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文韬·守土第七》写道：“太公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时机是军事活动的命脉。抓住时机，果断决策，方能把握军事斗争的主动权；犹豫不决，当断不断，不仅会坐失良机，还会暴露意图，以至受制于人，功败垂成，而怀终天之恨。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是鲜血凝成的古训。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六一七年），李渊亲率甲士三万进攻长安。中途遇强兵阻击，时大雨如注，粮草匮乏，道路崎岖，无法继续前进。李渊一筹莫展，反复犹豫后，准备退兵。李世民劝阻道：现正值秋收，遍地为粮；敌方外和内争，有隙可取。我师兴义救民，应先入长安，号今天下。今遇小敌，尚未交战，匆匆撤兵，全军失望，退守亦难自保，还盼三思。李渊不听。李世民遂在帐外嚎陶痛哭。李渊召问何故，李世民答曰：“今举义兵，进则得民心必胜，退则失民心必散；我散于前，敌攻于后，全军覆没，岂能不悲乎？”李渊说：“然则依尔所言。”不久天晴，粮草又到，全军奋勇克敌，大获全胜，渡黄河面入关中，占领长安，奠定了唐朝的基础。
周恩来在其军事生涯中，十分注重运用操刀必割的谋略，在一些重大的历史关头，审时度势，断然决策，表现了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雷厉风行的军事素养，因而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业绩。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临时中央常委会于七月中旬作出决定，在江西南昌组织部分党掌握和影响的北伐军实行武装起义。根据中央决定，组成了由周恩来为书记，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参加的起义前敌委员会。
周恩来赶赴南昌，迅即开始了准备工作。参加起义的部队有：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师、朱德原领导的第三军官教育团等共计三万余人。当时，驻守在南昌的敌人，共有六个团又二个营，兵力一万余人。这是难得的起义有利时机。前委决定，起义于七月三十日晚发动。
就在这关键时刻，中央代表张国焘于七月二十九日发来密电称：暴动宜慎重，并要求无论如何要等他到方能决定。三十日晨，张国焘赶到南昌，前委举行了紧急会议。张国焘提出，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准备工作亦已基本就绪，张国焘这一主张立即遭到周恩来等前委成员的反对。李立三说：“什么都讨论好了，哈哈！哪里现在还讨论。”其他委员也说：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精卫的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更重要的是我党应站在领导的地位，不能依赖张发奎。张国焘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必须尊重。周恩来十分生气，把桌子一拍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会后，有人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周恩来制止说，张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前委正在就起义问题争论时，同民党反共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汪精卫、孙科、张发奎、朱培德等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议决：严令在南昌北伐军贺龙、叶挺部限期撤回九江；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
三十一日晨，前委继续开会。张国焘又提出新的问题，他主张，如果发动起义只能作为“兵变”，不要发表宣言和政治纲领，以免引起注意。起义后偃旗息鼓，退回广东。周恩来反驳说，这是我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怎么是“兵变”？起义后，我们要与国民党左派共同组成革命委员会，不发宣言和纲领怎么行？张国焘说，修改宣言需要时间，起义只能再等一等。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宣言由我来改！”张国焘无奈，只得服从前委多数的决定。
起义确定在次日凌晨四点。
当晚，各项准备就绪。忽然，有人报告，第二十军一名营副向敌人告密。
当此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断然决定，起义提前两小时发动。八月一日凌晨两点，枪声骤起，南昌起义终于爆发了！起义军以精确的战术动作，控制要点，解决顽敌，经过四个多小时激战，歼敌三千余人，胜利占领了南昌城。
前委以宋庆龄等名义发布了由周恩来改定的《中央委员宣言》，指出：“武汉──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一致，“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
南昌起义是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的伟大事件。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周恩来出色地领导了这次起义，其军事思想与业绩，在中国军事理论宝库中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2007/09/10
操刀必割执斧必伐──发动“八·一”南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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