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之后，由于天灾人祸，不少地方发生饥荒，饿死了很多人，粮食成为当时最突出的问题。很多城市只有几天的库存，粮食部白天黑夜都有人打电话来催要粮食。为了解决粮荒，周恩来一方面仔细统筹安排，由中国银行支付一大笔外汇，从国外进口一大批粮食。另一方面精心计算，亲自抓粮食调拨，帮助严重缺粮的省份渡过难关。
一九六○年底，在周恩来亲自督促下，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到了天津。一九六一年，我国要进口500万吨粮食。怎样才能进口这样多的粮食并将其顺利运回国内？周恩来决定派随同他访缅的雷任民从缅甸直接去香港，了解国际市场上的粮食行情，搞清3个问题：其一，能否买到粮食；其二，能否找到运粮的商船队和能否运走（在当时美国对华封锁禁运的背景下，担心海上有挟持）；其三，中国银行的外汇能否周转，有没有能力买这么多粮食。
雷任民带着这三个问题去了香港，经过调查摸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第一，国际市场上粮食货源充足，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有粮食急于要卖；第二，这两个国家经济上有地位，政治上有影响，购买这两个国家的粮食没有什么风险，还可以采用到岸付款或租外轮运输的方法；第三，中国银行支付这么大一笔外汇确有一些困难，但经过仔细的统筹安排还是可以周转的。
周恩来掌握这些情况之后，立即决定向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买进粮食，缓和了国内粮食紧张的形势。
此后，我国连续几年每年进口500万吨粮食，这批粮食虽然占我国粮食总量的比重很小，但在全国的粮食调节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一，减少了产粮区的调出；其二，保证了重灾区的粮食供应；其三，避免了京、津、沪、辽粮食脱销的危险；其四，补充了部分国家库存。
根据周恩来工作台历的记载，从一九六○年六月到一九六二年九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次，其中一九六○年下半年19次，一九六一年51次，一九六二年45次。他及时审阅粮食报表，精心计算粮食安排，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从周恩来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之多。例如在《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周恩来的手迹。这些报表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既反映了周恩来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也表现了周恩来解决当时最困难的粮食问题的杰出才能和智慧。
当时，由中央安排调拨的粮食除了增加进口粮外，又增加了一些列入中央开支的专项用粮，头绪繁多，原来的粮食报表已不适用。为了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间调拨和中央粮食收支情况，周恩来亲自设计了一张《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这张表由于长，被称为“哈达表”；又由于清晰、明了，后来一直使用它安排中央粮食收支调拨计划，检查执行情况。
一九六二年一月六日至二月六日，周恩来先后12次与有关中央局第一书记、有关省第一书记谈粮食问题。他列举历年的粮食细账，指出，一九六二年国家统一支配的粮食差100亿斤左右。三月至四月，他又多次约谈东北三省的粮食问题。五月底至六月下旬，他到东北三省调查研究，其根本目的是贯彻经济调整的方针，解决粮食调剂问题。这年从黑龙江省调出粮食30亿斤，是周恩来摸情况、细算账提出来的。黑龙江省领导顾全大局，为了解决更困难的省份的缺粮问题，坚决执行中央的调粮计划，想方设法完成了调粮30亿斤的任务。
2007/09/10
五、“哈达表”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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