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苏理论分歧之萌生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苏共第三代领导集团摆脱斯大林模式，全面探索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重要会议。有五十五个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应邀出席了这次大会。以朱德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了苏共二十大。对这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寄予很高的期望。认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苏维埃人民的优秀代表将总结出苏联建设的新经验，制定使苏联向共产主义道路更加前进一步的宏伟的建设计划”。“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无疑地将对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和对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新的贡献”〔1〕。
二月十四日，赫鲁晓夫致开幕词，并向大会作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第一部分“国际形势”中，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三个理论问题，并认为这是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构成赫鲁晓夫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内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苏联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内外政策的制定，是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全世界通向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为理论基础的。赫鲁晓夫根据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面对现实，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三和”的理论和路线，表明赫鲁晓夫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内外政策的战略指导思想作了根本性的调整。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赫鲁晓夫批判了“个人崇拜”，强调恢复和加强集体领导原则。他说，苏联共产党“坚决反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崇拜流行的结果就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2〕
二月十七日下午，米高扬在大会发言中，情绪激烈地批判了“个人崇拜”他说：“我之所以要强调这条老道理，是因为大约二十年内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而流行着早就被马克思、后来又被列宁指责过的个人崇拜。”〔3〕米高扬还具体地批评斯大林，他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分析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情况的时候，有一些关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大家知道的论点。这些论点未必对我们有所帮助，未必是正确的。”〔3〕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在党的会议上公开批评斯大林。
二月十八日，莫洛托夫在大会上发言，莫洛托夫没有讲和平共处，也没有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是强调最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正在处心积虑地制定各种“威慑”计划，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侵略目的的“解放”计划。很明显，莫洛托夫的发言调子与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的调子完全不同，他仍坚持斯大林所确定的外交路线。
二月二十四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决议完全赞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赞同中央委员会在它的总结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和理论。这是以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方式，把赫鲁晓夫“三和”理论、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确定为苏联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在大会进行期间，一些代表要求具体揭发个人崇拜问题的后果。在此情况下，主席团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由赫鲁晓夫于二月二十四日夜至二十五日晨，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苏共“二十大”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改变斯大林时代“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这一战略指导理论；提出“三和”理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改变了自共产国际建立以来的战略思想。以斯大林模式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唯一模式，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结束了。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始破除对于斯大林模式的迷信。苏共“二十大”的决议对中共产生了积极影响。
苏共提出“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这一总路线，是二十世纪中期对冷战格局最有价值的思考之一。这个“三和”路线并没有对周恩来的外交战略产生直接损害。因而，中共在原则上是接受的。但中苏双方对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之理解，却产生了一系列的分歧。
关于国内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根本问题的估计，苏共新的提法是，随着阶级的消灭，苏联的阶级斗争已经转向国际舞台。苏联国家消亡的过程已在进行之中，“国家管理的职能正在改变”，强制性的国家机关“目前主要是防止外部敌人的阴谋的机关”。中国方面对此是有所保留的，特别是在波匈事件发生以后，东欧局势的动荡，给毛泽东以极大的震动。对此，他有新见解。
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主要涉及到和平过渡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等。特别是和平过渡问题，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中国领导人，对于西方国家的议会民主是比较陌生的，不相信通过议会合法斗争能够夺取政权。中国方面并不反对作为一个策略口号提出和平过渡问题，但认为苏共的提法不够全面，只强调和平过渡，而不重视非和平过渡。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中共承认世界局势正趋向缓和，也愿意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缓和关系。但是相比较而言，当时中国在其所处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是十分不利的―经济上，受到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和禁运；外交上，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内政上，中国的领土台湾处于被侵占状态。所以，中国一方面接受并宣传“缓和”，一方面也警惕着战争的危险。
中苏分歧最大的是斯大林问题。中共并不反对批判斯大林，主要是反对苏共在批判斯大林之前没有同其他国家共产党商量，结果使他们都很被动。在批判斯大林的分寸上，中共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尤其反对有人以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为名影射攻击其他国家的共产党。
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在先后同苏共中央主席团米高扬、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中，都对斯大林问题表达了意见。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4〕。
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指出，在列宁逝世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表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战士。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文章认为，“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斯大林“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是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5〕。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再次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的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6〕此后，毛泽东在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对苏联的批评大为升格。十一月十五日，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责赫鲁晓夫，“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并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是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掉相当多了”。〔7〕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反复陈说：“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6〕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又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进一步指出：“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错误，但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分割所必需的……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8〕
从历史上看，斯大林在对待中共的态度上是常有大国主义的表现的，也引起了中共深深的不满。苏共“二十大”后，中共维护斯大林确实是出以公心，维护马列主义理论的纯洁性、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之团结。但这也反映出中国方面的一种心态，即虽然中苏结盟，但中国是独立的，不想被苏联的影子所掩盖。中苏在理论问题上萌生了分歧，这种分歧源于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
2、中共“八大”的缓和外交路线
在苏共“二十大”的背景下中共“八大”召开，会议确定了一条缓和的外交路线。当然这个外交路线的确立，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也有其不稳定性。
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变化，要求党必须对“七大”以来的工作，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作出正确的分析和结论，制定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提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建设等方面的任务和政策。这些都是“八大”所要完成的重要历史使命。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九月二十七日下午胜利闭幕，历时十三天。
“八大’，的内容十分丰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董必武作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朱德在大会上也作了重要发言。与会代表们围绕上述各项报告的内容，对党的工作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总结，交流了各条战线的工作经验，制定了稳定政治局面、着力发展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即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根据新的形势，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向，提出了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关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会议指出：除台湾还被美国侵略者侵占以外，近百年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已经被赶走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之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正在消灭之中，原来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改变过程中；广大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和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知识界也已经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国内各民族已经组成了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
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八大”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已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八大”依据当时对国内形势的正确分析，及时地提出了党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力量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正确的国内工作重点的确立，对我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周恩来所讲的，外交（包括外贸和援外），就是要争取造成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以利于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内政和外交相辅相成，目标一致，互相促进。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的延续，并服从和服务于它的国内政策，它必须以我国国内工作为基础，为加强和巩固国力服务。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除国内的一切条件外，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自一九五三年以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治局势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美国共和党政府上台，艾森豪威尔希望早日签订朝鲜停战协定；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首脑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掌权，“三和”政策出台；日本国内反美情绪逐渐高涨，主张自主外交的鸠山一郎组阁。随着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召开，使美苏关系、中苏关系乃至中美、中日、美日关系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中共领导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由于社会主义的、民族独立的、民主的、和平的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空前的发展，而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积极进行扩张、反对和平共处、准备新的世界战争的政策，愈来愈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局势不能不趋向于缓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9〕
在“八大”上，中共中央制定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不排斥任何国家”，愿同一切国家往来以至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缓和的外交路线，代替了一九四九年在外交上制订的那几条原则。
“八大”缓和外交路线的确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与周恩来的积极推动密切相关。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致力于发展国家的经济建设，深谙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他在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上，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一直都保持着非常清醒的头脑，进行着冷静客观的分析。
朝鲜战争结束后，周恩来以他敏感的政治触觉认识到，“三年战争两年谈判，扩大了世界和平运动，增加了美国的困难，推迟了世界大战”，而且世界大战可能被制止，“和平的影响一天天在扩大”。〔10〕一九五三年，周恩来提出在国际事务中应遵循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11〕经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特别是一九五五年底至一九五六年初，他深切体会到，“国际局势是缓和下来了”，并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和平力量是占优势的，“整个国际局势肯定是有利于和缓的”〔12〕，因此，周恩来加快了同美国、西欧、特别是日本等国家的外交步伐。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开拓外交局面的努力，并不是想做沟通东西方世界的桥梁，走中间道路。中国依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我们的阵营是和平的大本营，统帅是苏联”〔13〕，中国只是想从“一边倒”的政策中迈出一步，目的是为了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更好的外部环境，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周恩来注意到，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视和对抗的政策毫无改变。在美国的百般阻挠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然拒绝在外交上正式承认新中国；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还没有恢复；西方国家及其追随者继续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政策；美国在亚洲加紧扶持日本、武装台湾，并介入印度支那，对中国的安全继续构成严重威胁。总的说来，中国的外部环境依然紧张。在这种情况下，除有必要继续努力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之外，中苏间的团结合作更需要坚持，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中共“八大”所确定的缓和的外交路线，与苏共“二十大”所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方针是完全不同的，但双方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却是接近的。“八大”确定的外交路线肯定了周恩来在缓和对美关系上所作的努力。朝鲜战争结束后，周恩来的对美政策稍有变化，可以概括为：抗美的内容、灵活的形式。
【注释】
〔1〕1956年2月14日《人民日报》。
〔2〕1956年2月l8日《人民日报》。
〔3〕1956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4〕《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编：《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7页。
〔5〕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
〔6〕《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编：《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页。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1页，第322页。
〔8〕1956年12月9日《人民日报》。
〔9〕《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0〕《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8页，第60页，第62页。
〔11〕《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12〕《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
〔13〕《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
2007/09/10
第四章推动对美缓和及对日关系 一、中共“八大”的缓和外交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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