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一战线中处理内部事务及多党派相互关系的重要方式只能是政治协商，而在政治协商中必须以理服人，不能强加于人。
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作报告，总结了阿共两党在抗战开始之前和抗战胜利之后两个时期举行会谈的经验教训，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这就体现着以理服人的思想。周恩来说，既然是政治解决，就是要互相协议，而不是一方面决定了，通知别方面去做，这样是无法求得解决的。“此次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对于这一点若能处理得更好，一定可以树立起一个协商的楷模。过去许多纠纷，常因不能互相协商，徒然引起隔阂，树立更多障碍，朋友间处理一件事尚不能如此，何况两党的事，关系国家人民的事！”他强调：“我们希望，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对于国家人民的大事，能在协商的空气中求得解决。”周恩来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同时靠“领导者起模范作用”。领导群众应该这样，那么，领导统一战线同样应该这样。周恩来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跟着周恩来走，接受了共产党的领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胡厥文，在回忆与周恩来的交往时说：他“给人以教益，却又不自居人师。他思想极为敏捷，但毫不烽芒毕露。……从没有听到他对朋友指手划脚，说‘你应该干什么’，他的讲话朴实无华，总是给人以启迪，使人不愿离席。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他也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不断地做团结教育工作……，使人在不知不觉之中为之折服”。
周恩来这种以理服人的高超艺术，也深为国际友人所佩服。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曾回忆道：周恩来“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无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深入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依靠这种平等待人、以理服人的工作，周恩来常常使许多党外人士不顾个人安危；克服各种困难，为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党外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救国会领袖“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抗战初期在大后方开办了数十家“生活书店”，宣传抗日民主思想。国民党中央多次用威胁利诱办法，要生活书店与国民党官办书店“合营”，都遭到邹韬奋的断然拒绝。而周恩来要邹韬奋派生活书店人员去解放区创办“华北书店”和“大众书店”，邹韬奋却认真实行。一九四一年，邹韬奋还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将生活书店的资金和人员转移到香港，开辟新的文化阵地，进行抗日民主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周恩来为了扩大我党在学术界的影响，经常参加有许涤新，胡绳、杜国庠、翦伯赞、侯外庐等组织的进步学术工作者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当时，读书会把宣传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冯友兰、贺麟视为对立面。一次，大家正热烈地谈论昔这个话题时，周恩来来了。他听了一会儿发言后便平静他说：“民族大敌当前，在千千万万种矛盾中间，学术理论界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和冯友兰、贺麟在阶级立场上矛盾固然是尖锐的，但毕竟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是国民党右派的妥协投降理论，我们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陈立夫的《唯生论》。”一席活，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把大家说服了。他还强调，学术上的是非真伪，要通过深入研究，充分讨论，详尽说理来解决，切不要强加于人。强加于人不仅达不到目的，相反还会失去群众。
建国后，周恩来特别强调，由于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党员干部在许多统一战线组织中担任领导，所以，更应注意这个问题。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周恩来主张“有关改革问题，要根据群众的意愿，经过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协商，取得上层人同意后再去进行。在协商过程中，必须用道理说服人，不要强加于人”。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改革问题讲的，但其基本精神，完全适用于对其它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似理服人的好处就在于理愈辩愈明，真理总要在几种不同意见的比较中得到补充和完善，在不断的斗争中得到发展，那么，无论是解决东南亚诸国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还是处理国内事务，周恩来总是深入浅出地讲清道理，以理服人。
2007/09/10
以理服人打动盟友──使统战对象在不知不觉中为之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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