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调整前的背景
“文革”以来中国一直采取一种既反美又反苏的独立自主政策，但在实践中却日益走人困境。“文革”对于中国外交局面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使“孤立”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文革”不仅削弱了国力，也大大削弱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同与其建交的四十多个国家中的三十多个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外交纠纷。中国的影响只限于有限的几个国家，甚至自一九六七年初以来，中国驻外大使职位除埃及外全部空缺。〔1〕而在北京，造反派甚至夺了外交部大权，使中国外交一度处于失控的局面。对于这种局面，周恩来在一九六九年接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时深刻指出，这几年我们关系不那么密切了，我们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原因之一。〔2〕以当时中国国内政治环境而言，从周恩来嘴里说出这样的话，足以反映出“文革”对整个中国的灾难性破坏之大。“文革”也使得中国对美政策更加充满敌意和教条刻板。一 九百六十八年，中国取消了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在华沙举行的大使级会谈。主要原因就是“文革小组”认为，“与美帝国主义无话可谈”而实际上，极“左”思潮代替了经过外交实践检验的正确的外交路线与政策。这是极不正常的一个时代。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阿多克·巴尼特写道：“到六十年代末，北京发现自己不仅同两个超级大国交恶，而且同亚洲的两个最大邻国印度和日本也关系不和。”这种描述基本上就是中国所面对的严峻现实。中国必须扭转这一局面，奉行更为积极的政策，以结束孤立的外交局面，对付日渐加重的苏联威胁。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提出“有限主权论”。这使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苏联的直接军事威胁，开始在中苏、中蒙边境布防，并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苏边界冲突的爆发更加增大了中国对苏联入侵的忧虑。数月内全国处于战备状态。与此同时，苏联还试图对中国核武器给予毁灭性打击，这一切使中苏关系恶化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局面。总的看，“稳住”苏联已经做不到了。
此时，美国频频向中国举起橄榄枝。在中苏分裂之后，美国就曾数次向中国示意缓和关系，但中国一方面对美国是否真心尚持怀疑，另一方面也想尽力维持中苏正常关系，因此并未走上与美接近的道路。但进入一九六九年之后，美国方面观察到中美在共同对付苏联威胁上具有共同利益，而在对付苏联威胁上中国又必然要寻求美国这样的合作伙伴，中美接近的时机和条件都已具备，因此，美国开始实施其一系列对华宽松政策，以求得中国方面的积极回应。这无疑对于中国的外交调整是一个契机。原有的“稳住苏联，静待美国”的政策中苏联已无法“稳住”，并且即将发生战争。而美国又积极向中国靠拢，这种变动使得中国的外交很自然地走上与美接近的道路。
2、外交战略的谨慎调整
新中国建国后，中国外交政策出现了两次重大调整。第一次是从“一边倒”的政策向“既反美又反苏”政策的调整；第二次就是六c年代末，由同时反抗两个超级大国走向务实的与美联合共同对付苏联的政策，而这个政策也可称之为中国外交的三角政策时代。由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存在，中国的决策必然以三角关系的战略考虑来制订与实施。作为三国中力量最弱的、最易受打击，也最难发挥力量和影响的一方，中国对于这个它无法控制的世界上所存在的危险和不确定因素不得不作出反应，并且不得不依靠与更强大的国家合作以建立战略平衡。这就是中国面对中、美、苏战略三角的基本思想。结果，中国在三角关系中所采取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关苏关系的状况，中苏关系的态势，以及该地区安全环境的发展趋势。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将此描述为“他们力图在东亚力量的平衡中……务实地处理北京的软弱地位”〔3〕。客观地说，中国选择余地很小。
这一时期，在中苏关系陷入僵局的同时，周恩来又慎重地开展了对美国的外交试探。
一九六七年，他指示外交部干部邓理山利用私人关系与尼克松的私人助理马修·汤姆森建立了联系。周恩来并同宋庆龄会见了马修，希望马修能为中美缓和作些有益的事情。后来发展的事实证明，周恩来此一举动对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起了积极作用。〔4〕
珍宝岛冲突发生之后，毛泽东采纳周恩来的建议，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组成国际形势座谈会研究世界局势。四位老帅三月份提出《从世界森林看一颗珍宝树》的报告。〔5〕报告认为，苏联在边境搞点紧张局势，制造点冲突是可能的，但是要跟中国大打，口前还不可能。七月份，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四位老帅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明确提出“苏修扩张是挤美帝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非常尖锐的”，从而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延续十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6〕九月十七日，又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报告中指出：（一）“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苏修的战略目标是同美帝重新瓜分世界。它妄想把我国纳入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版图。”（二）“苏修虽然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为“苏修对侵华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三）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反革命实用主义的需要”。（四）周总理会见柯西金轰动了全世界，使美、苏战略思想发生混乱。〔7〕
报告是针对苏联这个主要威胁来加以探讨的，意在分析中苏关系之现状，即苏联对华战争之可能性如何。中美关系是作为对苏联的制衡而提出来的，主要出自于陈毅。陈毅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若干想法是：(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主动重新提出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项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美国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我们应该接受。(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四人座谈会对形势的这些判断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注意。陈毅实际主张在台湾问题的讨论程序上适度灵活。
此前，外交部也就尼克松对华政策进行研究，将其对华政策概括为“遏制不予孤立、压力加劝说”。外交部主要领导建议，四位老帅向中央提建议时，可以原则上讲要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在美、越和谈期间，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不适宜。这说明了中国决策层已基本作出了对美政策应谨慎调整的判断。〔8〕
在对美作出积极姿态的决策方面，法国驻华大使同周恩来的谈话向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种关于台湾问题的思考。一九六九年五月初，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到任。奉戴高乐指示他将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转给中国最高级领导人。内容是三月底戴高乐到华盛顿参加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葬礼时，尼克松正式请法国总统把美国有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口信捎给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坦率地告诉马纳克，台湾问题是障碍之所在。马纳克是对亚洲问题颇有研究的外交家。他认为，需要把台湾问题放到历史的角度去看，这不只是一个“归谁所有”的法律问题，而且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难于处理的政治问题，不可能魔杖一挥就消失的。马纳克认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将在道路的尽头，而不是在开头。这种现实主义观点接近于陈毅的某些相关看法。
七月份，周恩来同美国进行了一次无声的对话。七月十六日，两个美国人误入中国领海被抓获。时值美国准备公开宣布放宽对美国公民来中国旅行的限制。基辛格决定，把宣布推迟几天，看中国人会不会借此事件掀起例行的反美浪潮。中国方面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对此事一直保持沉默。在七月二十一日尼克松即将出国环球旅行时，美国国务院低调地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查明情况后立即释放美方两人。这一交锋，双方没有直接发生接触，都没有丧失各自的尊严。中美之间的气氛暗显缓和。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针对叶海亚·汗与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的谈话内容，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对此应予研究。〔9〕五天以后，他接见即将出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时，特别强调，只讲美苏勾结，不讲争夺，片面性很大。光看到勾结，看不到争夺，有些问题就不能解释。只有两个阵营的矛盾的提法就是片面性。这说明，美苏勾结共同对付中国的判断已被否定，周恩来强调了美苏矛盾可以利用。这说明周恩来外交战略已有变化。
到此，对美的大方针已基本确定，这对于整个中国外交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调整。困境中的中国终于走上与美联合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确是形势逼出来的一种结局，是对苏外交陷入僵局的结果。
为了更顺利地开展对美外交，周恩来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的基本原则问题进行了重要阐述。他在一九六九年指出，国际共运已进入各自独立发展而不是联合行动的时期。现在的世界是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期，到处都在考验各国共产党能否领导革命，还是各国自己锻炼自己，平行进行。〔10〕这种考虑的实质就是要求各国自己照顾自己，努力发展，当然，这有利于消除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巨大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周恩来反复阐述了关于对敌斗争策略，他说：要讲政策，讲策略，总要有战略部署，也要有灵活的战术各个击破。一个时期总是要抓住一个主要敌人和它最忠实的伙伴，集中打击它。要利用它们中间的矛盾，利用它们不同的利害关系。不仅要把全世界一切能团结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包括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要利用跟主要敌人有矛盾的力量，作为间接同盟军。〔10〕对于美苏联合反华和美国打中国牌的问题，中国政府也进行了认真研究。中国对于美苏联合反华的担心一直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虑。最终，中国的对策是以某种方式向美国靠拢，以此来避免发生这种“最坏的情况”。
【注释】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26页。
〔3〕（美）迈克尔·汉德尔著：《希特勒、尼克松、萨达特：令人震惊的外交内幕》，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98页。
〔4〕参看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编：《大洋季风：两个世界大国的博奕原则》（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397页。
〔5〕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
〔6〕《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内幕》，第677页。
〔7〕熊向晖：《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究和建议》，见《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8〕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载《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至今没有发现一份全面研究如何打开中美关系的外交政策报告。中国的对美政策是作为对苏政策的一个侧面而出台的，因而，对涉及中美关系最关键的问题似缺少长期的系统研究。
〔9〕参看《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10〕参看《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34页、第267页。
2007/09/10
二、中国对美战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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