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军队老帅一起制定的旨在稳定军队及批评搞乱军队的讲话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强烈不满。
四月初，毛家湾林彪大院。林彪与黄永胜在谈话。
林彪问在一旁的秘书张云生：“当前运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云生回答说：“部队与地方某些群众组织的关系紧张。”
林彪问黄永胜：“你看怎么办？”
“我看就是要重申军委八条，贯彻八条。”
“靠八条是不能解决问题喽！”林彪耷拉着脑袋，站起来来回踱了几步，说：“现在需要有个新的命令，重新规定几条，不然有些人又会犯赵永夫那样的错误。”
说完，林彪口授了十条。张云生记录整理后，林彪吩咐送关锋。关锋找到王力和戚本禹，做了一点文字上的修改，内容未动。
四月六日，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口授的十条以《中央军委命令》(通称《军委十条》)下发全国。
《军委十条》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是被反动分子控制的，都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
《军委十条》表面上看来是要求军队“正确对待群众”，实质上是对军队在支左中批评并抓了一些冲击军队的造反派头头、解散了一些极左派群众组织表示不满，是支持造反派冲军队。这也就否定了前不久颁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共中央《关于军以上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后的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周恩来总是讲要遵守“军委八条”，而很少提“军委十条”。
毛泽东对军队的支左工作也有不满，认为军队对左派群众支持不够。
在四月一日由中共中央发出、要求各地参照执行的《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有这么一条：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
毛泽东审阅时，在这一条中加写了这样的意思：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学生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在四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又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逼迫叶剑英等老帅作检讨。
《军委十条》，再加上批“带枪的刘、邓路线”，使军队局势更趋于混乱。
不久，毛泽东也觉得情况严重，又提出要“拥军爱民”，说：“八条”以后部队神气得不得了，“十条”以后群众组织又神气得不得了，现在“八条”“十条”都要。“八条”叫拥军，“十条”叫爱民，“八条”与“十条”要结合，“八条”不是不要了。
然而，尽管有“最高指示”，局势已是难以收拾了。
周恩来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新的较量。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对军队支左工作的不满，企图打倒军内一批高级干部，煽动造反派向军队发起更加肆无忌惮的冲击。有些造反派甚至提出了所谓“摆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面前最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解决枪杆子的问题”，并发展到抢夺解放军的武器弹药。
周恩来在毛泽东对军队支左工作有不满的情况下，承认解放军支左工作有错误，但他认为这仅仅是工作中的错误，不能上纲上线，也不能因此而对军队一大批干部怀疑、打倒。
四月十四日、十八日周恩来在与广州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时，反复强调对军队在支左工作中的错误不能无限上纲上线，对解放军这个集体要信任，尊重。
周恩来说：解放军有十几年没有做群众工作了，一介入文化大革命，有很多事情不习惯，要允许他们有一个摸索阶段，不要一有错误就无限上纲，就说是路线错误。你们现在是一有问题就上纲，就说是路线错误，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对军区说的话，不要抓住一点就上纲。一切归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也看得太严重了。有些意见属于不成熟的意见，不可能成为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对立。把每一个小问题都看得那么严重，那就不可终日了。
周恩来还告诫说：大方向对，一样可以犯错误，可以失败。不要以为大方向对了就不会犯错误。
一个华南工大的学生提出：北京的同学来信说，除了毛主席外，谁都可以怀疑。
周恩来说：这是怀疑一切。这样就把毛主席孤立起来了。你想一想，对所有干部都怀疑，毛主席的领导不就悬空了吗？
来自北京工业大学的一个学生提出：广州军区一小撮利用一些组织与“省革联”的矛盾，挑动群众斗群众，以后又实行军管……
周恩来对这个学生公然提“广州军区一小撮”和反对军管非常恼火，没等他说完就愤怒地打断了他：“什么？‘广州军区一小撮’是谁？拿出证据来！‘省革联’的错误和军管有什么关系呢？军管是毛主席根据各方面的情况亲自制定的，是我亲手办的这件事。你这样说，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我不能不激动，不能不站出来说话，维护毛主席和中央的决定。你要承认这句话是讲错了，是说脱口了，军管是正确的。”
这名学生被迫承认了错误。
又有一名学生问：“有人说，军队有些人要实行资产阶级复辟。总理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恩来回答说：“谁要实行资产阶级复辟？我看不能够那样说法。好像解放军要那样做，或者解放军的某几个人要那样做，我现在不这么看。有些地方还喊：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打、砸、抢有什么革命的？不许可的嘛！这是错误的口号。”
周恩来还告诫在场的北京一些学校的学生：“你们到广东说话、提口号一定要慎重，你们今年来串连，不同于去年，不能再像去年那样，冲一阵就行了。串连的问题是你们提出的，中央文革同意的，但是有条件的。想同去年一样，再造成一个大串连的形势，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驻外地记者。他说：你们反映的面要广一些。解放军支左是中心，但还要报道一些解放军支工、支农的成绩，也要听一听群众性很大的保守派方面的意见。这样，我们看问题广阔一些，考虑问题更全面一些。
显然，周恩来这样说，目的是为了减轻军队的压力。因为毛泽东说军队支左工作有错误，但支工、支农还是有成绩的。正面报道军队支工、支农的成绩，报道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拥护解放军的事，有利于军队威信的树立，有利于军队的稳定。
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江西的造反派冲入省军区，并抢夺军区枪支弹药。周恩来得知后，丢开其他工作，立即召集江西在京的两派的代表开会，严厉批评了冲入军区、抢夺解放军武器的行为。他说：“你们筹委会冲入军事机关，夺取武器，这是违反军委八条命令的，是违反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文件精神的。应当立即打电话回去，要他们停止夺枪，退出军区，将已抢的枪支弹药退还军区，听候中央派人去处理。如果你们不停止夺枪，不退出军区，不退还已抢的武器，你们就要犯错误。”
两派代表当即打电话回去传达周恩来的命令。
周恩来又说：“现在有些地方提出什么‘摆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面前最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解决枪杆子的问题’”，“要夺权、夺枪，这是错误的。把军区拉下来，全省大乱的问题你们想过没有？把全国军队拉下来，全国大乱的问题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冷静地想一想，我不愿意看到你们走向反面。”
周恩来越说越激动：“你们随便把一个军区司令和一个大军区政委抓来，你们想一想，他们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能乖乖地听你们的话吗？我认为，吴瑞山、刘培善同志这一点值得你们学习。一个是军区司令，一个是大军区政委，你们青年学生说把他们抓来就把他们抓来，旧社会有没有？文化大革命前有没有？你们自己说。”
在周恩来的严厉批评下，江西两派达成了互不冲击，不夺权，不抓人、扣人等六条协议。周恩来要求双方签字履行。
就在周恩来为军队稳定到处“救火”的同时，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却合谋在军内到处“放火”，制造了一系列乱军事件：先是把徐向前排除出了全军文革小组。而后，又炮制五一三军内两派武斗流血事件，打倒萧华，砸烂“总政阎王殿”。随后又在武汉制造“七·二○事件”，公开提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带枪的刘、邓路线不打倒，不带枪的就打不倒”等反军乱军的口号。
武汉“七·二○事件”后，军队稳定面临更为严酷的岁月。
2007/09/10
二十四、林彪口授《中央军委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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