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科技、突破尖端是需要花钱的。一九五二年，周恩来开始酝酿研制原子弹、导弹，写信给竺可桢征求意见，竺可桢认为研制原子弹、导弹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是要花大钱，动一动都要以亿元来计数。尽管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举、资金短缺，但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即使束紧裤带，也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正如后来陈毅所表示的那样，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
同时，我们也不能脱离国力条件，任意地花大钱搞尖端。我们要在国力许可的范围内突破尖端，尽可能少花钱，多办事。
对此，周恩来的指导思想是一次试验，全面收效。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日，周恩来在听取首次核试验汇报时指出，我国的核试验不要多，搞一次试验就要取得尽可能多的资料，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研究了第二次核试验准备工作。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指出：这次试验一定要准备好，要吸取上次核试验的经验，更周到、更细致、更妥善地做好全面安排。在效应试验上，要搞清楚在空中、地面各种条件下杀伤和被破坏的威力半径。总之，凡是通过试验应该得到的数据和资料都要得到。中国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1〕
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在测试和“效应”方面实现了军用、民用“多方收效”。我国第一次核试验只花了几十亿人民币，而美国第一次核试验花了几百亿美元。周恩来说，我们是后来居上，也应该后来居上，因为人家已经为我们探了路。
周恩来确定的“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的方针，适合中国国情，体现了我国研制核武器的根本目的。遵循这一方针，我国从一九六四年第一次核试验以来共进行了30多次核试验，较之美国的800多次和苏联的600多次，我国核试验的次数是很少的。但是，我国核试验的效益是相当高的。钱学森说：“我们搞‘两弹’花钱比外国少，因为有党的领导，具体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在领导我们。再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费最少。”〔2〕
【参考文献】
〔1〕《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第264、243页。
〔2〕钱学森：《周总理让我搞导弹》，《不尽的思念》第291页。
2007/09/10
六、一次试验、全面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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