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的广州，夏天来得异常的早。刚进人四月，天气就有点闷热燥人。
来自各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云集羊城，摩拳擦掌，把眼睛盯在了即将举行的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争着要在砸烂“广交会”上一显身手。
在他们看来，交易会展出的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许多工艺品，如描绘山水风景、花鸟虫草、古装人物、古代仕女等的雕刻、刺绣、陶瓷，都是属于“封、资、修”的东西，是他们打着灯笼四处难寻要破的“四旧”。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凌晨，广东省军管会一份给周恩来并中央的特急电摆在了周恩来的案头。
电报说：广州春季交易会开幕的日期迫近，但目前红卫兵的行动给交易会的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一些人把大字报贴到了外商住的宾馆，有些群众组织要求进陈列馆对展品进行审查，还有些造反派扬言要对广交会采取行动，砸烂广交会。四月十日，中山大学的学生二十多人闯入出口商品陈列馆，说陈毅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强行把正门陈毅同志题写的横额“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等字砸掉，还贴了造反声明，说不准任何人把砸烂的字补上，否则将采取必要的行动。为了保证交易会的如期顺利进行，希望中央就群众不要进馆审查、不要在陈列馆及外商住的地方张贴大字报、参加交易会工作的人员不要开展“四大”等问题发一公开通知，提出若于要求。
周恩来阅电后，立即吩咐秘书按照广东省军管会的来电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
通知指出：今年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四月十五日开幕。为保证交易会的顺利进行，现对几个有关问题作如下通知：
（一）在交易会期间。不组织交易会以外的人员进馆参观。各省市自治区要积极组织交易会出口货源，除派往交易会的工作人员外，不要另组织人去交易会参观。
（二）所有参加交易会的工作人员和有接待任务的宾馆、旅店、剧场及参加演出的文艺单位，在交易会期间，一律暂停“四大”。
（三）在交易会期间，不要在出口商品陈列馆和接待外商的宾馆、旅店张贴大字报。
（四）交易会安排演出的文艺节目，是经过总理和中央文革审查批准的，不要再作变动。以上通知，可由负责同志向交易会的全体工作人员传达，并向有关革命群众组织作必要的说明。
秘书起草完后，周恩来又审看了一遍。他在第一条后面又加了一条：“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为了增加通知的权威性，周恩来又在原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署名处加上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
而后，周恩来批示：特急件。请伯达、康生、富春、江青、剑英、萧华同志核阅后送林彪同志审阅，再送主席批示。
四月十三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通知。同日，通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往广东省军管会、中南局财委、各大军区及各省、市、自治区。
天高皇帝远。尽管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家联合发出的明令通知，但云集广州的造反派依然我行我素。广州的局势依然难以控制。
四月十三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解决内蒙古的问题。造反派要冲内蒙古军区，军区在大楼上架起了机枪，局势一触即发。
周恩来正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秘书送来一份广东省军管会的急电。急电说：
（一）外贸学院等造反组织对交易会的领导工作没有以他们为主表示不满，他们已经有三个人参加了常委，还不满，又要求参加政治部的领导。他们与外面的造反组织串连，准备搞掉现在的“工作委员会”，另外成立以他们为主的领导班子。（二）工作人员要求开展“四大”（主要是外贸学院等造反组织鼓动起来的），参加常委的造反组织代表支持开展“四大”。现在实际上已经搞起来了，大字报贴到了陈列馆的玻璃上和柜子上。各宾馆也要求搞“四大”，有些人还责问是谁指示不让搞“四大”的？军区的讲话和劝说，他们根本不理，而且态度还极为蛮横。
（三）就展品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影响到各馆的领导班子。五金交电馆的领导班子被搞垮了。工艺品陈列馆的辩论也很激烈，外贸学院的造反派反对把拖鞋、雕刻、刺绣等展出。有个价值二万英镑的玉雕也不让展出。
过度的劳累，难言的愠怒，使周恩来的心脏隐隐作痛，拿着铅笔的右手不由得微微颤抖。
他知道，如果广州的局势再不立即遏止，“广交会”非砸在造反派手里不可。
就说是搞“四大”吧，这个口子一开，可不得了。仅就大辩论一项而言，到时就可能闹得工作没人管。那一次，北京饭店的员工也造反了，搞大辩论，拒绝给外宾做饭吃，说是要“饿死帝修反”。最后还是周恩来亲自去解决的。
怎么办？
关于开好广交会的通知也已经发过了，该说的话都说到了。剩下的办法就只有自己去广州一趟，亲自坐镇，以保证广交会的如期顺利开幕。
时间紧迫，离广交会开幕的时间只有一天了。周恩来毅然决定自己立即飞往广州。
十四日凌晨二时三十分，周恩来在解决完内蒙古问题后，又找外贸部和外贸学院的造反派谈话，说服他们立即派人去广州，协助解决好问题。
而后，周恩来回到西花厅，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
主席、林彪同志：
对广州交易会虽有五点指示发出，但据黄永胜报告，情况较紧，而军管会又难于控制。因此，今晨在解决内蒙古问题后，特约外贸部和外贸学院两造反派商谈，他们愿派人去协助解决。考虑到目前院校和机关造反派多忙于内争，因而影响了广州交易会各公司、各馆的内部领导，并与各地方造反派形成派别，如不立即劝阻，对明（十五）日开幕极为不利。我现定今晨七时同黄永胜同志飞广州，亲往解决此李，如顺利，今夜可飞回。
胡老（指胡志明一一作者注）今晨五时抵穗，住从化，如有空，当去看他一下。如抽不出工夫，即为他组织当地会诊。因目前各医院多难互相调动，非打一招呼，不易保密。谨报，请转中央文革一阅。
周恩来
四月十四，六时
周恩来还把广东省军管会的急电附上，交秘书以特急件送林彪和毛泽东。
十四日早七时半，周恩来拖着疲惫的步子登上飞机的舷梯，气喘吁吁。
在此之前，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十六个小时没有合眼了。
十二日晚上，因为解决内蒙古问题开了一个通宵的会，天亮以后又连轴转。
十三日，又是一个通宵。这一天周恩来工作台历上的记载是这样的：
上午十二时约赵毅敏、孙正、黄树则谈问题。
下午一时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
下午三时三刻约黄永胜、郑维山、傅崇碧谈广州交易会问题。
下午四时军委扩大会。
下午八时到钓鱼台十六楼办公。
下午九时见内蒙古代表。
晨二时半见外贸系统造反派谈话。
到达广州后，周恩来马不停蹄，片刻都没有休息，形势也不容他有片刻的喘息。
上午十一时一刻到达广州，十一时半就召集广州军区司令员兼广东省军管会主任黄永胜、广州军区第二政委兼广东省军管会副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广东省副省长林李明、国家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卢绪章、广东省军区第二政委兼广东省军管会副主任陈德等开会。而后，周恩来分别找参加交易会领导的造反派头头和担任广交会翻译任务的四十名工作人员谈话。
晚九时半，周恩来在中山堂接见在广州的各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说：“明天，在广州就要举行春季商品交易会，中央很关心这件事。今天，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广东省军管会，并通过他们向你们传达了五点通知。这个通知，中央很重视，所以就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署名签发。我到广州来，就是来加以说明。”
“这个交易会设在广州，许多外国商人和侨商都要来，港澳的人也要进来。他们有一部分人不是为了来进行贸易的，而是要到广州来看看我们中国南方最大的门户，看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看看生产的情况。从一个广州也就反映了中国的情形。所以，明天开幕的交易会，应该看成是一个新的战役，希望保证把这个交易会开好。”
接着，周恩来逐条宣读并解释了中央关于开好交易会的五点通知。他着重强调：广交会面对的工作对象是外来的客人，对这些客人要一分为二，要允许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贸易。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同我们做贸易，也要一分为二，有的完全是为了做买卖的，那就根据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原则办事。交易会期间，不能开展“四大”，串连也不要进行了，交易会的陈列馆、宾馆、旅馆、剧场，都不要贴大字报。如果开展“四大”把工作抛开了，大家观点不同争论起来了，那怎么行？这种情况北京出现过，正是吃饭的时候，工作人员观点不一样，就抛开工作去争论了。把辩论暂时停一下，没有什么损失。
接见完群众后，已是十五日凌晨了。周恩来又前往交易会现场视察展品陈列馆。
又是一夜通宵未眠。
十五日白天，周恩来继续找广州军区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及交易会工作人员开会，找北京来的造反派谈话。晚上十一点半，周恩来在珠海宾馆召集在广州的学生、工人、农民、机关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旨在解决广州各派之间的矛盾，稳定广州局势。会上，各组织代表“倾盆大雨”，轮番向周恩来提出各种问题。
“华工红旗”的代表：我们认为，我们与“八·一八”之间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周恩来；一切都归到两条路线斗争，也看得太严重了。不能把每一种思潮都看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有些意见是属于不成熟的意见，不可能都成为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对立。把每一个小问题都看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那就惶惶不可终日了。
“华工红旗”代表：目前广州存在资产阶级的复辟逆流，军区不相信我们。
周恩来：军区对你们没有怀疑嘛！对军区说的话，不要抓住一点就上纲，不要把什么事情都上纲，不要把斗争庸俗化。如果什么都上纲，矛头就会指错，大方向就要受到干扰。
“八一八”代表：我们认为，“华工红旗”不是真正的左派。
周恩来：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立？
“八一八”代表：“北京来信”中说，除了毛主席外，谁都可以怀疑。
周恩来：这是怀疑一切的观点。这样就把毛主席孤立起来了。你们想一想，把广大群众和干部都怀疑，毛主席的领导不就落空了吗？
“广医红旗”代表：据我们所知，“广州的谭震林”在积极活动，到处扶植广州的保皇势力。
周恩来严肃地责间：你说扶植保皇势力，拿出证据来！“广州的谭震林”是谁？有什么证据？线越摸越长，不能这样搞嘛！
二月抗争中，谭震林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被诬为“二月逆流”。中央文革一伙借机煽动造反派四处揪斗老干部，什么揪“武汉的谭震林”、“广州的谭震林”，等等。周恩来多次批评过这种做法。
北京工业大学的另一代表说：那怎么理解军管会取缔了一些群众组织？
周恩来说：跨行业的组织是应该取消，这也是中央的精神。反革命的组织更应该取缔。如果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只有少数坏头头，可以把头头抓起来，对群众还是要进行教育。
“广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反映：“广医红旗”公开提出：“思想兵是大老保，老保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周恩来说：对一个群众组织这样说是错误的。一个群众组织不能用这样的口号去压另外一个群众组织。把专政口号到处滥用，是很不严肃的。你们对自己的做法，对每一个行动，都要力求符合毛泽东思想。提口号要慎重，尤其在华南地区，口号更要提得恰当。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这个，结果又没倒，久了就不灵了。这是你们自己的信誉问题。
针对各派之间派性对立情绪严重，周恩来要求：你们有再整风的必要，各派之间的争论，要通过大批判联合起来。我给你们作报告，就是本着这个精神说的。不管哪一派，都要认真地做好批评与自我批评，造反派更应该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不要把事情绝对化。
……
这次座谈会，从十五日晚上十一时三十分开始，一直到十六日早晨七时三十分才结束，整整八个小时。
这样，周恩来到广州后又连续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加上来广州之前两个晚上一个白天没休息，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八十四个小时没合过眼了。
当时跟随在周恩来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
就这样，他（周恩来）上午下午同连着晚上，先干部后群众不停地开会，倒把我们这些年轻人搞得天昏地暗，晕头转向。
整天在屋子里开会，电灯总是亮着，室内温度比较高，会场里又没有空调机，房顶上几个电风扇不停地转仍不解决问题，大家依旧觉得太热，许多人不停地挥动着手里的折叠纸扇。
周恩来在礼堂内开会，我们没有时间，也不敢离开会场到户外去散步．所以，甚至连白天和黑夜有时也搞不清楚，也记不得我们一天内吃过几顿饭。因为睡眠太少，实在没有胃口吃东西，接待部门特意为我们煮面条，面条吃得多了，大家就觉得好像每天只是吃夜宵，没有吃正餐。
我们担心周恩来太疲劳，怕他累垮了，曾多次给周总理递纸条，劝他早点散会，或是休息一会儿。我们的纸条不管用，又将纸条递给主席台上的其他领导同志，请他们说服总理稍稍休息一会儿，但我们的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
周总理吃的东西比我们少。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气色有点不对头，肯定是疲惫不堪。他起身去卫生间时双手叉着腰，走得比较慢，不那么潇洒而有风度了。他这是在硬撑着，没有人能来代替他的工作。
五月十六日上午，结束与广州各群众组织的座谈后，周恩来才去睡了到他广州后的第一觉。
在周恩来的亲自坐镇下，广交会如期开幕。
周恩来本来是专为解决广交会问题到广州的，解决完后就回北京。但后来毛泽东又电告周恩来：既然到了广州，就帮助广州军区解决一些问题。广州的两派打得厉害，军区拿他们没办法。
十七、十八日两天，周恩来继续召集广州各群众组织座谈。
十七日的座谈从凌晨零时三十五分至早晨八时半，还解决不了问题。各群众组织之间派性严重，互相告状，各不相让。周恩来不得不宣布散会。他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晚上再开。大家发言一定要节省时间。你们尽是倾盆大雨，也要下点毛毛雨嘛！我不可能在这里呆得太久。
十七日晚上十一时，继续召开各群众组织的座谈会．会议又一直开到十八日上午九点才结束。
如果不了解当时的具体环境，一般人可能难以理解领导艺术如此出类拔萃的周恩来为什么总是开这么长的会。到时间就宣布散会嘛！这样做可是可以，但解决不了问题，搞得不好，还会激化矛盾，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使事情更糟糕。你想想，周恩来面对的是受“文化大革命”保护，被极左思潮“武装”，蛮不讲理、一味纠缠的造反派，他们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为了解决问题，只有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耐着性子跟他们磨。这也是周恩来的特殊素质和本领，换了别人，很难做到。
十八日晚上十时，继续开座谈会。凌晨二时，视察交易会工艺美术馆。晨四时，回到宾馆。晨六时，离开广州回北京。上午九时半，回到北京。
这样，从周恩来的工作日程上可以看出，十七日至十九日，周恩来又是连着三个晚上通宵达旦。
在连续八十四个小时工作没休息之后，又连着三个晚上通宵未眠。
这时，周恩来已经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老人了。
而这种工作状态对周恩来来说，绝不是偶而为之，而是家常便饭。
这种长时期超负荷又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对人的身体的损害程度，相信每一个人都很清楚。何况还是对一个年迈的老人！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八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
国庆节前夕，有关部门请周恩来题写国庆横幅。周恩来两次试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但都由于手抖得厉害，没有写成。
除了身体上的劳累外，还有一个使周恩来身体急速下垮的重要因素是精神上的劳累与郁闷。周恩来的心累。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战术是“双管齐下”，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经常找茬整周恩来。
周恩来自己也多次谈到过“文化大革命”对他身体的损害。一九七○年十月，他在会见斯诺时说：“因为睡得少，我的健康减弱了，近四年心脏有毛病。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垮了。”
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住院时又对卫士乔金旺说：“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文化大革命”对周恩来身体和精神上的摧残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凭周恩来的身体底子，他的生命历程绝对不止七十八岁。为了把“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周恩来不惜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做“刹车”，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007/09/10
五十三、造反派扬言要砸烂“广交会”。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