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晨，在十一朝古都的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变──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粑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拒绝联共一致对外的蒋介石扣起来了。
捉住了蒋介石，如果杀了他，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就会抓住借口，扩大内战，公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这对中国人民是不利的。
怎么办？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一时拿不定主意，他们立即打电报请共产党派代表来协商解决这一关系到祖国前途命运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远离西安的陕北黄土高原上得知这一消息，感到很突然。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即召开会议，讨论事变的性质初中共对张杨、南京政府以及蒋介石的态度问题。
关于这次事变的性质，会议认为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帝国主义的背景，应该给事变的发动者以支持，并决定派周恩来去完成这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当天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即复电张学良，告知“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为了制定正确的解决这次突发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日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周恩来作长篇发言，分析南京政府内部各派系和地方军阀以及国际上各种力量对事变可能采取的态度，提出共产党应取的对策：在军事上应准备迎击南京方面对西安方面的夹击，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应努力争取蒋之大部，孤立何应钦，巩固我们的力量。
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与解决事变，面临的政治局势将是错综复杂，瞬息万变，许多事物由周恩来当即立断，慎重处置。他勇敢而沉着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那时候，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还没有飞机场，必须到延安去乘飞机。那天，大雪纷飞，积雪盖注了道路、山峦，北风呼啸着、狂吼着。
在这风雪交加的日子，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存亡，都到了危急关头，周恩来和红军参谋长叶剑英骑在马上，在飞雪和寒风中奔驰，两天走了一百多公里，才赶到了延安。
周恩来一身风尘，于十七日傍晚抵达西安，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不，准确地说，是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周恩来一到金家巷张公馆，席不暇暖，即与张学良进行通宵达旦的谈话。
张学良介绍了扣蒋的经过，六大来局势的变化以及各方面对事变的反应。首先是西安告急。何应钦已下令讨伐，由于西北军师卜冯钦哉叛变，潼关不攻自破，中央军直下华阴、渭南，并大肆轰炸。各地反应不尽人意；各实力派因不明真相或局势不明朗，多不表态，只有远在广西的桂系表示支持。
其次是南京的动向。南京政府内的斗争焦点是如何救蒋，而对西安提出的抗日问题并不关切。宋氏兄妹、孔祥熙在英美支持下，力主和平解决；何应钦在日本支持下，主张武力解决，打着救蒋的旗号，企图炸死蒋介石，取而代之。另外，经端纳的斡旋，蒋介石的态度由强硬变得和缓，有答应抗日的意向。
在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上，事实很明显：蒋介石是南京政府的当然领袖，只有他能制止何应钦的讨伐，也只有他能够统率国民党内的抗日派、中间派，避免南京政府成为日本的傀儡。从全民族杭日图存的最高利益看问题，共产党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次要的。在蒋介石同意联共抗日的前提下释放他，对于推动抗日是有益的。因此，周恩来向张学良表明了共产党的态度：要保证将介石的安全。当然，在策略上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望。这样，利用蒋、何的矛盾逼蒋抗日，借助蒋的地位压服南京实现和平。
在军事方面，有了稳定局势，周恩来与张学良当即商定：东北军、西北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替东北军，必要时侧击甘肃的胡宗南以及支援关中，红军加入抗日联军西北军委。这样，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形成了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局面，巩固了西安的地位。
周恩来连夜又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通报西安方面的情况，建议中央在蒋介石处置的问题上采取“保蒋安全”的策略。第二大，中共中央发表致国民党中央电，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十九日，中共中央发表通电，进一步将救国会议改为和平会议，将会址由西安改在南京，承认南京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放弃了原来以西安为抗日中心的设想。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提出和南京谈判条件，批准了周恩来的方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这一系列决策的制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十八日上午，周恩来拜访杨虎城，向他说明国内形势，反对法两斯、抗日已是大势所趋，现在蒋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只要西北三方联合，力量强大，他想报复也报复不了。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对成蒋有所顾虑的杨虎城茅塞顿开，心悦诚服。
周恩来与代表团还通过多渠道和各种方式做张、杨两将军中其他高级将领、中下层军官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工作，苦口婆心他说服持不同意见的朋友以民族利益为重，拥护和平解决事变的方计。有一天，杨虎城部队中一些军官集合起来，强烈要求杀掉蒋介石，不然，他们就要闹事。他们说：“不能由共产党处理这件事，不能说放就放。”周恩来只身来到这伙军官中，耐心地劝导。
这群气势汹汹的军官见到周恩来，彼此推搡着，吵嚷着。一个军官人声叫喊：“不杀蒋介石后患无穷！”周恩来平静地说：“杀他还不容易，一句话就行了。”大家一听，立刻安静下来。“可是杀了他，还怎么办呢？局势会怎样呢？各位想过吗？”周恩来又反问说。接着他启发大家：这次捉住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逮住克伦斯基，也不同于滑铁卢擒拿了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拿破仑军事失败的悲剧。现在虽然捉住了蒋介石，可并没有消灭他的实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加上英美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所以逼蒋抗日是可能的。我们要爱国，就要从国家民族的利益考虑，不计较个人的私仇。
周恩来的耐心解释和说服，终于说服了那群军官。刚才那位大叫大嚷的暴躁唯官说：“要讲仇恨，共产党最恨蒋介石，十年内战，他杀了多少共产党！真是血海深仇！但共产党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真令兄弟敬佩！”说完，他双脚跟“咔”地一碰，向周恩来敬了一个军札。
有一天，周恩来在一所中学里演讲，听众越来越多，树上、墙头都站满了人。他那说理透彻、气势磅礴的演讲，不断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在场一些爱国的国民党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有一位过路人听了周恩来的讲演长舒一口气说：“呵，中国有救了，周恩来在西安！”共产党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根本利益为亘，使张学良、杨虎城为之折服，同时也推动群众接受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而这一方针有利于支持南京主和派的斗争，迫使何应钦同意派宋子文、宋美龄以同民政府代表身份到西安谈判。
放蒋的方针确定了，如何促使蒋答应联共抗日呢？由于蒋被扣，扎祥熙已代理行政院长。经张学良与宋美龄协商，决定邀请宋于文来西安。十七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商定同宋谈判的五项条件。这五条和张、杨的八项主张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明确提出：“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宋是著名的英美派，和蒋的关系亦非同一般，与张私交也甚深。他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西安提出由他组阁，成为促使蒋转变的契机。二十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到了西安，知道这一提议，更加积极。二十二日，他同宋美龄再到西安，开始和平谈判。周恩来与宋美龄长谈，对蒋转变态度起了积极作用。
二十三日，周恩来以中共全权代表身份同张、杨一起，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首先阐明中共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六项主张。
南京方面救人心切，虽不免讨价还价，但基本上表示接受。二十四日便达成了改组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战等六项协议。当晚，周恩来又会见蒋介石，敦促他以民族利益为重，终于促使蒋择善而从，同意谈判达成的协议。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成为从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周恩来铁肩担道义，战斗在古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政治上的主宰者，是事实上的主谋。”事变的千占功臣张学良将军的这一评价，再客观不过他说明了周恩来于其中的历史贡献和作用。
2007/09/10
铁肩担义战斗古城──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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