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一九六七年，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较之“文革”发动初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对于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虽然不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发动，而是在没有任何精神准备的情况下被动卷入，但也还是拥护和赞成的。
这一点，联系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酝酿发动期间周恩来的思想和活动就看得很清楚。
一九六六年，是我国正式执行已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
周恩来作为主管经济建设的政府总理，他的主要思想和精力集中于如何在前几年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更好更平稳地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开个好头。这年初春，恰逢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大旱，周恩来打算以抓华北抗旱为突破口，把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农业搞上去，改变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南粮北调”的局面。从一——四月，周恩来全身心地在抓这项工作。
三月十二日，他给中央写信说，自己“拟在河北、北京各地调查、学习一个月”。其间，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同时还忙于灾区人民的抗震救灾、恢复生产工作。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也是来去匆匆。
五月初，标志着全面发动“文革”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时，周恩来还在忙于同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会谈，陪阿代表团赴大庆、上海参观，直到五月十六日才开始参加会议。六月，他又出访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
更重要的事实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事先没有告诉周恩来。批判《海瑞罢官》，林彪、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周恩来事先也不知道。
周恩来没有过多地参与“文革”的酝酿发动，这是事实。但是，当毛泽东提出要搞“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还是拥护和赞成的。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以“反修防修”为初衷的。对反修防修，周恩来是不会反对的。这其中原因在于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认识上存在着那个时代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正如邓小平所说：“对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认识得不是完全清醒的。”这当然也包括周恩来在内。
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清楚，加上当时国际斗争环境的影响，导致了对修正主义认识的不清楚。
修正主义的问题是由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中苏两党出现分歧而引发的。此后，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再加上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作风，中苏两党的裂痕越来越大，酿成了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焦点的中苏两党大论战，并影响到国家关系。
那时，不光是毛泽东，恐怕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都坚信苏共领导已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变了颜色。
以这样的国际“经验教训”来观察国内问题，就自然会面临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会不会改变颜色的问题。尤其是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无孔不入地进行颠覆活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国内又确实存在某些阴暗面时，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思考这个问题是很正常的，也很有必要。
那么，中国有没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当时周恩来的答案是肯定的。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会上谈到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时。他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继续前进，就可能变质，这不奇怪。“不进则退”，这是具有真理性的社会规律。决不能认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已经十三年了，已经坚如磐石了。
当然，对中国出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严重性的认识和估计，周恩来和毛泽东是不一样的。
毛泽东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资产阶级向党的进攻，并把这个问题看得较严重。
而周恩来在六十年代初，认为我国的阶级斗争是趋于缓和的，因而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可能性更多的是结合我国的实际特点，从思想意识方面去认识。他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只有十几年，社会主义思想阵地还不巩固。而中国的封建社会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封建思想、旧习惯、旧势力根深蒂固，容易滋生修正主义的东西。
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的一次谈话中，周恩来说：思想意识问题不注意，一样出修正主义。当然不是下一道命令就可以解决，主要是通过思想革命。又说：现代修正主义的根源，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思想上的和经济上的。必须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政权虽然掌握了．但在思想意识和作风上，并不是巩固的。周恩来还把官僚主义造成的革命意志衰退、违法乱纪、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蚀侵袭、腐化堕落，视为“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
基于这样的认识，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反修防修，周恩来尽管不会像毛泽东那样感到阶级斗争就在党内，但至少认为中国有出修正主义的潜在危险性。这样，赞成和拥护“文化大革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次，在对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认识不清楚，又坚信苏联已经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的历史氛围中，毛泽东的个人决断对周恩来认同“文革”也有一定的影响。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在反修的同时，一直在警惕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后来，他对国际国内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越来越觉得中国出修正主义已不是可能性，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在一九六五年十月两次高层会议上，毛泽东都讲到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并发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由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所起的重大历史作用和形成的特殊历史地位，自延安整风以后，把毛主席与真理等同起来，这几乎成了全党的共识。
一九五八年五月，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检讨反冒进的错误时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说明了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或者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
从毛泽东与周恩来一生形成的历史关系看，周恩来的这段话不能看作是一种违心表态。这也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当时党内绝大多数高层领导存在的局限。由于这种局限，在事情没有明朗、错误还没有完全暴露时，即使自己对毛泽东的想法和做法一时不理解，也很少去怀疑毛泽东有错误，而是认为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
邓小平谈到建国后我党所犯的错误时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邓小平敢于说这番话，是很需要实事求是的勇气的，就是承认历史的局限性。
周恩来开始赞成和拥护“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周恩来看来，“文革”主要是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是社教、“四清”运动的继续，与社教、“四清”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也正是“文革”的本来意义。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周恩来在接见即将离任的波兰驻华大使克泰诺谈到“文革”时有一段对话：
周恩来：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自然发展的结果。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掉、改革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个长期的工作。
克泰诺：对我们观察家来说，有一个问题不清楚，就是阶级斗争是长期的，为什么出现这样突然的转折？
周恩来：不是突然出现的。过去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由农村发展到城市，这首先是从学校开始的，也涉及到报纸、文化界，这些都是上层建筑，是起指导作用的地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开展，所以阶级斗争就尖锐化了，只是形式上有些区别，而不是本质的。
应当说，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在内容上与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思想改造有某种相通性。尽管周恩来过去一直主张思想改造要靠自觉，要和风细雨，但是在官僚主义及种种社会阴暗面屡禁不止的情况下，也不会排斥赞同用搞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尝试。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谈到精简机构越精越大的顽症时，曾说：经验证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必须从根本上治疗。这就是大鸣大放，依靠群众来解决。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他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在地拉那群众大会上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何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经验。这几年来，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采取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措施，来避免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近几个月来，我国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
带着对“文化大革命”的这样一种认识，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归来后，开始介入“文化大革命”运动。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就超出了周恩来的原有认识和预料，周恩来的一些想法、做法也与毛泽东的考虑出现分歧，与利用毛泽东的某些错误蓄意把运动推向动乱的林彪、江青一伙的做法更是尖锐对立，他开始对“文革”感到困惑、矛盾、不理解。
在周恩来看来，反修防修除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外，还要搞好经济建设。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肯定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危险的同时，又说：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首先是要搞好国内建设。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
基于这样的认识，当八月份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影响到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和经济建设的正常开展时，周恩来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使运动有组织、有步骤地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八月下旬，周恩来指示陶铸起草了一个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准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全国。这一通知的主要精神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对广大红卫兵进行政策教育，使运动尽量不要影响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
然而，当周恩来将通知送毛泽东批发时，毛泽东不同意下发，批：“退总理，此件不发。”
显然，毛泽东是担心通知发下去后会束缚运动的发展，会出现派工作组时的“冷冷清清”。
九月初，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几点意见》（未定稿），试图对运动进行某些限制。但该《意见》在政治局会议讨论时，遭到中央文革康生、戚本禹等的反对，没能通过。在对待红卫兵串连的问题上，周恩来考虑到大规模的红卫兵串连给铁路交通造成的极大压力和给社会秩序带来的混乱，主张广大师生回原单位闹革命，外出串连的人数应当有所限制。
但毛泽东认为：现在学生心思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五四运动时期学生也是到处跑。我们在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唐平铸等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提出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周恩来深知，这一提法意味着一大批领导干部将被打倒。为此，他特意去找过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提法是否合适？党内历来提路线错误都是“左”倾或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
但毛泽东没有采纳周恩来的意见。
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后这一时期，周恩来对“文革”越来越感到困惑、不理解。
难道文化大革命可以不顾一切？
难道这么多的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群众运动可以不要党的领导？
……
周恩来在许多场合都说过：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
然而，尽管这样，在这一时期，周恩来从主观上还是力图去理解、去紧跟“文化大革命”。他还总是从主观上检讨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不如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这一心态，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都流露过。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按老的办法、旧脑筋对待新革命、新运动，就不对头。过去是对的，今天就不见得是对的，因为条件变了，环境变了嘛！
在十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又说：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毛主席，不要掉队。
他还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但还有掉队危险。大中学生放假闹革命，实行革命串连，我们接待计划总是偏于保守，原来只想接待几十万人，现在想限制在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主席说不行，要准备突破二百万、三百万人。但我有信心，知错必改，努力赶上。
尽管周恩来从主观上试图对“文化大革命”努力想通、努力紧跟，但面对“文革”带来的严峻社会现实，忧国忧民的周恩来又难以想通和无法紧跟。
全国上下陷于混乱，工农业生产和各种紧急业务工作受到严重影响，这么多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转眼之间被打成“走资派”，周恩来怎么能想得通，又怎么能跟得上呢？
相反，对党、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促使周恩来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文革”采取一些限制性的举措。正如他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参加中国科学院的辩论会时所说：既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要进行生产斗争。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像现在这样放在一边。凭我的责任来说，我不能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
八月底九月初，周恩来主持起草的试图对运动作一些限制的两个文件接连遭到否定，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努力。就经济工作方面来说，他先是指示陶铸组织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在九月七日发表。
接着又争得毛泽东的支持，于九月十四日同时向全国下发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又称“农村五条”）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又称“工业六条”）。
十一月周恩来又组织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还支持余秋里、谷牧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座谈会，拟出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
上述社论、文件、会议都是同一个精神，就是强调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革命不要影响生产，实际上是试图把“文化大革命”之火阻于工农业生产领域之外。
此外，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和各群众组织代表时也一再强调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连，不要去影响工农业生产，工人、农民不能像学生那样放假闹革命，否则，吃什么，用什么？
周恩来对“文革”的这种态度，得到了毛泽东一定程度的支持，但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力反对和大肆攻击。这在前面的有关章节中都有所反映。此处不再重复。
2007/09/10
五十四、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毛主席，不要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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