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月夺权”的狂潮中，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们，几乎都成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活靶子”，不管三七二十一，逮着就揪。
造反派当时私下管这叫“逮大鱼”。谁逮的“鱼”大，谁就更有炫耀的资本。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中午，一架从西南方向飞来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顺着舷梯从飞机上走下。
谷牧是一个月前离开北京到四川、云南、贵州了解“三线”建设的情况，刚回到北京。
谷牧一下飞机，迎面就遇上早已在此等候的一群国家建委的造反派。两个彪形大汉左右一夹，不由分说，就把谷牧推上了他们的汽车，揪到了甘家口接受批判。
谷牧被揪的消息被周恩来派出联系各部委的联络员知道了。联络员立即将消息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对联络员说：你赶快找建委机关的造反派交涉，要他们把谷牧同志送到中南海，就说总理要听谷牧关于三线建设情况的汇报。
第二天，造反派开完谷牧的批斗会后，把谷牧送到中南海北门交给了周恩来的联络员。为了防止谷牧再次被造反派揪走，周恩来叫他不要回家，就在中南海里头给他找了一间房间，住在中南海里头。
虽然中南海也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但毕竟是党中央、毛主席办公居住的地方，相对来说要安全多了。
中南海西门进去往北走，有一幢外形呈“工”字形的宿舍楼，俗称“工字楼”。当年，国务院的这幢“工字楼”宿舍，成了国务院许多部长们的“临时避难所”。
当时，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们白天要挨斗，晚上还要工作，苦不堪言，精神和体力都难以支撑。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关押、揪斗致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邹大鹏难以忍受康生和造反派的迫害，服药自尽。
周恩来内心既悲愤又不安，于是想了一个办法，以国务院通知开会、汇报工作、写检讨等名义，让这些国务院受冲击的部长们轮流住进中南海的“工字楼”，作短暂的休息，少则几天，多则半个月。周恩来告诉联络员：如果造反派要来揪这些部长们，可以说：他们的“检讨”还没写好，等写好了再出去。对性格刚烈的几位部长，周恩来还特别嘱咐：不要轻易出去，要离开中南海须经过我批准。
据不完全统计，除谷牧外，当时的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商业部部长姚依林、副部长王磊，八机部部长陈正人，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副部长刘建章，四机部部长王诤，农垦部部长王震，冶金部部长吕东，文化部部长萧望东，农业部部长江一真，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钱正英，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副部长黄树则、崔义田、张凯、贺彪，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副部长周子健，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纺织部副部长钱之光等近几十位部级干部都先后在中南海避过难。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在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接受采访时，深情地回忆了她当时被周恩来保护到中南海的情景：
“文革”期间最后把我解放了以后，总理是委托先念同志和余秋里同志跟我谈话的，就说水电部机关在军管会做了工作后，群众让我出来工作。他们受总理的委托，跟我谈话。这是我被打倒以后第一次回到中南海来，先念同志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钱正英啊，你呀该在总理面前烧香磕头，要不是总理做工作，那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呢！”那确实，在“文革”期间，我是亲身体会到总理对干部的保护。因为当时就是在一九六七年初，那个最乱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把我们揪斗了，不光是在我们机关，在北京的所属单位，而且已经开始要把我们抓到外地去，外地的造反派来要把我带到外地去批斗，这个时候我在家里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给毛主席报告了一个名单，就是有一批部长，为了保护他们的健康，要接到中南海去休息。我接到电话后心里是感动得不得了，因为当时马上就要被造反派抓到外地去了。第二天我就搬到中南海去，然后在中南海住了一段时间。……在中南海的时候，总理没有个别见过我们，就是让富春同志交待我们如何在中南海里好好学习，休息，中间就有一次总理组织召开了一次叫作工业七个部的领导干部跟群众组织头头的会议，在国务院会议厅开的，工业部门有我们水电部，也有煤炭工业部，还有几个部，可能一机部啊什么部，总之七个工业部。当时在会议上，几个部的群众组织就是汇报了“文革”进行的情况，我们都没发言权的，就坐在那里，当时我记得就是煤炭工业部汇报的时候，总理就查问张霖之同志死的情况，煤炭部的造反派就讲张霖之是自杀的，总理就不相信。总理说张霖之同志是国务院的部长，是中央委员，我要对他负责的，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查清楚。那个时候造反派可嚣张了，递了个条子给总理，总理拿了条子一看，条子上写的是“周总理，你的讲话跟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不一样”。周总理当时就一拍桌子说，“我当然不一样了，我是国务院总理，我要对他负责的嘛！”那次会议，总理对我们干部的负责，对我们干部的保护令我们终生难忘。
造反派揪不到这些部长们，竟然对有些部长发出了通缉令，说谁把这些“走资派”藏起来了，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
这就等于在通缉周恩来了。
在许多场合，周恩来接见造反派代表时，都严厉批评造反派打倒、揪斗各部委负责人的行为：
“把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就能接班吗？吴波是我下命令让他到中南海休息的，你们下通缉令通缉他，就是通缉我。”
“商业部我们声明了姚依林不是黑帮。他身体不好，应当让他休息。那样揪斗不符合主席整风的精神。中央知道姚依林的情况后，要他到中南海休息。他们跟着就下了通缉令，说谁隐藏姚依林，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通缉我了！中南海还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
“商业部党组要恢复，你们的通缉令要取消。必须把段君毅、王磊交出来。”
“四机部部长王诤是我前些日子叫他住到中南海的，现在我让他出来，你们不能再揪人了。对带‘长’字号的，要一分为二，不要搞人人过关。搞人人过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卫生部的几个部长是我叫人从医科大学要回来到国务院休息的。钱信忠、崔义田、黄树则、张凯、贺彪等暂时在国务院写材料。卫生系统今后要约法三章，不要再随便抓人了。”
……
那时，周恩来把国务院的这么多部级领导干部接到中南海保护起来，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中央文革一伙以此攻周恩来，逼他交人。钱正英回忆说：在中南海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富春同志找我们谈，说是总理受压力太大，你们如果经过这一段休息以后，身体还可以坚持的，是不是出去，还是接受群众的教育，我就首先报名，我身体可以了，我出去了。
对于休息一段时间后出去的部长，周恩来和造反派约法三章：（一）要部长们接受批判，事先要给我们打个招呼，不能随便揪人，彼此要有个基本信任，我们也好排个队；（二）批斗时间不能超过两个小时，批斗完后立即放人，不许扣留关押；（三）不许搞变相武斗、体罚，不能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对于有些部长，当他们出去挨斗时，周恩来还要派自己的联络员跟着。
谷牧同志回忆说：
那时，富春同志跟总理商量，说是不出去遭批斗几次恐怕不成，就规定一个礼拜两次，最多三次出去，跟群众见见面。那个时候有个说法，这样做可以“缓和一下群众敌对情绪”。我每次被拉出去，总理都要派个联络员跟着，而且跟联络员讲好，每次出去不要超过两个小时，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让别人抢跑，两个小时完了送回来。哪个造反派还听上面的什么安排？什么两个小时，一批斗，至少都是四、五个小时，喷气式也坐了，什么揪头发这些事（造反派）都干了，就是没下跪。
我也真受不了了。李富春同志就向总理建议，说这样的话，谷牧身体受不了，也耽误工作呀，说好多事要他干，是不是改为一星期出去一次，或者是经过批准出去两次。总理对这个情况很清楚了，他说：“什么一次两次，不出去了！以后谁要谷牧出去，必须经我批准。”此后一段时间，我出去挨斗的次数确实少了许多。
二月一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工交口几个部门的造反派，明确告诉他们：谷牧不是“黑帮”。谷牧的问题我早就讲过了，他犯了错误，应该让他向建委的同志检讨。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掌握的材料说明谷牧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在国务院有工作，要他检查，可以定好时间，不要揪来揪去。一个余秋里，一个谷牧，他们不属于哪一派。
2007/09/10
三十六、周恩来把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们保护在中南海，造反派跟着就发通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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