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七日，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室，气氛沉闷而紧张。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等五个部和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哈尔滨等七大城市及各大区主管工业的负责人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正在进行。
来自地方的负责人忧心忡忡，他们委婉地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经使工交战线出现了混乱，许多大型企业面临停产的危险，对工厂成立群众组织和学生到工厂串连表示担心。
刘澜波、吕东、吕正操等一些国务院的部长们则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拍案而起，对陈伯达十二条中提出的“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进行了怒斥和否定。
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指出：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特点，要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连。
周恩来还告诫与会干部：现在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家要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了党和国家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主持会议的谷牧组织对陈伯达的十二条作了修改，拟出一个《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其中明确规定：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
陈伯达得知后，大为恼火。他把余秋里、谷牧找到他的住处，怒气冲冲地打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要余、谷二人读其中的一段文字：“仆之先，非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所轻也。”
而后，陈伯达又用他那难听的福建腔普通话大发牢骚：“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
余秋里、谷牧从陈伯达处出来后，立即到西花厅，把陈伯达的指责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
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又与李富春一起到毛泽东处，把这次工交座谈会及《十五条》的情况做了汇报。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
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与陶铸、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周荣鑫等中央负责人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群众代表。
周恩来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厂矿、企业、事业单位，都发生了一些问题。现在中央正在研究这些问题，正在起草一个关于厂矿、企事业单位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决定。你们离开单位很久了，你们有生产任务，有业务，除留下少数代表外，多数可以回去。
陈毅在讲话中说：千言万语一句话，就是刚才总理的指示，也是中央精神，一方面要闹革命，一方面要抓生产、促生产，不要妨碍生产。
工交座谈会实际上是党内正义力量向林彪、江青一伙企图搞乱全国经济的邪恶势力发起的一个反冲锋。
这个反冲锋很快招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非难和攻击。十二月四日至六日，一向不关心过问生产的林彪却一反常态，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是要听关于工交座谈会议的汇报。
此时的林彪，实际上是中央文革请来的“尊神”，来替中央文革助威压阵。
会议一开始，谷牧按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的《汇报提纲》，介绍工交座谈会和《十五条》的情况。
谷牧说：这次座谈会，中心是讨论如何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问题。大家认为在具体做法上，必须考虑工矿企业的实际特点。工厂和学校不同，不能停产闹革命。工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环扣一环，一个环节出毛病，就可能影响全局。有些行业，如冶金、电讯、航运、电力等部门，生产的连续性很强，一刻也不能中断。大家还担心工厂中的派别斗争，如果处理不好，发展下去，在生产建设上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南京七百二十厂，因两派斗争，已停产半个月；哈尔滨电机厂今年约有二十多万瓦的发电机完不成。还有一个领导问题，有相当多的基层企业组织瘫痪情况严重，各级领导讲话不灵，中央精神贯彻不下去。中央关于在党委的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的指示，从中央工交各部到省市委，迄今大部分都不落实。建议工矿企业党的领导不能中断，抓生产的班子要尽快落实，抓生产的领导主要精力应放在生产上……
还未等谷牧说完，中央文革一伙就迫不急待地发难，大叫：“工交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张春桥站起来恶狠狠地指着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
陈伯达也气势汹汹地指责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特别是事先没报告主席和林彪同志。我也是计委的一个成员，大计委、小计委都有我的名字，也没有商量过。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
很显然，张春桥、陈伯达对谷牧的训斥，矛头是指向在一旁的周恩来。
这时，一直沉默未言的周恩来严肃地对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我们的目的也是想在林彪同志面前把各大区、各省同志的思想反映一下。”
六日的会上，王力赤膊上阵，滔滔不绝，更加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陶铸。
王力说：“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两起两落。第三次起来后，有些人又在那里拼命地把它压下去。六月，文化大革命起来了，被刘、邓的错误路线镇压了。中央十一中全会以后，特别是红卫兵运动起来后，工人又起来了。九月上旬，就压，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个口号，又变成了不准革命，压革命。”
王力这里讲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是指在九月上旬周恩来指示陶铸组织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到十月一日，林总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旗》第十三期社论（这是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该社论正式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笔者注），十月五日军委紧急指示，在这样一个号召之下，工人运动就又起来了，规模更大。这本来是很好的，形势好得很。但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差不多所有压制革命的人都欢迎这篇社论。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时候发表这样一篇社论？而且主要的方面不是鼓励革命，不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要求，而相反，主要为的就是讲生产。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篇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北京市就发生了许多工厂的造反派工人被赶出工厂，许多工厂就是拿着这个社论来抓人。社论的精神就是堵、压。这个问题一直到上海安亭事件，就是上海工人要成立造反组织，市委不答应。这个事件是一个信号。这个事件以后，我们明确感到工人起来了。”
王力越说越来劲，周恩来、陶铸在一旁冷峻地沉默以对。
“关于工人串连问题，也是一个原则的争论。在学生运动期间，那条错误路线就是不准校与校之间来往。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工厂与工厂之间不能来往。我们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为什么不能来往？”
王力在这里偷换概念，故意把“串连”说成是“来往”。
“毛主席说，学生必须与工农结合。学生不同工农结合，他就漂浮了嘛！因此，学生往工厂里跑，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欢迎，应该鼓励。但是，现在有些人一看到学生，就不得了，就是‘洪水猛兽’。过去说红卫兵组织是非法的，现在工人组织变成非法的，不予承认。我昨天就提出来了，中央过去说工厂、农村一般不成立红卫兵其他革命组织，这样的指示还适不适用？中央还批了一个什么地方的材料，说厂外不能串连，这本身就是不对的，原来就不应该这样说。还有什么工业六条、农村五条（按：这是指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九月十四日发出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还适用不适用？农村五条是农忙的时候，现在也不是农忙了。所以就不能说这方面的指示和其他规定还都适用。如果都不适用，有好多地方压制工人运动的人就很希望有这些规定，那么，就走到压制群众运动、压制革命的道路上去了。工交座谈会的这个《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
王力自恃有林彪坐镇，来势汹汹。
为了保护干部，也为了今后的斗争，周恩来在会上采取了暂时“退却”的斗争策略。
这个时候，还要硬挡是挡不住的，非但挡不住，还可能把有生力量冲垮。
会上，周恩来作了“掩护”式的发言。
一方面，他自己承担了“责任”：“这次二十多天的会，我要负责，就是光见过参加会议的同志两次，一次是全体，一次少数人谈了一下，没有更多的抓。”
另一方面，他设法为主持参加工交座谈会的干部开脱：
“工交座谈会《汇报提纲》，虽然有错误，比如没强调三线，不应该砍的砍了，但总还做了一些工作。秋里同志说了嘛，今年的计划总还完成得不坏。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毛主席的路线和广大工人的努力，但具体的领导者总也还有点作用。”
“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了的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交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这和那种硬是欺骗中央的人性质不同。”
周恩来此处用“没有想通”、“不理解”是经过一番斟酌的。因为“没有想通”、“不理解”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如果像王力所说的“《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了，那就变成敌我矛盾了。
至于王力指责的用“抓革命、促生产”来压革命，周恩来不软不硬地说了一句：“抓革命、促生产，是《十六条》上提出来的。当然，这里头有个主从，狠抓革命，才能大促生产。”
周恩来的意思是说，你王力难道连《十六条》还想否定吗？
周恩来还勉励那些受到错误指责和批评的干部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会议结束时，林彪作总结性的发言。他字字句句地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的收获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
林彪还针对周恩来一再表明的“欲罢不能，势不可挡”的态度，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有林彪的支持，陈伯达起草的在工交座谈会上被驳得“体无完肤”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六条规定(草案)》在会上通过了。
这一《规定》提出工矿企业可以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工人也可以到学校串连。这一文件的下达，改变了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将谷牧的《工矿企业文化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阅。
周恩来是为了让毛泽东了解事情真相，防止中央文革一伙恶人先告状。
周恩来还附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主席：
这是谷牧同志在十二月四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局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的共同认识，也暴露了工交战线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立场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们开始有了觉悟。最后，林彪同志做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要看各人回去后能否通过实践和斗争得到教益，搞好革命。……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除每日托汪东兴同志面报外，待主席确定时间，林彪、伯达和常委少数同志当来面报，有关其他重大问题，如各省各部重要情况和涉外事件亦当面报。
周恩来
十二月六日
果然，中央文革一伙还不罢休。他们还要求把谷牧的《汇报提纲》及《十五条》下发到全国进行批判。
周恩来到毛泽东处请示。毛泽东不同意下发。
十二月九日，周恩来在毛泽东处主持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研究工交座谈会的精神如何传达问题。周恩来说：批判《十五条》的事，不再扩大范围了，由今天出席会议的各大区同志回去后，在常委范围内讲一讲就行了。
试想，如果中央文革把《汇报提纲》和《十五条》下发全国各地批判的阴谋得逞，不仅生产建设要受到更为猛烈的冲击，而且，一大批工交战线上的干部又要被打倒。
参加工交座谈会的各省、市负责人，被林彪的“结论”性表态搞得有气无处撒，有冤无处申，有的难免感到有点心灰意冷。
就在他们即将离开北京回去的前一天，周恩来把参加工交座谈会和被“揪”来京的各省、市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周恩来是给他们做思想工作的，也是给他们鼓气的。
受了不公正的批判，心里有冤屈，但不能因此就不抓工作了。
因此，周恩来反复强调说：要想开一些，要想通。个人受点冲击，受点委屈不要太计较。那个时候坐牢砍头都过来了。现在各行各业红卫兵要去冲，运动要进入工交系统，这是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势不可挡，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
周恩来的意思是要大家变被动为主动。否则，老是处于被动状态，非但有可能被冲垮，而且对工作不利。
周恩来还说：回去要组织生产班子，把懂得生产的人、生产积极分子、老工人都吸收过来，把生产搞好。
会上，周恩来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回去后要注意抓好农业生产，说：不搞好农业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搞乱了农村、农业这个基础就要动摇，我们的国家怎么办？
然而，四天之后，林彪又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指示》提出：农村社队可以建立红卫兵组织，社队之间可以串连，学生也可以到乡下串连；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实行大民主。
这一文件的下发，推翻了中央在九月份下发的《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把“文化大革命”的“邪火”烧进了广大农村。
林彪在会上还指责主张农村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与派工作组是同一个精神，都是不相信群众。
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社论称：在工矿企业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搞不可，非大搞特搞不可。工人群众有建立各种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阶级应该欢迎革命学生到工厂来串连。
周恩来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试图阻止“文化大革命”进入工厂、农村，以减少运动对经济建设的冲击。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挡住。
周恩来没能阻止“文化大革命”进入工厂农村，但他并没因此而停止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相反，在“文化大革命”全面踏向工农业生产领域后，他对国民经济这一关系到共和国生死存亡的大关抓得更紧了。他继续在艰难的处境中与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各种行径作各种形式的斗争。
周恩来不止一次地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国民经济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由此，笔者不禁想到，有人说，周恩来当初为什么不拍案而起，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如果周恩来当初这样做，也许“文化大革命”就发动不起来呢！
这话只能是不了解具体历史的人的一种不负责任的猜测和假设。真正深入到当时具体历史的复杂关系中，这种猜测和假设就很难说出口，更谈不上有理由站住。
就拿工厂、农村搞不搞“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文化大革命”来说吧。在这件事上，周恩来一开始就态度十分明确：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搞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不主张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并为此作了各种努力。但是最终也没能挡住。其中原因，错综复杂，读者看了上文，自然会悟出一些。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原因不是周恩来反对不反对的问题。这件事情也很客观地表明：“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事情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只要周恩来说一声“不同意”就可以阻止。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事实是，在那样一种局势下，你反对也无济于事，非但阻止不了，而且还有可能被林彪、江青一伙抓住“把柄”而被打倒，失去斗争的权力。这样于国于民于党有百害而无一益的结果正是林彪、江青一伙所希望看到的。
政治家伟大的层次区分，就在于他在同一历史环境中站得多高，看得多远，洞察得多深。
周恩来是一生经历过无数政治斗争磨砺的伟大政治家。他的心态恐怕远非我们一般人所能具备和企及的。他的一举一措，有时考虑的不是自己个人的荣辱与安危，而更多的是考虑党和国家的利益。有些事情，如果处理不当，不光是自己被打倒，而是关系到整个党的生死存亡。
有学者说，“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系党和国家安危于一身。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
2007/09/10
十三、政治局会议上短兵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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