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犹如潘多拉把打开了的魔盒投放到中国大地，疯狂、嫉妒、窝里斗等人类所有的劣根性都倾巢而出，肆虐着中国内地的每一撮泥土，撩拨得人们神志不清，上蹿下跳，狂呼乱喊，胡砸乱打……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两份报告几乎是同时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
来自齐齐哈尔的报告反映：齐齐哈尔铁路局派别众多，一个局就有二百多个组织，经常打派仗，工作无人管；局内指挥不灵，调度员、扳道员随便不上班，十几台机车开不出去。按常规，每天必须运出五千多个车皮，而目前每天只能运一千七百多个车皮。局枢纽站三间房有时一天竟滞留车皮一千多个，使列车无法进站。大兴安岭林场三十多万立方米木材积压待运。还有人强调要打破框框，砸烂规章制度，致使局内交通事故大大增加。到三月十五日止，已发生行车事故三百二十六起，比去年同期增加五十％，其中恶性事故二十九起。事故之多、损失之重，是该局历史上所罕见。
来自江苏省的报告反映：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的夺权没有搞好大联合、三结合。夺权之后，交通运输部门指挥不灵，车站港口、交通要道的物资堆积如山，运不出去。有人说，夺权后革命不像革命，生产不像生产。
看罢报告，周恩来心情沉重，心底泛起阵阵说不出滋味的难受。
狂热，使人迷失了理性，泯灭了良知。为了所谓的“革命”、“造反”，他们可以自己切断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生命线──铁路交通。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建设的“总管家”，周恩来非常清楚铁路交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程度。别的姑且不说，单就当时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这两大特征看，就可想而知。北方的工业发展要靠南方省区的粮食来支撑，南方的工业建设要靠北方的煤炭来保证。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主要通过铁路，仅南粮北调一项，每年就达一百亿斤，一九六五年达一百二十亿斤。如果南北铁路交通一旦中断，整个国民经济也将随之瘫痪。
不可想象，像北京、上海这样每天要靠从外地调运大量的生活、生产物资的大城市，中断一天的铁路交通会是个什么样子？！
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开始近一年来，周恩来在维系铁路交通方面没少费心血。
一九六六年八月开始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红卫兵大串连，给我国运力本来就严重不足的铁路交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据不完全统计，八月份仅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外地学生就达二百一十二万四千人次。
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客运量的猛增，严重的超载使运输设施遭到破坏。
对此，周恩来深为焦虑。一方面，大串连是毛泽东支持和赞成的，周恩来难以反对；另一方面，面对大串连对铁路交通的冲击，周恩来又不能不采取一些制止措施。八月底九月初，他指示起草了对红卫兵运动进行限制的两个文件，强调要把铁路交通部门和重要站段当作“要害部门”加以坚决保护。但遭到江青、康生等人的反对。
在欲以正式文件对运动进行限制、匡正的努力受挫后，周恩来找到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要求他们花大力气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说：“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量，然后，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
一九六六年十月上旬，中央作出新部署，决定十月份再放手让学生串连一个月，再闹几个回合，要求铁路运输部门按进出北京的学生各一百五十万至一百七十万人的计划安排运输力量。铁路部门非常为难。负责工交口的谷牧找到周恩来叫苦：“总理，上海等地都来电话告急，说交通运输情况非常紧张，进出北京各一百五十万人很难安排。”
周恩来又何尝不知道铁路运输部门的难处？他对谷牧说：“你可以搞上、中、下三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安排办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常委讨论决定。”
少顷，周恩来又深为忧虑地说：“多拉一些学生是有些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
为了减缓大串连给铁路运输带来的混乱和压力，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周恩来又接连指示起草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的紧急通知》和《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通知》两个文件，要求铁路部门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全国各地的学生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串连，以保证必要的生产物资的运输。
然而，就在周恩来积极采取措施制止铁路交通的混乱势头时，中央文革一伙却在背后煽风点火，把铁路交通的混乱势头推向巅峰。
十一月十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操纵一部分工人以到北京“告状”为名，在上海北郊安亭火车站强行卧轨拦车，制造了京沪线交通大动脉中断三十一小时的安亭事件。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愤慨。他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坚决顶住，绝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
代表中央文革前往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却置周恩来的电告不顾，背着上海市委，擅自承认王洪文等人的卧轨拦车行动是革命行动，“工总司”是合法组织。
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开了全国冲击铁路、中断运输的恶例。
十二月三十日，张春桥、王洪文等又在上海制造了全国的第一场大武斗——康平路事件，使上海的铁路交通更趋混乱。从三十日凌晨至三十一日的二十六小时中，上海站停开客车二十六列，停开货车三十八列；有二十二列货车阻于途中，不能进入上海站。
一个星期之后，又是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策划下，上海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
如果说，红卫兵大串连的狂潮仅仅给铁路交通带来影响，那么，随着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夺权而波及全国的夺权恶浪迭起，全国的铁路交通就近于瘫痪。铁路运输生产出现了十年动乱期间的第一次全面的大幅度下降。
和其他部门一样，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大批领导干部在甚嚣尘上的“夺权”声中被揪斗，铁道部长吕正操被造反派揪走不知去向，各级领导机构相继陷于瘫痪和半瘫痪；各铁路站段的职工或分裂成两大派，派性武斗不止，或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四处串连，停产闹革命，许多铁路站段的工作陷于停顿；保证铁路运输生产正常进行的各种规章制度，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有的被砸烂，有的无法执行，一直是集中管理、统一指挥的铁路运输处于无政府状态。全国铁路干线不时出现中断，待运的生产物资大量积压，连保证国民经济最低限度的运行都难以实现。
在这一片内乱的汪洋中，周恩来竭尽全力，进行了一般人所难以想像、难以承受的抗争。他除了处理其他党政大事外，每天都要亲自看铁路运输简报，晚上找有关同志开会，了解全国铁路运输情况，研究对策。哪个地方交通中断，他就打电话到哪个地方去追问，并频频找群众组织代表谈话，苦口婆心地进行批评、劝说和教育，不分昼夜……
──一月二日，上海、蚌埠发生铁路交通中断事故。周恩来召集全国铁路系统二十余个单位的在京代表谈话，严厉告诫：“铁路交通绝不能瘫痪，交通一刻也不能中断。中断铁路交通，不仅直接影响生产，也直接影响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国际影响也不好。”
有代表问：“保证铁路畅通是不是政治挂帅？有人说，保证铁路畅通是单纯的业务观点。”
周恩来说：“停车不只是对市委，是对国家、对毛主席。中断铁路交通的行为不是革命行动，保证铁路畅通也不能说是单纯的业务观点，业务里头有政治。”最后，周恩来要求铁路系统各单位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联络委员会，写个呼吁书，维护铁路交通。
──一月六日、七日，为解决南京两派武斗导致的铁路交通中断问题，周恩来两次接见南京群众组织赴京代表，说：交通问题关系太大了，上海的煤也不够了，码头停了十几条船。现在的问题首先是恢复交通，这是最关紧要的。交通问题我最担心。挑起双方武斗的人要法办。
──一月十日凌晨，周恩来把来自长春、齐齐哈尔、大连、广州、武汉等地铁路部门的职工代表召集到中南海小礼堂，就恢复铁路交通秩序和他们谈话。周恩来说：“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现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丢开业务不管，这是要批判的。丢开业务闹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吗？现在吕正操部长被揪来揪去，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我替吕正操当起了铁道部长，这种情况对铁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说服出来串连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把自己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搞好。”
──一月二十七日晚十一时至次日凌晨七时，整整八个小时，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议厅接见铁路系统造反派代表，严厉批评了铁道部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责令铁道部造反派：“要立即成立一个业务小组，昼夜值班，保证业务不中断，我每分钟打电话都要有人，铁路交通一时一刻也不能停下来。”
在周恩来的责令下，两天后，铁道部机关和直属单位群众组织代表协商推选出十四人，组成了铁道部临时业务监督小组。
──二月一日，中南海小礼堂。周恩来和铁道部部分造反派代表谈话，对他们无休止的派性斗争提出严正批评：“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对铁道部门实行军事管理。我给你们开过七次大会，强调全国交通大动脉一刻也不能中断，你们就是不听。你们想一想，是一个单位重要，还是全国重要？是一个人重要还是七亿人民重要？夺权，首先要在脑子里夺‘私’字权。”
……
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到二月初，短短的二十多天时间里，周恩来为解决铁路交通问题找铁路系统群众组织代表谈话就达七次之多。还不包括同铁路系统外的群众组织代表谈铁路问题。
2007/09/10
十六、“总管家”的忧虑与心血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