。
首先，关于周恩来与“抗争三原则”。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和要不要稳定军队，这是二月抗争中老一辈革命家紧抓不放、据理力争的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也是论争中的核心问题。它集中反映了老同志们与“文革派”之间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所必然形成的两种截然对立的认识。对“三原则”的态度，实际也就成了辨别“站在哪一边”的一个标准。那么，此时的周恩来在这样一些十分尖锐且又不容回避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是如何认识的呢？
一九六七年，曾被周恩来称为“最不平静的一年”。年初，在所谓“一月革命”的狂飙中，全国到处掀起“夺权”浪潮，各级党政机关很快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先后有两位省委第一书记、一位国务院部长在混乱中含冤去世〔7〕。和“文化大革命”发动时的情形一样，面对“天下大乱”、“无法无天”的局势，周恩来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仍努力地从正面、从好的方面去理解和解释许多难以理解、难以解释的现象，甚至还在一些场合去耐心说服那些思想不通、行动抵触的老同志、老部下。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大量公开的言论中继续重申他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并指名保护了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
I月下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周恩来对整个形势的认识较前更进了一步，其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一月二十二日，国务院所属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造反派的凌逼下冤逝。对此，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百思不解，悲愤交集。他情绪异常激动地质问造反派，如果连一位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是无法无天了？之后，在与财贸系统造反派座谈时他又强调：不能认为带“长”字的一概不要，那么多部长、副部长都统统不要了吗？不能，局长也不能。你们这样下去会走到反面。
一月二十六日，在接见工交系统造反派时周恩来不无忧虑地指出：上海一月夺权消息公布后，我们估计十天左右会出现连锁反应。夺权不能看成到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你们想想，全国党政领导机关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再一划，就划到“三反分子”去了。要统统都是，哪还有“一小撮”？还有什么区别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党中央领导下，“长”字号都是铁板一块的“黑帮”？不会这样嘛！
一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对新新疆造反派提出。你们应该对解放军有起码的信任。不能把自治区党委、军区领导一脚踢开。同日，他严厉批评天津市造反派绑架几位市委领导人的行径，指出：这不是个别现象，是带有普遍性的。我们决不能让我们的青年学美国“三K党”的行为！
一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在向军队系统有关单位宣讲军委“八条命令”〔8〕时，强调人民解放军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冲击和进驻军事领导机关，更不能随便揪斗、抓人。同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面临“夺权”威胁时，他明确宣布：华北局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你们夺权就等于夺中央的权。他还当场质问造反派：“你们谁想当华北局第一书记？”
二月中旬前后，周恩来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更加具体、明确，从不同角度直接阐明、突出了“三原则”。
关于党的领导问题，他提出：任何党的处分，只能由党组织决定，你们不能叫党委靠边站；（财政部）党组织能由群众组织去解决吗？财政部党组的工作要恢复，各部党组、党委职权要恢复，要行使职权，政治部工作也要恢复起来〔9〕。
关于对待干部问题，他重申：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对干部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乃至戴高帽、“喷气式”、照像、登报，这是对严肃的政治斗争的丑化，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主席批评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套做法〔9〕。
关于稳定军队问题，他指出：现在北京和各地到处都在发生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全国形成了冲击解放军的一股风，这不是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是对解放军的不信任、不爱惜，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10〕。
以上周恩来的一系列言论，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对当时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尤其在“三原则”的问题上，可以说是毫不含糊，观点鲜明。与“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相比，周恩来这时的认识已不仅仅是针对这场“革命”的方式方法，而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可最免地触及这场“革命”的目的和后果了。与此同时，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会场上，早就对混乱局势忧心忡忡、寝食不安的老同志们也正大声疾呼，痛切陈词。会上会下，彼此呼应，看得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确是风雨同舟，心心相印。
第二，关于周恩来的斗争方式。在看到周恩来与老同志们在“抗争三原则”方面认识一致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在斗争的具体方式方法上，周恩来和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又是有着明显区别的。例如，在抗争的第一、第二阶段，老同志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多是在党内军内的高层会议上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进行面对面的、唇枪舌剑的论争，即“两个大闹”。应该说，这是构成二月抗争的一种主要的斗争方式。从目前能接触到的史料看，周恩来似乎并没有准备采取同样的方式，在同样的场合来表达对前述各种问题的看法。即便在几十年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老部下拍案而起、尽吐衷肠之际，“两军”阵前的周恩来仍不动声色，稳如泰山。这也许正是今天一些人难以理解的地方。
历史地看，经过长期残酷的对敌斗争，特别是经过一次次复杂、尖锐的党内斗争的考验，周恩来逐渐磨砺、锻造了一种超出一般人的性格，即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够表现出极度的克制、沉着、冷静，从容自若，处变不惊，与之相适应的，则是他所习惯运用的迂回、渐进、韧性的斗争方式。越是情况复杂、矛盾加剧、冲突尖锐，就越能显示出他这种特有的性格和斗争艺术。如前所述，在“全面夺权”、“无法无天”的日子里，周恩来更多的是利用与广大领导干部和各种群众组织代表广泛接触的场合，来阐明对于各类问题的看法‘这里，既有时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也有苦口婆心的批评帮助，甚至不乏声色俱厉的批驳、责问。他总是试图寓大小道理于对各类人的谈话中。这样，他一方面是做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在用大量事实来抨击错误论点，揭露其危害。例如，他所反复强调的关于建国后十七年成绩是主流的观点，实际上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论点，使之在事实上、逻辑上都难以成立，成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保护干部的一条重要理论依据。再如，在夺权的具体问题上，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坚持只能夺领导运动之“权”，而不能夺掌管业务之权，实际工作仍由原来熟悉业务的领导干部负责。这就使造反派所夺之“权”成了虚的，而实权仍掌握在许多老干部手中（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与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公开讲话中存在明显的差异）。后来，周恩来更进一步认为党委、党组及政工部门的领导权也不能放弃〔11〕，造反派连虚权也不能随便“夺”。当然，实际情况最终并没有朝着周恩来所设想的方向发展，但他为此所做的种种不懈努力，却是有目共睹，不应抹煞的。
再从现实角度看，在整个二月抗争过程中，周恩来之所以选择了不同于其他老同志们的斗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地位和作用的极端重要、极端特殊。这集中表现在他同利用和扩大毛泽东错误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上。周恩来在中央文革小组内没有任何职务，但又常常要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甚至还要定期赴他们的住地“办公”。这种“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既对峙、又共事的十分复杂、微妙的关系，迫使他不能不极其慎重地处置每一件事情，权衡每一言行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八个字来形容周恩来的处境，是再恰当不过了。然而，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至今有人对周恩来难以理解，甚至不能原谅他所讲过的违心的话或错话，所做的违心的事或错事。在一些人看来，周恩来之所以不能像其他老同志那样向“中央文革”一伙人作面对面的公开抗争，似乎是某种软弱的表现，甚至认为是为个人保身的需要。对此，不少国内外学者发表过不同见解，如有论著指出：
“周恩来没有拍案而起否定‘文化大革命’，历史地看，这正是他以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当时周恩来如果拍案而起，结果无非两种可能：一是不仅不能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起中和作用，反而被打倒的人更多，领导权被夺去更多；二是引起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军队的分裂。无论哪种可能成为现实，党、国家、人民都将遭受更为严重的灾难。”〔12〕
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谨言慎行并非由于怕冒风险。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一向临危不惧，不怕牺牲，意志坚强，这都是毫无疑问的”；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这种特定局面，才迫使他不得不“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更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13〕。
总之，同是为着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由于各种具体情况不同，甚至不排除个人经历和性格的差异，每个人所采取的具体的斗争方式也会不尽一样：《历史决议》指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应该说，党和人民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斗争方式的历史性评价，也包括并适用于一九六七年二月抗争中的周恩来。
最后，关于周恩来与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们的关系，在这方面，最能体现周恩来与这些他所熟悉的老战友们之间的特殊感情。
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亲临主持有外事口造反派参加的“陈毅检查大会”。在陈毅念完“检查”（这个“检查”稿，曾经周恩来反复推敲，多次修改）之后，他向造反派强调：陈毅是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志，应以同志式的、阶级兄弟式的态度帮助他，而不能再加重他的负担。以便让他今后多出面，多做工作。
一月二十五日，在首都科技界夺权“誓师大会”上，他明确提出：夺权不是孤立的行动，要有上级的领导，不能放任自流，搞无政府状态。在你们夺权的一定时期，要请李富春、聂荣臻同志过问。
一月二十六日，在接见工交系统造反派时他又指出：余秋里进行了六次检讨，心脏病发了，至今未恢复。你们要有阶级感情么！他是从红小鬼上来的，经过长期的考验，我们需要他，党需要他。
一月底，获悉刚从三线回京的谷牧在机场遭建委机关造反派绑架，周恩来即派出联络员找造反派交涉，限令第二天必须将谷牧送回中南海。
二月八日至九日，批准同意谭震林、陈毅、李先念、李富春等人建议，将各省、市、自治区的一批领导同志接来北京养病、休息。
二月十一日。在接见农口造反派时，要求他们承认谭震林的领导，要让谭多抓工作。
二月十六日晚，在接见内蒙古有关方面负责人及造反派时，批评了北京的一些造反派冲击军事首脑机关、要求与徐向前辩论的行径。
二月十七日晨，在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时质问他们：李先念同志是（财政部）党组第一书记，你们怎么能夺他的权，你们这样搞是夺中央的权，夺毛主席的权！
自二月七日开始的由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老同志们接连主动“出击”，怒斥“中央文革”一伙，周恩来一直到会“坐镇”，并无“停战”、“休会”之意。
尤值一提的是。从二月十六日老同志们“大闹怀仁堂”后至二月十九日晨毛泽东召集会议前，周恩来对老同志们“大闹”之事守口如瓶，始终未作“汇报”，直至江青一伙告状、毛泽东“发怒”之后，他才连日约这些老同志们谈话，实际是在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做检讨“错误”的准备。
以上情况，几乎所有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的回忆录、传记、纪念文章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有所提及、记叙，在他们的心目中，周恩来理所当然地是同他们站在一起的。这就说明，在长达一个月之久的二月抗争过程中，周恩来和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不仅认识基础是一致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对于各自所采取的不同的斗争方式，也是最终能够理解的。
三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在听取张春桥等人对“大闹怀仁堂”情况的“汇报”后，严厉批评了参与二月抗争的几位老同志。之后，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三人不得不“请假检讨”，其他老同志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非难。至此，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二月抗争即告失利。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处境困难而地位特殊的周恩来，却起到了他人所无法取代的“特殊作用”。
首先，周恩来利用他并未因所谓“二月逆流”失去发言权的条件，在某些重要场合继续就“抗争三原则”坚持其一贯观点。二月二十日下午，就在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受到指责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当着中央文革重要成员康生等人的面用明对地方夺权问题的看法，指出：自从一月号召夺权以来，不管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都起来“夺权”，这样，全党、全国还成什么样子？怎么解释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占统治地位？这不等于把我们党十七年的伟大革命和建设成就都抹煞了吗？不能这样，逻辑上也站不住嘛！关于中央国家机关夺权问题，他强调：不是所有的部长、副部长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还有好的；（造反派）有的权掌多了，要加以限制。现在有人要夺中央的大权，外交大权也要夺，财政大权也要夺，还要夺军事大权。这些部门的权力属中央，谁也不能夺！他提出：不仅各部委党委、党组领导要抓日常工作，就是司、局一级干部也不能统统“靠边站”，整个业务系统还是要由这两层领导来抓。对于冲击军事机关问题，他重申：前一时期各地冲击军事机关这股风是错误的，要赶快扭转过来，军队内部搞造反、夺权，完全是大方向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会上，周恩来还对“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提法提出异议，他说：如果这一条存在的话，任何人只要检讨不够，就可以说是“顽固分子”，人人搞过关，人人是“顽固”，所以不增加质量，增加了数量，成为另外一个标准。
在此前后，周恩来还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阻止已经泛滥成灾的“打倒一切”的极端做法和口号。二月十八日，他将《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该社论强调指出：把当权派一概打倒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送审稿报送毛泽东，提出：“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还不错。”三月一日，该社论经毛泽东批准发表。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又对某材料中提出的旨在打击迫害老干部的“上揪下扫”的口号提出质疑，并为此致信陈伯达、康生、江青，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另一方面，作为集战友、上级、师长于一身的周恩来，在竭力劝说参与“两个大闹”的老同志们偃旗息鼓的同时，却又处处以某种特殊方式来设法保护这些老同志。事实表明，在二月十九日毛泽东严厉批评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之后，绝大多数老同志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抗争的行动（有的是改变了激烈斗争的方式）。这些老同志之所以很快改变了其斗争的方式和行动，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长达一个月之久的激烈的或其他形式的斗争，终归是建立在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对党的组织领导无条件服从的基础上的，也正因为如此，即便在最激愤的情况下，他们也丝毫没有改变或动摇过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培养起来的这种崇高的信念和感情。他们始终把矛头对准大搞倒行逆旅的“中央文革”的一伙人，而把纠正错误的希望寄托在党的组织和党的领袖身上。
此外，在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心目中占有特殊位置的周恩来的态度和作用，这时候也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言而喻，一直与二月抗争的老同志们关系密切的周恩来，这时候承担的是一个极其艰难、却又十分痛苦的“角色”。在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毛泽东与思想感情同“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的老同志们之间，周恩来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他甚至不能不亲自出面负责召集和主持同年二月下旬至三月中旬连续召开的针对几位老同志的“政治生活批评会”。在这样的会上，他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话，其中包括对那些犯“错误”的老同志，也包括对他自己。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周恩来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那么，从这时候开始的两年多时间里，又是他陷于“难上难”的时期。由于二月抗争的失利，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协助他工作的老同志们几乎全部受到责难、“批判”，为此，周恩来只有孤军奋战。正是在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周恩来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乃至错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乃至错事。历史证明，如果他不这样做，他自己就不能保住，更谈不上以他的名义来保住更多的人。
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在她的近作《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曾谈到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有关情况，她写道：“所有人（我说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层领导，包括周的妻子邓颖超在内）都同意这一看法，周恩来有些行动‘是违背他自己的心意的’。（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谴责刘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这样做，他二十四小时之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而“下决心谴责刘对周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九七○年十月的一天晚上，他向埃德加·斯诺诉说了他内疚的心情……”〔14〕。
韩女士在这里提到的周恩来与斯诺谈话中吐露内心情感的重要情况，现已无从证实。但书中分析的当时周恩来的苦境，确是比较客观的说法，正是在同一会议上，内心矛盾的周恩来也“批评”了“二月逆流”的几位老同志。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周恩来在此前后的大量有关言论，便可以发现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周恩来从未否认自己同几位犯“错误”的老同志的密切关系。在“政治生活批评会”期间，由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开列的供“批判”用的材料中，有一份经李富春起草、周恩来审批的国务院系统开展运动的报告〔15〕，对此，周恩来并不介意，批示同意将其在会上印发。之后，在几次谈到“保”这些老同志时，周恩来更是一次次“联系”到自己：对陈毅、谭震林我“保”得“最多”，对聂帅则“保”得“最早”，对余秋里、谷钦等人也是“再三”地“保”。就在社会上已有人提出“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总根子”的同时，他甚至当着造反派的面，公开讲：批判“二月逆流”，“也联系到我”；承认他自己也和许多老同志一样，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也是不理解的，没有料到这种局面。周恩来的这些举动，再明显不过地表示出他内心的“意向”。
二是周恩来尽可能地将几位老同志的“错误”“淡化”。就在中央文革一伙人借毛泽东指责“二月逆流”之机对老同志们无限上纲、横加罪名的时候，周恩来却每每把“错误”往“思想认识”、“对群众态度”等方面引导，意在犯“错”难免，大事化小。一次，他曾亲笔改“二月逆流”提法为“二月的乱子”，凡提及几位老同志时均加上“同志”二字。一九六七年四月，在“政治生活批评会”后不久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就几位老同志对二月之事所作的自我批评逐一表示认可，认为这也是一种经验的总结，有些虽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总算有所进步，应进一步创造机会，给以帮助，先行改正，以观后效。就在林彪、江青一伙强行对“二月逆流”定性以后，他还多次讲到，不能把这些老同志的所作所为都一概否定，他们有许多话是根据中央政策讲的，对他们还要“一批、二保、三看”。
三是周恩来不忘在关键时候“提醒”老同志们不要在思想上放松戒备，给林彪、江青一伙以可乘之机。一九六七年的五一节，是“全面夺权”、“天下大乱”之后的第一个重大节日，按当时惯例，大批党政军领导人都要上天安门“亮相”。能否上天安门，成为判定某人是否有问题的一个“标准”。经周恩来努力，毛泽东批准，所有被指责参与“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都在五一那天登上天安门。一时间这种表面上“团结”的气氛掩盖了几个月前党内的激烈较量，有的老同志因心情好转而思想上放松下来。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于五月五日亲笔致信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和谷牧（并告李富春），提出：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重犯过去“错误”；否则，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甚至走入“绝路”。信中，周恩来一反过去平等、商量的口吻，语气强硬，措词严厉，然而；他正是想以这种极其罕见的方式，来“警醒”他的战友们切不可大意，以致产生思想错觉，把“二月逆流”一事看得太轻了。果然，后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党的九大上，中央文革一伙重又煽起对“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并借党的合法会议名义对二月抗争作出污蔑性的“定性”。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周恩来预先的判断。九大召开前后，周恩来对老同志们的情况尤为关注。一九六八年底，当获悉一位老帅遭到批判后，即批示有关单位进行劝阻，强调“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党的九大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被指责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对此，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致。不久，毛泽东亲自出面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这时，在二月抗争中与老同志们“针锋相对了”、“势不两立”的江青一伙人仍在台上。尽管条件有限，周恩来却利用一切场合，不失时机地为老同志们恢复名誉、出来工作提供机会，扫除障碍。
同年十月初，经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建议、毛泽东批准，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李先念、余秋里等均担起重任。之后，周恩来又委托李富春等老同志参加和领导有关批判林彪的学习会、座谈会；与此同时，陈毅、聂荣臻等老帅也纷纷起来揭发林彪一伙的罪恶行径。
一九七二年一月，陈毅不幸病逝。经周恩来周密组织安排，陈毅追悼会开得庄严隆重，影响深远，尤其是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的举动，给包括参加二月抗争在内的所有老同志以极大慰藉。
同年十二月中旬，周恩来亲笔致信纪登奎、汪东兴，指出“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16〕。后经毛泽东批准，谭震林从桂林被接到北京治病。
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前后，周恩来又一再批嘱外事部门：有关外事活动场合应多请一些老同志参加，并多次亲笔添加上叶剑英、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人的名字，为这些老同志的复出广造舆论。在周恩来的不懈努力下，除陈毅先期病逝外。参加一九六七年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全部被选入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至此，所谓“二月逆流”一事已在事实上得到平反，从此不再提及了。
综上所述，作为二月抗争的当事人，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重又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自始至终与二月抗争这一“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密切相关，不可分割。从他在二月抗争及其前后的一系列言论看，其主要思想都是彼此衔接、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在抗争过程中，他的认识更是随着斗争的深入而深化，他的感情亦随着斗争的跌宕而起伏。他曾在一定程度上、以其特有的斗争先-式给予这场正义抗争以持续的和有效的支持。在抗争失利后，他又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继续起“中和”的作用，竭尽全力保住了所有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使他们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抗衡、并最终战而胜之的中坚力量。也正因为如此，后来他亲自领导的一九七二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才合乎历史发展逻辑地成为“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17〕。
【注释】
〔1〕1966年3月中下旬，毛泽东在杭州多次谈话中严厉批评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并对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表示不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4月初，中央决定重新起草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2〕即1966年6月中下旬率党政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同年7月中旬离京前往武汉、上海、大连等地。
〔3〕《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93页。
〔4〕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后，除林彪外，原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党中央副主席职务均不再提及。
〔5〕转引自王年一：《周恩来1966年8—12月的一些言论》，《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7期。
〔6〕即由部分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讨论党政业务问题的会议。
〔7〕即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和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
〔8〕1967年1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发布的旨在限制军内开展大民主、制止冲击军事机关的八条规定。
〔9〕1967年2月17日在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10〕1967年2月16日晚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及造反派代表的讲话，1967年2月18日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11〕1967年2月下旬，周恩来对南方某省省委主动向造反派“让权”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指出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错误”。
〔12〕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
〔13〕方钜成、姜佳侬著：《周恩来传略》。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页。
〔14〕详见该书第4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5〕即1966年8月21日《关于机关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8月23日，对该报告作了批示、批注。
〔16〕《周恩来书信选集》，第620页。
〔17〕《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和“大闹怀仁堂”的战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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