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首先是个经济问题，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水利工程属于社会的基础设施。但是大江大河的根治和重大水利工程的修建，投资大，工期长，必须遵循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规律，滞后或过分超前都将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治水又是个技术问题，要同自然界打交道，而违背自然什么都做不通。越是规模重大的水利工程技术要求越复杂，一旦技术上失败造成的损失也越大，不仅祸及当代，并且还要贻患子孙后代。治水还是个社会政治问题，涉及到复杂的社会关系，关系到成千上万人民群众的利益。水利纠纷处理的好坏，水利决策的正确与错误，不仅影响整个经济建设，而且影响国内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周恩来曾说，20年我关心两件事，一是上天，二是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又说，水利比上天难，治水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还必须通过技术问题去解决。对待上述问题，周恩来的思想是审时度势，既积极又慎重。
建国伊始，周恩来就提出“必须用大力来治水”,“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1〕他说，战争把交通破坏了，经济陷于瘫痪状态，要一手抓交通，一手抓水利。后来，他亲自过问了江、淮、河、汉、海河等大江大河的治理。周恩来主张积极治水、反对听其自然的消极思想，同时，也反对轻举妄动、急躁冒进。周恩来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2〕对待水利建设他更加强调．“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3〕他曾说：“工业犯了错误，一二年就可能转过来，林业和水利上犯了错误，多少年也翻不过身来。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4〕
苏北刚解放不久就着手治理沂河，周恩来赞扬这种积极治水的精神，同时又指出，治水不能仅凭热情，治错了会劳民伤财．1950年11月3日，在讨论治淮报告时，周恩来说：治水和打仗一样，不能错过时机，迟一步都不行，处处要配合天时和人力，行动要非常机灵。
黄河始终是中国的忧患，周恩来一方面指出：“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理好。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针对黄河自然情况的复杂性和治理的艰巨性，反复强调：“谦虚一些”,“谨慎一些”,“不要急躁”,“要兢兢业业地做”。〔5〕
1963年海河大水后，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根治海河”，周恩来亲自到天津积极部署治理的具体措施。同时，周恩来强调，根治海河要全面安排，要有切实可行的计划，不能一哄而上，天女散花把钱随便花掉。
周恩来亲自过问长江流域规划工作，其审时度势、积极慎重的治水思想更为突出。周恩来赞赏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雄伟气魄和远大理想，并努力为之奋斗，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但周恩来反复强调理想不能代替现实。1961年7月，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有首诗，其中有一句“高峡出平湖”。理想总是要实现的，但是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不能急，不能随便搞。周恩来赞成把三峡工程作为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工程，并要求为之准备条件、积累经验。但他认为正式兴建三峡工程的条件尚不成熟，时机尚未到来．1958年，周恩来主持的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讨论，作出了先上汉江丹江口工程的重大决策．1970年，周恩来支持了先上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重大决策。两度避免了贸然进军三峡，又为三峡工程的建设开辟了前进的道路。1970年12月24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林彪，“认为在‘四五’计划中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是可行的”。“而在施工过程中，还可精心校正，精心设计，力求避免二十年修水坝的许多错误”。〔6〕毛泽东在12月26日，即在他生日的那天写了“赞成兴建此坝”的批示．个别领导以盲目崇拜的心态对待毛泽东的批示，忽视了周恩来“力求避免二十年修水坝的许多错误”的要求，又重犯了仓促上马、主观蛮干的错误．对此，周恩来向一些领导干部指出，砍头事小，葛洲坝事大。他说，长江出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1972年11月，研究葛洲坝工程时，他又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葛洲坝工程的胜利建成，与周恩来以审时度势，积极慎重的治水态度来过问这个工程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4页。
〔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09一410页。
〔3〕同上。第408页。
〔4〕同上，第446页。
〔5〕同上，第435——438页。
〔6〕《周恩来书信选集事》608页。
2007/09/10
十、审时度势、积极慎重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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