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冲，字淮南，最初是国民党“陈氏兄弟”──陈果夫、陈立夫的部属，是他们办理对苏外交及对中共谈判的副手，最后直接受蒋介石指挥，成为国共两党间的“桥梁”。张冲与周恩来接触最频繁、来往最密切的是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一年五年多的时间里，虽然他们各自代表所属党的立场和观点，以公事公办为原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共合作的发展，他们的情谊却日渐加深，彼此推诚相见，即使两党关系一时恶化，也没有影响这种友谊。正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九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的《悼张淮南先生》所言：“自相识之日始，直至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坚持国策，至死不移，淮南先生诚五年如一日。”是的，周恩来与张冲的接触交往，都是围绕团结抗日这个中心来进行的，并为之而互相信任。每当遇到问题发生争执时，双方都能以“敌人所欲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的话来互相勉励。
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国共在西安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会谈历时一月，张冲带着蒋介石的意见，与周恩来朝夕相处，频繁接触。这时，国民党有人放出口风：“淮南过于冒险，这样的事干好了千好万好，如果做得不好就会成为千古罪人。”张冲闻之后坦然处之，并说：“调查科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但事至今日，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年年围剿，节节失利；强邻虎视，外债高筑；民不聊生，国将不同。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由于西安会谈因为顽固派的阻梗，致谈判收获不大。接着周恩来到杭州、上庐山、终至南京，历时七个月，同国民党举行了五次灭式谈判，终于扫除重重障碍，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作为自始至终全过程参加这场历史性谈判的国共两党代表周恩来和张冲，前者充分展现了政治家的杰出才能和外交家的非几天赋：而后者总是积极参与，热心投入，富有诚心。对此，周恩来感受颇深：“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张冲为人豁达，性情随和，加之他见多识广，所以思想较为开朗，容易接受新事物。在民族斗争的革命浪潮中，在国共合作的交往中，他受到周恩来思想、作风、品格、才干多方面的影响，耳濡目染，思想认识提高快，进步大，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比如，周恩来之所以能在一九三九年春到浙江、安徽等地视察，同年夏天义顺利返回延安议事，都与张冲的大力协助分不开。是夏，周恩来回延安。事先，国民党当局已同意他北返延安。但当周恩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故意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否则不准离开重庆。正当双方争执之时，适逢张冲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张冲见情况有异，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侍从室，找到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到蒋介石手今后，亲自送到机场，直至周恩来上了飞机、起飞。事后，他愤慨地说：“这是顽固分子在捣乱，蓄意制造国共分裂！”而周恩来给张冲的帮助教育则更多，除了对他的一些错误观点及时给以指正外，还特别注意用具体事实来纠正其偏见。如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出售屡遭特务的破坏干扰，周恩来开始向张冲提出这个问题时，张冲还认为是夸大了事实。周恩来就陪他去现场，在亲眼目睹了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的情景后，张冲也感到气愤，随即采取了制止措施。一九四一年一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张冲看了国民党《中央日报》关于事变的报道，对其歪曲事实的一派胡言非常不满，当众将报纸摔于地上，两手交于背后，在办公室踱来踱去，许久一言不发。《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千古绝句“千古奇冤，江南一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有关揭露事件真相的社论报道。
国民党顽固派对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不仅指使特务无理没收报纸，殴打报童，而且去《新华日报》社门市部捣乱。二月中旬的一天，张冲亲自陪同周恩来赶赴现场，于寒冷的黑夜里，在曾家岩十二小学门前盘桓交涉达两小时之久。当夜，中共工作人员陈家康送张冲上车回家时，张冲问陈家康对近日之事作何想法，陈家康说：“成功；是国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坚持到死不变。”张冲听后喟然长叹：“我死必在君先！”张冲出此悲言，是有些道理的。正如周恩来所说，国共合作“五年来国内外风波频起，淮南先生尤首当其冲，而风波之险，谣诼之多，甚且侵及先生，但淮南先生辄处之泰然，绝未以一时‘行情’，动其心志，变其神态。”特别是皖南事变后，也就是张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两党裂痕加深，局势日致恶化。“今岁一月事起，二月报童随之，三月为参政会期，四五月有中条山战役，此中风浪之险，环境之恶，为五年来所创见，先生劳神焦恩，力维大局，备极憔悴。”（周恩来语）就在这时，在国民党内的一次会议上，当张冲谈出国共应继续合作的观点时，与会的一个顽固派反共人物竟破口大骂，还猛地将茶杯向他掷去，幸而未中。张冲遭此侮辱，颇为灰心，甚至准备必要时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心态。他对时局极为忧虑，并预感到顽固分子可能向自己下毒手，心情非常沉重，终日郁郁寡欢。他对周恩来说：“一朝中总有岳飞、秦桧，我们是忠，他们是好。我们是顾全大局的，他们是不顾大局的。”一天，张冲又叫来至信部属嘱咐说：“顽固派对我在国共两党的折冲，很有意见，近来我的行动已受到监视，说不定哪一天会被暗杀的。”说毕，取过信笺，给家属立下遗嘱，并交代道：“我一旦身遭不恻，你必须把保险柜里我与周恩来先生来往信件，全部烧毁。”可见，张冲先生是随时准备为国共合作以身殉职的。
然而，张冲还没有遭到顽固派的毒手，却不幸于一九四一年六月感染恶性疟疾。他起初不以为意，仍力疾从公，为国共团结奔走操劳。
就在张冲患病期间，周恩来数次前往探视慰问，张冲于病榻还不忘国共合作，询问两党关系近况。
最后一次见面，张冲还嘱周恩来与自己的后继者（后任国防部二厅厅长的郑介民）保持联系。当时，日寇飞机日夜不停地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加之气候炎热，医护难免不周。八月十一日，张冲在重庆郊外云龙旅馆山洞里病逝。
张冲为之奋斗的两党团结抗战，距胜利还有较长一段路，他夙愿未了却先去了，国共两党都为之痛借不已。当然，那些反共顽固分子则当别论。
十一月九日，张冲追悼会在重庆夫子池新运服务社大礼堂举行。会场内外，挽幛高悬，哀乐低回。蒋介石亲临祭奠，并撰送哀辞：“赴义至勇，秉节有方；斯人不永，干将沉光。”在众多的挽联中，中共领导人的几幅特别引人注目。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联名致送的挽联是：“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比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朱德、彭德怀送的挽联为：“国士无双，斯人不再；九原可作，万里相招。”叶剑英、李克农送的挽联写道：“豺虎尚纵横，大局岂堪重破坏；巴渝多雾瘴，忠魂何忍早游离。”与张冲从对手到密友的周恩来，在时局艰难险恶的情形下，对张冲的过早去逝大感哀痛：“先生既逝，联络乃似中断。嗣每遇风波，辄增先生不在之思，而每念先生，更兴安危谁共之感。”他写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短联当哭，既表哀思，更忧思局。周恩来还与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潘梓年等共产党人一起参加了追悼会，并在会上发表了历时二十分钟的演讲辞。他讲到最后，感情激动，语不成声。与此同时，周恩来又指导当日的《新华日报》刊出悼念张冲专页，并亲笔撰写《悼念淮南先生》，肯定张冲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劳神焦思”，“奔走坛坫”；称颂他“独持正义”，“力维大局”。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表达了对这位同共产党真诚合作的国民党的爱国志土的高度评价。
2007/09/10
自信互信团结御侮──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与张冲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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