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江青公开肯定“文攻武卫”的口号以来，全国冲击军队、抢夺军队武器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
在南方某省，造反派唆使一千多名群众于八月五日、九日两次包围省军区军械一库和军械二库，打伤警卫战士，将库存的武器弹药洗劫一空。共抢走手枪、冲锋枪一千九百余枝，轻重机枪五百二十多挺，迫击炮四十门，子弹一百二十七万余发，手榴弹一万六千多枚。
因此，从七月底到八月末，批评、制止乱发枪、乱抢枪，批评冲击军事机关，就成了周恩来没日没夜与各群众组织谈话的突出主题。
——八月一日、六日，周恩来接见湖南省军区、军分区及湖南群众组织代表。对军区、军分区负责人说：湖南的形势如果不控制就很危险。军区、军分区的同志要掌握这种形势，立即制止乱发枪、乱抢枪的局面，你们要负起责任来。发出的枪要收回来。小孩子身上都背两杆枪，这样下去怎么行？
周恩来又对群众组织代表强调说：冲击解放军、夺解放军的枪、打解放军的人，这都是错误的，非法的。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还不等于是“黑司令部”。对野战军这样不尊重，等于不要领导了，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倾向。左派武装自己，还得有一个章法，不能像现在这样随便你抢我夺。现在解放军出去带枪把枪抢走，坐车把车抢走，这样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状态，革命秩序怎建立？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是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开展的，这一点必须清楚。
——八月三日、五日、十二日、十三日，周恩来连续四次接见江西省军区负责人和江西群众组织代表，中心问题是制止乱发枪、乱抢枪。说：目前这个情形，一是乱发枪，一是乱抢枪，这股风要坚决刹住。你们要打电话回去，停止夺枪，停止武斗。要信任、支持解放军。这是中央对你们的考验。
——八月十日，周恩来嘱秘书电告黄永胜和驻湖南的四十七军军长黎原：湖南的二七二厂，一定要派军队保护，已被抢去的武器要交还军队。要下死命令，不准抢夺国防工厂的武器。如果说服不了，可让他们派少数代表来京解决。
八月二十一日，总参作战部电话报告总理值班室：停泊在厦门某基地十艘军舰遭厦门群众组织袭扰，一些人不断地冲上舰去抢夺炮舰武器。今天又有港务局“新海员公社”十一人冲上炮舰夺枪，经劝说，下去了五人，其余坚持不下，后又有群众乘坐八艘机帆船追着军舰要夺枪，致使这十艘军舰不敢靠岸，被迫起锚在海里转圈。到下午五时二十分，与一架从金门起飞前来侦察的国民党炮兵校正机发生遭遇战。
周恩来当即指示：“请伯达同志以中央文革或周恩来、陈伯达等人的名义宣布：不准夺炮舰的武器，在敌人面前夺野战部队的武器是错误的。如劝告不听，继续再夺，即宣布为反革命。”
当天晚上，中央文革办事组将周恩来的指示电告福州军区转厦门市各群众组织。
全国这样一种冲击军事机关、乱抢枪、乱夺枪的混乱局面也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他对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提出了批评。
周恩来抓住时机，向广大群众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并以之作为同林彪、江青一伙斗争的砝码。
八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接见广州两派代表。周恩来说：不要再提“揪军内一小撮”了。提“揪军内一小撮”是在“七·二○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七·二○事件”后不注意宣传出了毛病。毛主席批评了这个事，我们绝对不能动摇对解放军的信念，提出夺军权，这是错误的。
周恩来还当场要求两派达成立即停止夺取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把已抢的枪支弹药归还军队、停止一切武斗的协议。
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就援越的军用武器在广西被抢一事严厉批评广西两派，说：这种现象再也不能容忍了。攻铁路，夺野战军的枪，完全不是在搞文化大革命嘛！你们看一看，内战打成什么样子了？铁路搞成一段一段的，比过去军阀混战还凶。对军队再也不能用“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了。这个口号把矛头引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引偏了，毛主席批评了这个事。
周恩来还警告说：对解放军，首先应该有个基本认识，就是要信任解放军。夺解放军的枪，甚至把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抓起来，这是错误的，我想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得严重些。不能用去年初期到处抓一小撮走资派的方式，用那个方式就要犯大错误。如果再不改正，有些人就要走向反面。我看了很多组织，原来是对的，后来越走越远，走向了反面。
物极必反。周恩来决心抓住毛泽东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批评，打击一下林彪、江青一伙的乱军气焰。
他要全军“文革小组”支左办公室将南京、广州、沈阳、成都等几个大军区受冲击的情况详细报来。
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找跟随毛泽东在外地刚回京的杨成武谈话。他向杨成武谈了各地军队受冲击情况和自己的担心。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周恩来还把有关“揪军内一小撮”的材料及军队受冲击情况的材料给杨成武，要他转交毛泽东。
几天后，经过反复思考的毛泽东要杨成武转告周恩来：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
毛泽东随后又说：先抓王、关二人，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
杨成武回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立即召集中央小范围碰头会，宣布了毛主席的决定。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
王力、关锋的被抓，迫使林彪、江青一伙的乱军气焰有所收敛。
接着，周恩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否定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乱军做法。
林彪一伙策划在四月六日颁发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中，规定军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解放军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遵守“四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手、不开枪。
一小撮造反派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对解放军进行有恃无恐的攻击。
对此，周恩来作了否定。
九月二日，周恩来接见群众组织时指出：夺解放军的枪，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解放军不能永远被“四不”捆住。现在就欺侮人民解放军的“四不”。
周恩来还要杨成武约集各大军区的负责人起草了一个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九月三日晚，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这个命令。命令重申：任何组织、任何人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物资装备，不许任何外部人员进驻解放军的指挥机关。已经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一律封存，限期归还。今后如有违反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进行劝阻和警告。如劝阻和警告无效，可宣布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动，并采取措施对少数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如遇这些人拒捕和抵抗，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在海防、边防、沿海岛屿和国防、机要重地值勤的战士遇有人夺枪时，有权自卫反击。
这一命令实际上否定了四月六日颁发的十条命令。
九月四日，周恩来将此命令送毛泽东批发。并注明：
主席：此件由成武现场约集在京大军区同志一道起草，经昨晚文革小组碰头会上通过，连夜又约集在京大军区、省军区和三军两总部负责人复议，增改了几处。现送上，请予指示。
九月五日，毛泽东批示：总理，已阅。照办。
同日，命令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
这就是著名的“九·五”命令，对稳定军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周恩来把“揪军内一小撮”的思想作为极左思潮，从思想根子上进行批判，为进一步稳定军队创造条件。
九月六日，周恩来接见联络员、中央文革驻各地记者。他说：有一种极左倾向煽动说，“现在正是反动资本主义逆流在全国反扑的前夕”，要“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进行内战不可避免”。怎么可以这样说？这是无政府主义倾向，就是不相信领导，否定一切领导，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是凭枪杆子办事，拿起枪来就要人家给他缴枪。
周恩来还说：军队是四十年来毛主席思想培养出来的，是主席亲手缔造、领导的。提“揪军内一小撮”是不适当的，是极左倾向。
九月十六日、十七日，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起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红代会“天派”、“地派”代表。周恩来严正警告蒯大富等造反派头头：现在还继续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跟解放军对立，是错误的。“揪军内一小撮”是一种极左思潮，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不利于国防战备。不要唯我独尊、唯我独左。否则，就要走向反面。昨天晚上，我在跟另一方面的同学谈话时，甘肃来的十多个人冲进了中南海，冲到了毛主席司令部的中心地方怀仁堂附近，我们把他们逮捕起来了。因为这是违犯国法，违反“六·六”通令和“九·五”命令。
一九六七年十月以后，军队的局势总体上趋于平缓，全国性的大规模地冲击军队的事件明显减少。
当然，林彪、江青一伙反军乱军的阴谋并未就此停止。周恩来与他们的斗争也还在继续。
正是这种坚持不懈的斗争，才使得林彪、“四人帮”反军乱军的阴谋未能得逞，才使得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在混乱的局面中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
古今中外的兴衰史昭示着：只要军队不乱，再大的社会动乱都可以通过军队得到控制。如果一旦军队乱了，政权就将会易手，社会动乱就会演化为亡国之灾。
“文化大革命”中，军队没有乱，是中华民族之大幸，是中国共产党之大幸，是中国人民之大幸。
2007/09/10
二十六、江青肯定“文攻武卫”再加“揪军内一小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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