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军事家孙子说：“多算胜，少算不瞅，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古代政治家苟子说：“量地而立国，计利而言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时藏余，谓之称数”。军事家只有多方计算、掌握具体数字、知已知彼，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管理国家、建设国家，也只有掌握具体数字，成竹在胸，才能尽量避免决策失误。
周恩来抓经济建设十分重视掌握具体数字。他常说：“毛主席听汇报看文件只记几个大数就够了，我是办具体事的，要记一些体数字。”在资源方面，他用人多地少的数字说明建设国家的困难和珍惜资源的重要。一九五七年三月，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几个数目字，就说明不是轻易可以建设得好的。六万万人口的国家，这样多的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现在可耕地只有十六万万亩。拿我去过的南亚的一些国家来比，只有东巴基斯坦那个地方人口密，耕地比较少，跟我们几乎相等。除那个地方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耕地少的，都比我们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几倍。我国人口跟可耕地面积比，平均每人不到三亩。城市人口不算，三亩多一点。”他认为，我国这样一个农业的基础，来供养我们现有的人口，来建设工业，就有困难，如果不艰苦奋斗，那不是轻易可成的。一九六三年，他指出，我国资源有两个很大的弱点：一是耕地少，不到十六亿亩，在全同土地总面积中不到百分之十二；二是森林覆盖率低，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他以此教育大家珍惜资源、合理利用资源。
在人口方面，他用生产和消费的数字比较说明计划生育势在必行。他指出，人多给安排劳动就业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如果充分就业则影响衙金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乎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左右，增长量并不大。”一九六三年，周恩来指出，过去十五年，出生的婴儿共有二亿二千五百万人，每年都要安排就业升学。一岁到十五岁的是已经存在的，就够我们为之奋斗的了，再发展下去，包袱越背越重。这就要大家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过度增长。
在氏族关系方面，他用相对数说明了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重要性。一九五六年五月，他指出，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其他民族占百分之六。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占我国总面枫的百分之六十，汉族居住的地区占百分之四十。中国有两句话：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指汉族，而地大和物博主要是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因此，汉族和少数民族非要合作不可，不合作就不能发展中国。
在中外经济关系上，周恩来经常运用具体经济指标的中外比较说明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强调发展中外经济交流、急起直追的迫切性与重要性。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他同日本来宾谈话时指出，日本九千万人口，却生产一千一百万吨钢，七百多万吨化肥，我们六亿人口现在只有五百二十万吨钢，才产五十多万吨化肥，日本每町步地产粮六吨多，我们才产二点二吨，日本是我们的三倍。
“你们的工业和农业水平比我们高，我们应当向你们学习。”由于周恩来重视数据、善于算帐，那些浮夸的数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是瞒不过他的眼睛的。一九五八年，他在某市郊区看了一块挂牌亩产十万斤的高产稻田。田亩上空，像灯光球场一样，电灯通明，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是几十亩的稻子移在一亩地里。周恩来看了以后心情沉重，虽然有外宾在场，没有直接批评。这一年“大办钢铁”，河南新乡市一天放出生产生铁一百零二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来算了算帐说，我们在鞍钢，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河南新乡一天生产一百零二万吨生铁，要一千多万吨运输量，这怎么可能呢？周恩来根本不相信那些蒙人的“高指标”。
对于一九五八年大办公共食堂，周恩来也算了一笔帐。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说，过去农民在家里吃饭，人口小口、男女老少、人口多人口少、农忙农闲，要调顿着过日子，有时多吃，有时少吃。现在入公共食堂了，人人都吃饭不要钱，大家都一样，来个平均。好，你吃一斤，我也吃一斤；你吃二斤，我也吃二斤。大家算算，五万万四千万的农村人口。如果每天吃二斤，吃了五个月，一百五十天，这样就变成吃掉多少粮食呢──一千六百五十亿斤的细粮，粗粮就是二千亿斤。大家想想，这不是就紧张了？多吃一点，多吃几斤，用六万万五千万一乘，数目就大了。周恩来用具体数字证明了大办公共食堂会加剧粮食紧张状况的道理。
周恩来不仅自己记具体数字、指导建设工作，而且要求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也要胸中有数。财政部老部长戎子和回忆道：“周总理的记忆力非常好，对每年预算中各个大项目的开支，例如同防费、行政费、文教费、基本建设费、对外援助费是多少，他都记得很清楚，有时候还有意识地考考我们。周总理要求，搞财政工作的人，要训练自己对数字的记忆能力，国家财政预算的主要数字，一般都要能记住两三年的。”那些胸中无数的领导干部见到周恩来，往往过不了数字关。一九六六年四月三月，他到河北省大名县杨桥公社前桑圈大队调查研究抗旱打井工作。他问在场的公社书记，打井多少？配套多少？公社书记答不上来。周恩来批评说：“我在北京不晓得，你在杨桥也不晓得？”这位书记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有时，专业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在汇报工作中或送报表时，往往搞错了百分比或槁错了绝对数，周恩来则及时予以纠正。一九五二年在莫斯科，周恩来在审阅一份有关换聘延聘苏联专家的文稿时，发现工作人员统计的数字算重了一个人头，总共应该是五十二，而不是五十三。他问马列和李越然，“你们说说，四十九加三等于多少？”一下子把马列、李越然问愣了。他批评道：“不能马虎，文件一旦送出，连算数都有误，人家岂不笑话。”在为与苏联政府谈判准备的材料中，林业方面有几个数字有差错。周恩来发现后严肃地对有关人员说：“像这样的差错和疏忽不能容许！”一九五九年八月，周恩来审查修改即将向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稿。附在报告稿中的那张计划表上，每一行计划数字的备注栏里，他都用红蓝两色铅笔计算了一个百分比数字，蓝色的表示数字无误，红色的表示算错了，他对国家计委和统计局的有关同志说：“你们工作这样粗心大意，百分比算错了也不核对，就往上送，只是划圈，不负责任，这样工作怎么行呢！”多少年过去了，这些同志仍然记着周总理亲自用笔算核对计划数字，纠正错误的情景。
“大跃进”期间，有些人强调算“政治帐”不重视算“经济帐”，开经济工作会议不让业务专家参加。但是，周恩来反对这样做，强调管理经济就要算帐，熟悉各种统计数字，开经济工作会议，要请业务专家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还要求身边工作的同志熟记各种统计数字，要求他们开会时要带上国内外统计手册，随时准备被询问。
掌握具体数字，不仅是形成正确决策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检查决策是否正确的一个基本方法。学习周恩来重视掌握具体数字的决策方法和领导艺术，对如何提高领导者的领导水平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2007/09/10
胸中有数决策有方──办具体事要记具体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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