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水库一九六○年九月开始蓄水，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到一九六二年二月，水库就淤了15亿吨泥沙。不仅三门峡到潼关的峡谷里淤了，而且潼关以上，渭河和北洛河的入黄口处，也淤了“拦门沙”。
面对三门峡工程出现的淤积问题，周恩来一方面承担责任，检讨自己未能将工程办好；一方面总结、消化历史上的治黄经验，借鉴、分析苏联水利建设经验，认真谋划如何改建。
从一九六二年三月起，三门峡水库决定由“蓄水拦沙”运用，改为“滞洪排沙”运用。但淤积仍继续发展，到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总计淤了50亿吨，渭河的淤积影响，已到距西安三十多公里的耿镇附近。当时，陕西省意见很大，水电部和黄委会在解决方案上又有分歧。为统一思想，尽快作出治黄决策，解决三门峡淤积问题，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至十八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治黄会议。
会上，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汪胡桢认为“节节蓄水，分段拦泥”的办法是正确的，不同意改建三门峡枢纽，被称为“不动”派。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认为“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黄土下泻乃黄河的必然趋势，绝非修建水工建筑物等人为力量所能改变，主张炸掉大坝，被称为“炸坝”派。黄委会主任王化云主张以拦为主，辅之以排，实行“上拦下排”的方针，被称为“拦泥”派。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主张干支流沿程引洪放淤，灌溉农田，以积极态度吃掉黄河水和泥沙，被称为“放淤”派。周恩来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引导大家互相听取不同见解，辩证地看问题。
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作总结讲话，提出治理黄河总的战略方针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他要求各派都要克服片面性，要从全局看问题。“不要自己看到一点就要别人一定同意。个人的看法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别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评补充。”他认为泥沙淤积是“当前的关键问题”，“是燃眉之急，不能等。”“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问题，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他综采各家之长，决定三门峡大坝左岸增建两条隧洞，改建四根发电引水钢管（即二洞四管改建方案），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先解库区淤积之急。他说：“决定二洞四管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既然决定了，就要担负起责任。”他嘱咐在设计和施工中“要兢兢业业地做。如果发现问题，一定要提出来，随时给北京打电话，哪一点不行，赶快研究”。〔1〕
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北京治黄会议，不仅决定了对三门峡枢纽工程的改建，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而且明确了治理黄河的战略方针，大大推动了治理黄河的伟大事业。
三门峡第一次改建即二洞四管工程，一九六五年一月开工。四管工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竣工，七月二十九日投入运用。两洞工程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先后竣工。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二洞四管全部投入运用。
二洞四管工程提高了三门峡枢纽的泄流排沙能力，减缓了库区淤积，为进一步改建赢得了时间。但泄流排沙能力仍感不足。为此，一九六九年六月，周恩来委托刘建勋、纪登奎在三门峡市主持召开了晋、陕、鲁、豫四省治黄会议，研究了三门峡工程的第二次改建和黄河近期治理问题。
为加强第二次改建的技术力量，周恩来提议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到三门峡去，参加研究怎样解决三门峡工程改造的问题。一九七○年一月，周恩来对他们说，黄河的泥沙问题研究得怎么样了？要把黄河泥沙整个的情况摸清楚，沙从什么地方来的，淤在哪里，怎样处理，这是你们去主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次改建，于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挖开8个施工导流底孔和改建了5个电站坝的进水口，大大提高了泄流排沙的能力。
通过两次改建，基本解决了库区的泥沙淤积，保持了一定的长期有效库容，为在多泥沙河流上修建水库和治理黄河开辟了新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新华社报道《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获得初步成功》，周恩来在重病中看到这一报道，要人打电话问钱正英：“三门峡改建成功的报道是否属实？”他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仍旧惦记着治理黄河的伟大事业。
【参考文献】
〔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3-438页。
2007/09/10
六、三门峡工程的两次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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