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他像强力磁铁般吸引人
一九三二年春，我在红四军政治部工作。听说周恩来于一九三一年底已经离开上海党中央，化装经过广东、福建秘密到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他来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为便于化装成富豪迷惑敌人周恩来在进苏区前就蓄了长胡子，到瑞金后一直留着，所以有人叫他“胡子”，但大都尊称他为“胡公”。这个代名一直沿用了几十年。直到建国后一些老同志私下谈到周恩来时，仍称“胡公”，尽管他的胡子在西安事变后就剃掉了。当时，红军中大多是十几岁的“红小鬼”，把长胡子的都看成是老年人，我认为周恩来一定也是老年人了。
一九三二年八月，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那时我在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政治部工作，一直在前线，没有机会看到总部首长。同年十月，中革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调回瑞金主持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后来才知道，是受“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批判，排挤他对红军的领导），周恩来代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以后就叫周恩来为“总政委”，但私下里仍常常称他“胡公”。
一九三三年二月底，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在江西乐安、南丰之间，打了大胜仗。先在黄陂附近，一举消灭了向中央苏区进攻的蒋介石嫡系五十九师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师长李明因伤被俘，五十二师师长陈时骥被活捉；三月下旬，又在草台岗消灭敌十一师大部，从而胜利地打破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当时毛泽东虽然被临时中央调离前线，但朱总司令和周总政委敢于坚持正确意见，改变中央攻击敌人坚固据点南丰城的指示，仍运用毛泽东集中红军主力，运用大兵团伏击运动中的敌人的作战方针，因而取得这次伟大胜利。这使红军中的高级干部们认识到周恩来不仅是个政治家，也是个军事家，他在红军中的威望更高了。
蒋介石的四次“围剿”失败后，接着积极准备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我红军主力利用蒋介石准备新的“围剿”的间隙，在永丰，广昌之间以藤田为中心的地区，休整了一段时间。一方面总结作战经验，进行政治教育；一方面扩大红军，进行部队整编。为此，总政治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召集红一方面军全军干部大会，进行动员，朱德、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我当时已调到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工作，也参加了这个会。我曾多次见过朱德，他还是和过去一样，朴实得像个“伙伕班长”。在这次会上，我和许多同志都是第一次看见周恩来总政委。他和大家一样，头戴五星军帽，身穿褪色灰军衣，腰围皮带，腿打绑带，脚穿布草鞋。对他的许多传奇故事人们早已熟悉，所以，他的到来格外引人注目。周恩来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主席台。他眉毛粗黑，目光炯炯，两腮和上唇、下巴都长着粗黑的胡须，英俊而又严肃，腰杆挺得笔直，一派军人的气概。从脸上的胡须看，像是岁的人，可是奕奕的神采又像是二三十岁的英俊青年。周恩来亲切注视着大家。就像一块强磁力的吸铁石，立刻把在场干部的目光都吸引到他身上来。台下都在惊奇地窃窃私议，这就是有名的总政委周恩来——胡公吗？朱德宣布开会了。他知道许多干部都没有见过周恩来，就向大家介绍说：多年来周恩来同志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大革命时期，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南昌暴动的主要领导人，现在他是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我们请他作报告。台下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以洪亮高亢的声音作了长篇报告，他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从红军当前的任务，讲到部队整编的目的。一千多人的会场，鸦雀无声，人们都被他富有鼓动性的言词和从容不迫的风度所吸引。每讲到精采之处，会场上则是掌声如雷。报告结束时，掌声经久不息。这个报告，对于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对于部队整编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大报告，印象极深。当天，我在日记本上，记下了这样一段话：“早饭后，排演要到总政治部比赛的话剧。十一时出发到总政参加干部会，周恩来总政委作了四个钟头的报告，内容是：红军整编的意义与今后工作及扩大红军的伟大成绩。报告极为周密详细。”这天，给我留下了一生难忘的印象。
六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进行整编。一军团取消了三军、四军的番号，编为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师；三军团则编为第四、第五、第六三个师。每个师辖二个团或三个团。整编后，调整和充实了领导干部，补充了兵员，加强了战斗力。
六月三十日，中革军委决定以举行南昌暴动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七月十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批准了这个决定。
整编后，三军团执行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指示，组成东方军深入福建作战。一军团和五军团仍留江西苏区准备对敌作战。为了庆祝“八一”红军建军节，并检阅部队整编后的素质，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决定，一方面军七月三十一日在总部驻地东沙陂举行运动大会，以团为单位进行军事、政治、文化等各项竞赛，军团和师直属队也参加政治、文化和演剧比赛。八月一日，举行阅兵、授旗、授勋等典礼。八月三日，运动会结束，给优胜单位发奖旗。
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自始至终参加和主持大会，并做了总结。几天来，大家同周恩来熟了，逐渐解开了一个谜，听领导同志说，周恩来才35岁，难怪他那样神采奕奕呵！许多同志都觉得这样的年纪，竟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业，现在又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总政委，真是了不起的人才！由于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临时中央、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在军事上推行冒险主义，接着又推行军事保守主义。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仓促退出中央苏区实行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听传达说，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都站在毛泽东一边。会上，改组了中央的领导，剥夺了博古和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以后又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面的军事行动。朱德仍以红军总司令的身份参加作战指挥。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以后的党中央团结一致，冲破了蒋介石大军的阻击、包围，战胜了雪山草地的艰难险阻，打破了张国焘阻止中央红军北上的阴谋。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二、听两天报告，胜读十年书
在整个长征的过程中，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中央负责同志。听说在过草地时，周恩来患了重病，发高烧，肝脏化脓，大家都为他的健康而担心。他躺在担架上还协助毛泽东指挥作战，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率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北后，听说周恩来的病好了，大家都很高兴。十一月，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官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从此，大家就叫周恩来为周副主席，不叫总政委了。接着，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十五军团会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一起指挥了直罗镇战斗，歼灭了向苏区进攻的东北军一○九师及一○六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一九三六年二月，红一方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的率领下，由陕北东渡黄河到山西，经过七十五天的行军作战和宣传工作，于五月初胜利回师陕北。在此时期，周恩来和博古、邓发三人留在瓦窑堡组织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负责支援前线，巩固后方和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
为了准备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中央决定从红军中抽调一批高中级干部到瓦窑堡成立红军大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统一战线政策和战略战术。毛泽东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并亲自授课。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务长。陈光、罗荣桓、谭政等高级干部，一面在学校工作，一面参加学习。我也奉调去学习，当然是喜出望外。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我离开度过六年战斗生活和培养我成长的红一军团，于五月二十日到了中央所在地瓦窑堡。红大学生按职务和有关条件分编成一、二、三科。我和另外两个同志职务不够团级，却被破格分配到师团级以上干部的第一科。从此，我就有更多机会看到中央领导同志，并听他们作报告和讲课了。
五月二十一日，中央党校邀请周恩来副主席作报告——论中国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红大的学生都去旁听并做了记录。周恩来“详细地说明了日本各派侵略中国的策略：海军派、轻工业者主张经济侵略；陆军派主张用武力占领，以争先机。现在采取的是两者之间的调和政策，共同点就是收买汉奸卖国贼进行分裂政策，以达到武装占领及进攻苏联的目的。并清楚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力量的变动，建立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等等”（摘自当天日记）。
他根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特别说明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指出，只有团结一切爱国的力量参加抗日斗争，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他指出：“左”倾关门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他以一九三四年在中央苏区时拒绝同十九路军合作反蒋抗日，以致十九路军遭到失败，我们反第五次“围剿”也遭到失败的教训，说明“左”倾关门主义的危害性。他解释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和我党提倡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意义等等。从这次报告中，听到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帮助我们提高了对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在分组讨论时，大家更感到过去在战争中学习得太少了，这次调到红大来学习是极宝贵的机会，应该努力学习，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准备在抗日战争的前线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十六日，学校印发了一九三五年七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要同学们先自己阅读，然后进行小组讨论，最后由中央负责同志作报告。由于大家过去在红军中没有看过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也没有看书的习惯，所以特别吃力，坐久了就打瞌睡。对于国际问题似懂非懂，但看到有关中国的内容就很感兴趣，精神也来了。如报告中提到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要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世界无产阶级要支持中国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的斗争；中国共产党要联合一切爱国力量，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等。都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正确的，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定，是合乎国际指示精神的。
对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二十七日，大家特别兴奋，周恩来副主席到红大俱乐部作国际形势报告了。
他根据国际七次代表大会和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详细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国际工人阶级的任务，以及国内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中，他特别强调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中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重要性。号召同志们要努力学习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文件，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准备在抗日运动高潮到来时，到全国各地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在小组讨论时，大家都认为周副主席讲得透彻，解决了许多思想上的疑难问题，都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六月一日，红军大学正式开学，为准备开学典礼和游艺晚会，全校放假一天。为防备敌机轰炸，开学典礼大会于下午五时在南门外举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亲自到会并讲了话，毛泽东主要讲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学校的任务。当他最后讲到，“黄埔学生领导了第一次大革命，瓦窑堡学生要领导第二次大革命”时，全体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张闻天主要是讲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性。他说，只有掌握马列主义的真理，才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周恩来主要强调要认真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全国爱国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大学要继承和发扬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发动广大群众，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把汉奸卖国贼打倒，建立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他的讲话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当天的晚会开得很热闹。有李克农导演的活报剧和双簧；有陕北歌舞团的唱歌跳舞；我还参加了红大演出的话剧。每个节目都得到热烈的掌声。大家对跳舞特别感兴趣，看完后还要“再来一个”。节目演完后，李克农、罗瑞卿等领导同志陪着一位大姐来到后台看望演员，她亲切地和大家握手，称赞大家演得好。李克农向大家介绍，这位大姐就是中央局的秘书长、周副主席的爱人邓颖超同志。大家热烈鼓掌欢迎。当罗瑞卿特别把我介绍给邓大姐，说我是一军团的老演员，曾扮演过宋美龄时，邓大姐有点惊奇，又来同我握手，顿时我脸红了，不知怎么回答是好。她那慈祥的面孔，热情的笑容，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们这些小弟弟、小妹妹（陕北歌舞团有几个少女）以深刻的难以忘怀的印象。“小超”（周恩来及一些老同志对邓颖超的称呼）的名字我早在中央苏区时就听说过，这次晚会上是第一次同她见面，几天之内连续听两次周副主席的报告，又在一起开晚会，还同他的夫人交谈、握手，对他们的一种亲近感油然而生。
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从南向北分三路进攻瓦窑堡，驻东线绥德、清涧的中央军也配合进攻。当时我党和东北军已有联系，中央决定撤出瓦窑堡，主动让给东北军，以便张学良向蒋介石交代。中央指定周恩来负责指挥部队抗击东线中央军和组织中央机关有秩序地向保安撤退。为争取准备时间，六月十四日，周恩来电告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务望火速电令前线兄部停止前进”，否则“造成两方敌对，对目前形势实有大害”。王以哲立即将部队南撤。十九日周恩来又电告王以哲：如果中央军将占领瓦窑堡，我们必事先通知你们，由东北军占领。
当周恩来正在组织中央机关撤退时，驻在北线横山的陕北地方势力高双城，派一个营于六月二十一日突然袭击瓦窑堡我中央机关。周恩来立即指挥红军大学和中央警卫部队还击，掩护中央机关西撤保安。因时间仓促，除人员全部安全撤退外，遗弃了一部分从山西运来的布匹。周恩来又指挥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包围瓦窑堡，同时要李克农与王以哲商量用“打假仗”的办法将东北军引进瓦窑堡。李克农同王以哲商量好后，就带了中央联络局的干部卢伟良、王立人和保卫局的几个侦察员，一个保卫排，煞有介事地布置在瓦窑堡南边的山岗上，双方都朝天放枪，我们且战且退，东北军且战且进，一直进到瓦窑堡城内。因为他们是奉“蒋总司令和张副司令命令”进驻的，所以高双城部队只得撤出去。红军部队也就撤到自己的防地。瓦窑堡就成了红军和东北军和平共处、互相往来的地方，这是四月周恩来和张学良去肤施（即延安）秘密会谈后红军和东北军亲密合作的一个典型例子。随后，中共中央迁到保安（今志丹县）。
保安是陕北的一个小县城。因长期遭受战祸和天灾，城墙已残破不堪，没有一条成型街道，只有一些零落的小店铺，山边有许多石窑，居民多半住在这里面，根本不像个县城，大家进了城还打听“保安还有多远”。常常有人这样形容县城之小，“小小ΧΧ县，三家豆腐店，城圣打板子，城外听得见”。而保安连一家豆腐店也没有。可是这里是陕北人民领袖刘志丹的故乡，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后方，它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成为临时的红色首都。就在这个小小县城里，毛泽东和他的得力助手周恩来以及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一道，指挥着红一、二、四方面军打败蒋介石的进攻、堵截，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指挥红十五军团和陕北地方部队保卫党中央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就在这里领导华北、上海和其他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活动；就在这里派出得力干部到全国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同国民党中央的代表谈判；就在这里接待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大夫马海德，并通过斯诺把“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传播到全中国和全世界。
在陕北这座小小的县城里，住着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和他的夫人贺子珍就住在两间石窑洞里，里间是宿舍，外间是办公室。外面有一个院子，周恩来在靠西边院墙的一间小平房里居住和办公，房内只有一个小土炕和一张小办公桌，两个木凳子。邓颖超白天在中央局办公，吃饭和睡觉才到这里来。
叶剑英参谋长的“官邸”，是利用小门楼改建的。住在附近的还有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因蓄有八字胡，大家叫他“小胡子”，以别于“大胡子”周恩来），作战科长伍修权等。张闻天、博古和中央的其他工作人员，住在东边的石窑洞里。
军委机要科长也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尤，和机要科的十来个“红小鬼”，住在西边一个比较大的石窑洞里。我当时名义是毛泽东的秘书，实际上是帮助叶子龙校对电稿、抄录电文，同志们开玩笑说我“是毛主席秘书的秘书”。我和叶子龙、李志忠（现名李质忠）三人在石窑洞里的一个小土炕上，白天在小炕桌上办公，晚上拿走炕桌就睡觉，简单方便，可是盘腿坐在炕上很不习惯，盘坐不久就要下来伸伸懒腰。同志们开玩笑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在这里同毛泽东、周恩来见面的机会很多，散步、上厕所都能碰到，特别是去小便池还要经过周恩来的门口。
李志忠一九三一年就是中央苏区中央局的译电员，他同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担任苏区中央局和上海临时中央无线电通信的密码翻译工作。一九三二年邓颖超从上海到了瑞金，担任中央局秘书长，领导机要工作。听李志忠说，党中央的第一部秘密电台，是周恩来一九三○年在上海中央时亲自建立的，当时只通香港，因为中央苏区还没有电台。一九三一年红军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电台后，就正式同上海中央通报了。我党第一本高级密码，是周恩来创制的，并用他的代名“伍豪”来命名叫“豪密”，是一九三一年任弼时带到苏区中央局的。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性格比较懦弱，一见中央领导同志就很腼腆和羞怯，不敢讲话，有时替叶子龙送电报，一送到就赶快离开。开始见到邓颖超大姐也是要脸红的。因为她平易近人，特别关心我们这些“小弟弟”，又常在晚会上一起参加演出，接触多了，也就习惯了。她是女同志中比较活跃的，在晚会上常常被点名唱歌，她喜欢唱“毕业歌”、“摇篮曲”等。她还和王立人副官演过李克农编导的独幕话剧《姐弟》，剧中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同时又侮辱日本妇女的罪行，深受同志们的欢迎。当时我身体很弱，经常患病，有一次我患了重感冒住进医院，她还派人送来慰问信和慰劳食品。那时大家都很穷，保安又买不到东西，得到一点大米、馒头就很高兴了。
一九三六年九月三十日是中秋节，那天晚上，我正同叶子龙一起校对电报时，邓大姐忽然亲自送来两个月饼，说是炊事员给毛主席、周副主席做的，我们在加夜班，特分给我们一人一个。她开玩笑说，一个给弟弟（指叶子龙），一个给妹妹（指我）。真搞得我们“却之不恭，受之有愧”，除感谢外，面红得说不出话来。她所以叫我“妹妹”，就是因为她看到我在话剧中扮演过女角。当时红军中很少女同志，演剧时他们常推我演女角，勉强“把黄牛当马骑”。大姐叫我“妹妹”，当然是开玩笑，但也表现出革命同志之间亲密无间的情谊。
2007/09/10
第一章初识“胡公”在中央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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