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停战后，危及亚洲和平的两大问题―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还远未解决。如果能在中国的参与下妥善解决这两个问题，不仅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而且可以提·高中国在亚洲国家中的威望，有利于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对亚洲民族主义国家在反美斗争中的重要性，周恩来在朝战中就作过充分地论述：“假如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洲人民和国家不屈从，坚决反对美国扩张侵略，那么将使美国政府在推行其政策时遇到困难，因而会迟疑，并最终导致美国侵略政策的失败。”〔1〕
朝鲜停战不久，苏联政府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提议召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中国政府表示赞同，认为这有利于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十月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及与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和平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英、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解决和平与国际安全的重大问题，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2〕一九五四年一月九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再次声明，呼吁有关国家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亚洲的迫切问题。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八日，中断近八年的四大国外长会议在柏林举行。决定四月份在日内瓦举行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苏、美、法、英、中五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同讨论的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分别派代表参加有关问题的讨论。
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它第一次给新中国展开广泛的外交活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和场所。二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召集参加日内瓦会议筹备工作的干部会议，指出：“（一）日内瓦会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应该积极参与。（二）由于美国政府会多方阻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估计难有大的进展，但我们仍应力争解决一些问题。”〔3〕事实证明，周恩来的估计是正确的。为了开好日内瓦会议，周恩来从二月底到三月份，认真阅读了有关的大量文件、电报、资料和情报，以及美国政府致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和苏联政府的复文等；约李克农等商谈出席会议的准备工作和代表团人选的问题；对每个环节认真准备，并组织模拟会议，搞翻译练兵；主持拟定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原则等问题的各项文件；参加中共中央会议，汇报准备工作情况，参与研究出席会议的原则、方针等。三月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意见》指出，“美、英、法三国之间在朝鲜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他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因此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达成，我们仍将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协议，甚至是临时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4〕为了使会议取得进展，周恩来同苏联、朝鲜、越南领导人保持着密切接触，协调立场。四月上旬，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出席有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四国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筹备会议，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尽力争取在印度支那实现停战。四月二十日，周恩来还在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会议上讲：“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是要本着学习的精神。”〔5〕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九日，周恩来被任命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二十日，中国代表团离京，再一次到莫斯科与苏联、越南协调立场。二十四日，到达日内瓦。周恩来在机场发表演说指出，“（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并热烈地期望着会议的成功”。〔6〕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利用各种场合，全面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更多的国家提供了了解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机会。四月二十八日在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中，周恩来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亚洲问题的立场。其核心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团结不同社会制度下生活的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国在亚洲的侵略活动。“亚洲的和平应该得到保证。亚洲各国的独立和主权应该得到尊重，亚洲人民的民族权利和自由应该得到保障……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而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求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只要世界各国都遵守这些原则，我们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世界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7〕五月十二日，周恩来在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会议上再次指出：“亚洲国家应该互相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而不互相干涉内政，应该以和平协商方法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而不使用武力和威胁；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各国之间正常的经济和文化关系，而不允许歧视和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使亚洲国家避免新的殖民主义者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空前灾难而获得和平和安全。”〔8〕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访问印度期间，与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并强调也应成为指导中印两国同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原则。《联合声明》还指出：“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而现时存在的恐惧和疑虑，则将为信任感所代替。”〔9〕六月二十九日，与缅甸总理吴努发表的《联合声明》也强调了同样的原则。
日内瓦会议在朝鲜问题上的讨论，一开始就陷入僵局。周恩来为推动会议有所进展尽了最大的努力，先后作了六次大会发言。但美国政府毫无诚意，采取了顽固的态度，使会议无结果而散。为了挽救会议的失败，周恩来做了最后努力。他指出：“虽然美国等国蓄意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阻挠会议达成任何协议，与会各国仍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即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他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10〕美国代表史密斯称，他“不准备在未向美国政府请示的情况下同意这个建议”。这样，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终因美国的破坏而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在这场尖锐复杂的外交斗争中，周恩来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诚愿望，为新中国赢得了声誉。
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由于谈判双方存在原则分歧，再加上美国的多方阻挠，谈判进程步履艰难。为打破僵局，推动会议的进展，周恩来展开了广泛的外交活动，提出了一系列和解的方案。首先是做工作统一中、苏、越三国的立场。例如越共代表团对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估计过高，认为越南问题应以“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等待普选”的方案为主。周恩来分析了此方案的利弊得失，使苏、越两国代表同意了停火和区域调解的具体方案，推动了会议的进展。六月十五日，周恩来在中、苏、越三国代表团的会议上建议，宜以承认在老挝、柬埔寨有越南志愿军的让步来争取在越南划区问题上求得补偿，从而统一了三国思想，其建议受到与会国家的普遍欢迎。日内瓦会议于六月十九日就老挝、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问题达成协议。六月中旬，法国政局发生变化，主和的孟戴斯一弗朗斯组阁。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伯尔尼同孟戴斯一弗朗斯举行会晤，就恢复印支和平充分交换了意见。七月三日至五日，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体会之机，回广西柳州同胡志明举行了多次会谈，就当时的亚洲和世界形势和印度支那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最后胡志明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即力争在划分集结区的问题上达成妥协，以便迅速把战争停下来。七月十日，周恩来又在莫斯科逗留，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应该提出公平合理的、为法国新政府所能接受的简单明确的条件，排除美国的干扰破坏，争取迅速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11〕周恩来到日内瓦后，说服范文同要作出让步，使法国新政府能从印度支那战争中体面地脱身，“法国撤出，全越南都是你们的”。〔12〕与此同时，周恩来也不断敦促法国作出妥协。在周恩来的大力斡旋、推动下，越南接受十七度分界线，法国同意在停止敌对行动协议签字后两年内举行普选。七月二十一日，停战协定签字，印度支那和平得以实现。周恩来作为停战协定的积极推动者之一对这一成果满怀信心：“如果有关国家具有和平诚意，国际争端是可以经过协商获得解决的”“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与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13〕
四月三十日，莫洛托夫邀请周恩来和艾登会面，双方就中英关系作了初步交谈。周恩来向艾登指出：“不是中国不承认英国，而是英国在联合国不承认我们。”〔13〕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同中国外交部欧非司司长宦乡、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直接接触，洽谈贸易问题。从此之后，中英之间官方与半官方的接触逐渐增多。曾任英国贸易大臣的工党议员威尔逊同保守党议员罗伯逊·布朗来访雷任民，表示欢迎中国去建立一个常设的商务机构。威尔逊还说：“中国进出口公司代表团访英将受到官方和议会的欢迎。”雷任民就此回忆道：“这样，我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派了第一个贸易代表团，打破了美国的封锁，打开了西方的大门。英国一接待我们，比利时也松动了，也去那里作了访问，试试路子。在当时对外贸易上也以苏联为中心‘一边倒’的情况下，总理仍坚持主张和西方打通关系做生意，数额虽然小，但政治意义很大。”〔14〕六月一日，艾登在宴请周恩来时主动表示，双方应该努力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他说：“我们有一个人在北京，而你却没有人在伦敦。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半截的。你是否也派一个中国的杜维廉？”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经过协商，两国政府达成如下协议：中国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和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双方还同意，代办的任务除谈判建交外并办理商务和侨务。代办处人员的待遇与正常外交人员相同。〔15〕周恩来认为，这种代办处的形式是关系正常化的开始。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他解释道：“相互承认对方外交人员的代办身份和地位，可以表示两国关系已开始走向正常化。但是，双方经过谈判互换大使之前两国关系仍然是不完全正常的，仍然没有完全脱离谈判建交阶段，代办的机构应称代办处。”〔16〕七月八日，杜维廉向周恩来呈交了由艾登签署的委任书。九月二日，中国政府任命宦乡为驻英代办。中英两国已正式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显然，对英外交的进展是苏联支持的，也符合苏联的利益。七月十九日，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工党总书记菲利浦斯时，阐述了中国政府处理中英关系的态度：“中英两国间的关系，由于最近双方协议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已经得到改进。中国政府和人民深愿中英关系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增进，并愿与英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发展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得以加强。尽管中英两国的经济制度有所不同，但是两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和扩大相互之间的工商业合作，却是可能和必要的。”〔17〕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发展中英关系，是周恩来打破美帝国主义封锁、建立反美统一战线的外交大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是铁板一块。“资本主义世界，就其代表国家的统治阶级来说，美国是‘主战派’，而英法等是‘维持现状派’，它们的态度是有不同的。”〔18〕周恩来正是洞察了法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利用法国内阁更迭，主和派上台的机会，说服苏、越二方，终于达成了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的协议。正是调查了英美之间的差别，才迅速改善了中英关系。对西方国家和美国在对华态度上的不同，周恩来也讲得很清楚：“中国六亿人口的市场很大，．同中国发展贸易很有前途，西方国家都懂得这一点。我们同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美国害怕这两点，和平它怕，死抱住扩充军备和紧张局势不放；贸易它也怕，怕别人跟它竞争。我们可以根据这两条跟一些西方国家结成统一战线。”〔19〕在外交中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利用次要矛盾，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以打开外交的局面，这种方法是科学的。
【注释】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
〔2〕1953年10月8日《人民日报》。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55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55—356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61页。
〔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62页。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63页。
〔8〕《周恩来外交文选》，第70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92—393页。
〔10〕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83页。
〔11〕《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6—67页。
〔12〕师哲：《日内瓦会议散忆》，《人物》1989年第1期，第21页。
〔1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03、364页。
〔14〕《周恩来传》（三），第1137页。
〔15〕《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1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86页。
〔1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01页。
〔18〕《周恩来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记录》，1954年10月18日，见《周恩来传）（三），第1136页。
〔19〕《周恩来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记录》，1954年8月12日，见《周恩来传）（三），第1139页。
2007/09/10
一、日内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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