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九六六年八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工矿企业和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却出现“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的势头。
针对这种态势，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两个文件，试图对运动作出某些限制，但均遭到中央文革康生、江青等人的反对。
八月下旬，当风起云涌的红卫兵大串连开始危及到工农业生产和各级领导机关的正常业务工作时，周恩来指示陶铸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铁路枢纽和重要站段、港务局和码头、尖端企业和科研部门、中央和各地的银行、大电厂、城市重要公用事业机关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列为“要害部门”，“必须坚决进行保护，对这些要害部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加强领导，使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政治可靠的人手中。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应当主动地向广大红卫兵和群众进行教育，劝他们不要去冲击这些部门，对不听劝阻者，应依法处理。”
八月二十六日，陶铸将通知草稿送周恩来。
周恩来阅改后批示：提议照发，请主席、林、康、富春、江青核阅。退汪东兴办。
不料，江青看后却提出：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下，至少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改。
九月一日，毛泽东批：此件不发。
显然，这个通知的精神不对毛泽东的思路。运动刚开始，毛泽东不希望对运动有太多的限制。他怕运动又出现派工作组时的“冷冷清清”。
运动初期，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和打算也不太清楚。他作为党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一员，拥护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反修防修的良好初衷来考虑的。但他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总理，还有一个基本的务实态度，那就是革命也要吃饭。命要革，修要防，国家的经济建设也要搞上去。
到一九六五年底，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好不容易才完成，经济形势终于从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摆脱出来，开始走向好转。一九六六年，国家将正式执行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因此，此时此刻，周恩来的思维触角全部聚集于如何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更好更平稳地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以实现他早就提出的“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对这个宏伟目标，毛泽东也很兴奋，并一直在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为之奋斗。
然而，此时毛泽东的思维焦点是徘徊于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等问题上，他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决意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这种危险。其他一切工作要服从和让位于“文化大革命”这一中心工作。
当然，毛泽东也没预料到“文化大革命”会像后来那样搞成乱得难以收拾，也没料到林彪、江青一伙会利用“文化大革命”。
所处的位置和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对问题的想法也就不一样。
周恩来从一开始就担心“文化大革命”会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带来冲击，而且希望运动不要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他想，这希望也应当是毛泽东所赞成的。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和生产两不误嘛！
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虽然重提阶级斗争，但又同时指出：切不可以因阶级斗争妨碍经济调整工作，请各地区、各部门务必注意。要记取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教训。
因此，对于毛泽东不同意批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周恩来虽然不是很理解，但也没有想得太多。
九月一日，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对红卫兵冲击生产提出了批评。他说：有的地方，红卫兵与工人对立起来，要求工人像学生一样闹革命才没有意见。这怎么行呢？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工厂总不能放假搞革命不搞生产吧？服务行业也不能停止供应吧，这个道理给你们一说就应该懂得。比如，还有热电站，也是一秒钟也不能停的。凡是有生产任务的地方都不要去影响，你们学生放了假闹革命，工人还有他们的生产任务，你们要照顾他们的生产任务。
九月二日，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提出了十个方面的政策要求。
其中，在红卫兵串连的问题上，周恩来写道：串连要保障党和国家的首脑部门、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遭受危害；要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科研机关的科学实验和中间性生产不致停顿，尖端技术的厂区不被闯入，尖端技术资料不受损失，服务医疗事业不致中断。……红卫兵要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要到这些部门去串连。
九月三日，周恩来对《意见》作修改后，立即召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准备讨论通过《意见》，早日下发。
参加会议的有陶铸、康生、李富春、陈毅、王任重、谢富治、杨成武、刘志坚、吴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
会上，陶铸、陈毅等都赞同《意见》，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对红卫兵讲清楚一些政策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
但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却对《意见》表示否定。
康生说：这十个问题，需不需要讲？我看不需要讲。如果这个文件发下去，就有“包办”、“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关锋也在一旁帮腔说：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结果，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文件又被压下了，没能发出去。
很快，周恩来担心“文化大革命”会冲击经济建设的预感就变成了沉甸甸的现实。
2007/09/10
九、狂飙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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