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说，二月抗争的失利，使中央文革从周恩来手中攫取了党和国家的相当一部分权力。
江青一伙还不满足，他们还想打倒周恩来，攫取更大的权力。
三月，江青、张春桥提议要把“二月逆流”的材料发下去，毛泽东没有同意。他们不甘心，又几次提出。最后，毛泽东亮了底：“不能发，因为牵涉到总理。”
江青一伙不甘心，通过各种渠道故意把“二月逆流”的材料公诸于众，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全国掀起大规模的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黑风恶浪。
三月十四日，首都北京街头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十万人游行示威。他们高喊“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打倒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把所谓反击“二月逆流”推向了第一个高潮。
面对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黑风恶浪，在极为艰难的处境下，周恩来竭尽全力，保护所有与“二月逆流”脱不了“干系”的老同志。
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受到最严重的批判和冲击。周恩来对陈毅、徐向前的保护，在本书的其他章节另有叙述，这里仅说说对谭震林的保护。当时任中央警卫局负责人的李树槐曾回忆说：
一九六七年批所谓“二月逆流”之后，一次，一批红卫兵聚集在中南海的西大门，叫喊要抓谭震林，把大门敲得咣咣响。我那天正好值班。大约在八九点钟的时候，他们把大门冲开了，人也冲了进来。我们派了一个连在门口堵住，使他们不能再往里进。我打电话向总理请示，总理说，你让那个头头接电话。总理问他叫什么？能否负责？那人说能。总理就对他说：马上把人都撤出中南海去，如果撤不走出了事，你要负完全责任。下午三点，把你们的负责人都找来，我在西花厅接见你们。结果这人连大气都不敢出，放下电话吹起口哨，大喊向后转，把人都撤出去了。下午三点，总理真去接见他们，我也跟去了。总理对他们苦口婆心讲了半天，最后才把问题解决了。
当时担任周恩来卫士的乔金旺谈到了周恩来保护谭震林的另一个细节：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批谭震林。一开始，造反派倒还守规矩，可中间总理有个电话，离开会场去接电话。造反派一看总理走了，就上了台，开始动手动脚，又是让谭震林低头，又是让哈腰。总理接完电话回来一看，很生气，批评造反派说：“你们这像什么话！我们事先达成协议了嘛，不许搞体罚，不许侮辱人格的嘛！我还在场嘛！”慑于总理的威严，造反派只好从台上退了下去。
对因“二月逆流”受冲击的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用周恩来自己的话说，是“再三地保”。
三月二十一日凌晨，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
一造反派提出：“我们要把炮轰李先念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
周恩来气愤地回答：“你如果非要问我，我告诉你，我是不主张大字报上街的。但我是难以限制你们的，现在是大民主嘛！现在街上许多大标语，并不都是我同意的。李先念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还信任他嘛。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的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财贸口要开李先念同志的检讨大会，我一定要参加。”
同日晚上十二时，周恩来接见邮电部、交通部、铁道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各部党组成员。
有群众代表问：“外面大街上贴出了打倒余秋里、炮轰谷牧的大标语，这是怎么回事？请总理解释一下。”
周恩来说：“群众写大字报嘛，我怎么好下命令叫群众不要写呢？有些口号我不能干涉，但是我是不能同意的。有些口号绝对化。有人也贴我的大字报。只要是善意的，即使有些过头也不要紧。蒯大富也贴过我的大字报嘛！”
又有代表问：“有人说李先念、余秋里、谷牧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搞不清楚。”
周恩来说：“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够带他们到这里来开会吗？要实事求是，不能像外国记者那样去相信外面的大标语。”
“对他们的错误可以批判吗？”
“批判错误可以，要打倒他们我不同意。现在有人非要一批就倒，批判不一定就要打倒嘛！”
四月六日，周恩来接见要揪斗余秋里、谷牧的国家计委、经委、建委的造反派代表。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参加接见。
经委的“遵义公社”代表提出：“目前经委斗薄一波斗不起来，阻力来自余秋里和谷牧。我们认为，要斗倒薄一波，先要斗倒谷牧、余秋里。”
周恩来回答说：“你们说要斗倒薄一波，必先斗倒谷牧、余秋里，这个逻辑是不通的。”
计委造反委员会的代表说：“我们也认为斗争薄一波的阻力来自余秋里、谷牧，余秋里、谷牧是斗争薄一波的绊脚石。薄一波的爪牙都是余、谷包庇的。”
“你们这样搞，开会我不能去。”
计委的造反派又说：“余秋里的检讨至今一个字也没有。”
周恩来说：“他现在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就写不好。谷牧、先念同志的检讨也放在我这里。”
周恩来接着从肯定成绩入手充分肯定余秋里，说：“十七年的建设是和革命一样，主流同样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九六五年搞的一九六六年计划，是小计委主持计委工作的主要成绩，不能否定。苏联撤退专家，三年困难时期，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主席提五年为期，结果三年就实现了，编制了第三个五年计划。你怎能说成绩不是主要的？余秋里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总不能说毛主席选将选错了吧！”
周恩来这一着的确厉害，问得造反派哑口无言。
周恩来最后说：“余秋里、谷牧的材料先给你们，让他们再准备一下，然后再去检讨。他们还要工作。你们看经济战线上抓工作的现在连我一共只有五个人嘛！把你们提拔上来能行吗？”
在此后的一次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的大会上，周恩来对不听劝阻，执意在天安门召开所谓“打倒大叛徒头子李先念”大会的造反派头头，进行了严厉批评。说：不能造这个谣，我要辟谣。这不是打倒、炮轰的问题，是关系世界的大事。我倒不担心李先念同志，他五十九岁了，总是奋斗一辈子，打了一辈子仗。过雪山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毛主席一眼就看出这个同志有政治头脑，年轻优秀。我奉劝有些人不要把派别斗争联系到抓叛徒的问题上，这个很危险。你抓一个，我抓一个，砝码不断增高，这是赌博式的危险的作风，不是主席的作风，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
周恩来的最后这几句话，也是对江青一伙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操纵红卫兵以抓“叛徒”的卑劣行径，打击迫害老干部的严厉谴责。
对因“二月逆流”受冲击、批判的老同志，周恩来除了直接出面力保外，还通过各种途径将这些老同志的“错误”淡化，并抓住一切机会创造条件，让这些老同志“过关”。
四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会前，周恩来找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三位军委副主席商量，说由于三支两军是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这次开会，就着重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教训，以利改进工作，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会议不要追究个人的责任。
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在会上煽风点火，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再一次围攻参加“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
就在林彪、江青一伙对这些老同志的“错误”无限上纲、妄加罪名时，四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在他亲自起草的讲话提纲中，把“二月逆流”写为“二月的乱子”。认为：此事“错在对群众的关系上”，“主观上是拥护主席”，“想搞好，但立场有时没有站对，思想方法旧，所以连犯错误，我们应该给以帮助”。“几位同志(指参加“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的自我批评，也算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希望你们既能沉得住气，一知错就改，又能勇于负责，把各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当然，周恩来对这些老同志能够加以保护，毛泽东的默许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条件。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虽然严厉地批评了“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但对他们还是有感情的，绝无打倒之意。
四月二十九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百一十八室召集周恩来和被指责参与“二月逆流”的老同志李富春、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开了一个团结会。
关于这个团结会存在不存在，目前党史界还有争议，说法不一。有的说有这么一个会，有的认为没有这么一个会，还有的干脆回避这个问题。
笔者根据有关档案材料和最近有些老同志的回忆，专此作了一些考证。
“文革”期间在李先念同志身边任秘书的蒋冠庄、郝志学回忆：“四月三十日晚，毛主席在比较了解怀仁堂会议的实情后，曾把‘二月抗争’中的几位老同志找在一起，表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说他们是搞阳谋，不是搞阴谋。”
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二年在陈毅身边任秘书的杜易回忆说：“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三至五时，毛泽东邀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到他的住处聚会。这是毛泽东二月给陈毅回信说‘见面有期，稍安勿躁’以来，陈毅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
查一九六七年周恩来的工作台历，有这样的记载：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主席在一百一十八室开会。
据此，笔者认为：团结会是存在的，只是时间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四月三十日晚上，而是二十九日下午，地点不是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而是在人民大会堂一百一十八室。
团结会意味着毛泽东对“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的气头已基本过去了。
“五一”节在即，按惯例，在京的党政军领导人在五一节那天要登上天安门“亮相”，与首都人民同欢。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岁月氛围里，这样重大的节日能否有资格上天安门，成了判定某个人有无“问题”的显著标志，关系重大。一般来说，这个人能参加这类活动，名字一见报，就意味着此人政治上没什么问题，不在打倒之列。
周恩来抓住团结会的机会，草拟出“五一”节上天安门观礼的党政军负责人名单送毛泽东批准，所有因“二月逆流”受指责的老同志都在这名单之中。
五月一日晚上，这些老同志都登上了天安门，与毛泽东等一起同首都群众欢度“五一”节。次日的《人民日报》作了报道。
尽管这样，这些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还是被认为犯了严重的错误。
在毛泽东的心中，那些“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还没有回到他们“大闹”前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据五月二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五月一日中午十二时半，毛泽东和林彪乘坐敞篷汽车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而后又来到中山公园，同首都三百万群众，一起欢度“五一”节。在毛泽东和林彪乘坐的敞篷车后面，分乘三辆敞篷汽车的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叶群等。
“大闹怀仁堂”的一些老同志没能与毛泽东一起游园。
对此，王力是这样分析的：“五一节上午，主席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了几个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叶群(张、姚被主席派到济南去了)，坐敞篷汽车见群众，因为事先没有布置，人太挤，汽车开进中山公园就被包围，无法继续前进，就回来了。主席不要其他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参加，以上面这些人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主席那时一面叫一些老同志上天安门，一面又怕模糊了‘界限’，另搞了这个。”
王力的分析权且仅作参考。但是，从当时的局势来看，毛泽东虽然与“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开了团结会，前景却并不是太可令老同志乐观。
这种局势的微妙和复杂，有些老同志可能未必明白，但周恩来看得比较清楚。
因此，五月五日，“五一”节刚过，周恩来给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告李富春)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警告”信。信中说：“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重犯过去“错误”，否则，“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甚至“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
周恩来所写信“警告”的这五位老同志正是没能参加五一节上午毛泽东召集的游园活动。
周恩来的这封信，类似前面提到的周恩来秘书周家鼎回忆的，周恩来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告诫副总理和老帅们说话要小心谨慎、不要让人抓住把柄的那封信。
仅此，周恩来对这些老同志的呵护跃然纸上，可敬可叹。
王力对毛泽东当时复杂心情(既让这些老同志上天安门，又没有把他们完全放入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推测，昭示了林彪、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的内心盘算。
周恩来对这些老同志的担心和忧虑也就是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心理盘算。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的这种担心和忧虑并非多余。
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之际，林彪、江青一伙重又煽起批判“二月逆流”的黑风，并在会上围攻、批斗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谭震林连参加会议的资格都被取消了。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林彪事件整整二个月之后，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座谈会的李大章、张国华等。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指着他对到会人员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大闹怀仁堂嘛！”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邓小平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时说：“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毅、谭震林等是二月正流的“红干将”，周恩来则是名副其实的二月抗争的“红后台”。
2007/09/10
八、毛泽东亮了底：“不能发，因为牵涉到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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