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僖公五年》记载：“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辅者，古车两边之横木也，无辅即不成其车，犹唇亡则齿寒是也。在军事斗争中，树立整体观念，正确处理本军与友军相互辅助、相互依托的关系，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共中央科学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为代表到西安参加谈判。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由于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满，并受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断然采取的行动。同时，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做，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此之前，他们所领导的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已经与红军建立了“三位一体”的军事联合战线。一九三六年四月周恩来在肤施（延安）与张学良直接会晤，随后，中共中央先后派刘鼎、叶剑英为正式代表驻东北军，负责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络。在与杨虎城部沟通联系后，红军也在该部派驻了正式代表。一九三六年五、六月，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共同举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张、杨分任正副团长，红军代表帮助工作，巩固了三方的团结。十月，毛泽东、周恩来等四十余名红军将领致信国民党在西北的将领，提出，“红军誓与你们合作到底”。至此，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合作关系正式确立起来。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立即做出了强烈反应。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操纵国民党中常会、中央政治会议和南京政府，通过了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的决议，发布了对西安的讨伐令，并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实行讨伐。何应钦调动十几个师的兵力，任命刘峙、顾祝同分别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举行所谓“白衣誓师”仪式，气势汹汹地向西安进逼。他们还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于洛阳，轰炸渭南、三原等地，并扬言要炸平两安。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在西安一方面与张、杨一起与蒋介石及其他代表谈判，严正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一方面根据谈判情况，向中共中央建议，调动红军，采取必要的军事步骤，援助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在与张学良会谈时，双方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希望红军主力十天内集中长武、分县一线，再十天集中咸阳、兴平一线。并建议中央发政治训令，宣布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及其指挥下的民团为抗日同盟军，以友军相待。为保证红军南下，周恩来派员到泾阳县云阳镇、耀县建立办事处，并建立由西安、三原、耀县、洛川、肤施通向陕北的运输线。根据中央命令，红军主力在彭德怀、任弼时率领下，经环县取捷径南下，巩固了三位一体的联合防御体系，成为西北三方与蒋介石进行政治谈判的强有力的后盾。
经过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蒋介石被迫在口头上接受了中共与张、杨提出的六项条件，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
但是蒋介石被放后，又在南京扣留了张学良，并实行“军法审判”。他还将杨虎城等撤职留任，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三十七个师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推进，其中进入潼关、直逼西安的就达十二个师。战云再度笼罩西安。
面对蒋介石的进攻，中共和西安方面进行了回击。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举行元旦大检阅，杨虎城发表演说，反对南京政府的压迫。经周恩来与杨虎城等协商，由杨虎城领衔，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参加，于一月五日发出通电，谴责中央军挑动新的内战。电文指出：“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之真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战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电调一部分红军主力向关中开进。一月初，红一军团到达耀县、三原，红十五军团到达咸阳，红二十七军到达洛川。周恩来亲往洛川视察，说明西安事变和保持“三位一体”重要意义。红军开入关中，在各方面都引起巨大的兴奋和震动。这时，中共的基本方针，仍然是争取和平解决，逼迫蒋介石实行其诺言，巩固西安事变的成果。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周恩来指出：中央军竟重复开进陕境，对张学良实行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内战。”若“不顾大局，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在致张学良的信中，周恩来也说：“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演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军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由于西安方面“三位一体”的坚固，加上国内外舆论普遍反对内战，蒋介石不敢轻意发动大规模内战。于是派遣代表前往西安，商讨和平解决的办法。蒋介石提出甲、乙两案。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分州以西的西兰路上；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至咸阳段驻十二个团；陕西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乙案：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蒋介石之所以提出两个方案，其主要目的是要分化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三位一体”。如接受甲案，则三方面仍可靠在一起，接受乙案，东北军可移住较富庶的地区，“三位一体”自然瓦解。蒋介石致信杨虎城，劝他接受甲案；而何应钦又致信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等劝他们接受乙案。
这时，在“三位一体”内部发生了明显分歧。东北军因张学良被扣南京，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杨虎城因受张学良委托指挥东北军，但因其实力不够，实际上难以发挥作用。在东北军内部，形成了以王以哲等为代表的元老派和以孙铭久等为代表的少壮派。十七路军主张接受甲案；东北军元老派军官虽公开表示接受甲案，但暗中却想接受乙案；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主张首先逼迫蒋介石放张学良回来，其余一概不问。为维护“三位一体”，周恩来建议杨虎城基本接受甲案，要求中央军全部退出甘肃，在两安保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一部，东北军进至咸阳。军事上三单位靠拢，政治上利用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来解决。这一建议在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上获得通过。经与南京方面在潼关会商，决定采取甲案。
然而，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坚持主战，在东北军、十七路军主战派的影响下，杨虎城主和决心一度动摇。他对蒋介石的报复深怀顾虑，要求中共也为他“打算打算”。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表示：“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周恩来出席了红军司令部会议，会议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一致，红军可以暂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打。周恩来回西安后把这一意见告诉了杨虎城和少壮派。叶剑英参谋长还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参谋人员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
后来，东北军高级将领仍然主和。经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中共代表三方最高级军事会议商定，仍取和平解决办法。这一方针得到了周恩来的称赞。
这时，少壮派军官发动了“二·二”事件，枪杀了主和的王以哲。这一行动，严重破坏了东北军内部团结及“三位一体”的巩固，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实力和地位。东北军人心涣散，决定接受乙案，全军东开；十七路军也撤离西安，国民党中央军开入。
“三位一体”虽然最终解体了，但它存在期间，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此外，东北军、十七路军所部，在这一过程中，也受到中共和红军的深刻影响。抗日战争中许多部队英勇作战，吕正操等部还改编为八路军。解放战争中，孔从周等部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2007/09/10
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西安事变前后建立“三位一体”的联合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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