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法缓冲，是周恩来处于矛盾中心而把握原则以求灵活解决问题的特殊策略。这既不是什么庸人的和解，更不是什么“和稀泥”，而是在矛盾尖锐对立的状态下，为了暂时平抑事态，更好地保存力量，减缓冲击力，达到练藏积精，以图将来发展的一种方法。这样，才能够驾驭住事态的发展与格局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斗争不断升级，这大大超出了周恩来的预想。
对于这场平地而起的狂飙，周恩来深感“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做梦也没有想到”。怎么办？周恩来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把你冲垮。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间，周恩来对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友李富春说：“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还说：“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为了减缓“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刘少奇等人的冲击，周恩来正面阻挡不了，就拿出调和的方式来“降温”。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林彪在国庆十七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的论调，使“文化大革命”性质进一步升级。十月三日，经毛泽东审阅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又发出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号召。对此，周恩来感到斗争在升级，就试图以调和的方式减缓运动对广大老干部的打击。他专门找了毛泽东谈此事，表示不同意这一提法。他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说是“左”倾右倾，井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么？当时毛泽东仍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不采纳周恩来的意见。而周恩来则在以后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资反路线”的错误，是认识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周恩来的缓冲策略在人事安排上则体现出能进能退、时柔时刚、刚柔相济的特点。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全国上下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盲从有了信仰上的危机和新的觉醒。这时候，人事安排工作对实现周恩来的主张非常有利。于是，当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由谁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周恩来力荐叶剑英元帅。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的第十天，毛泽东把周恩来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进行了彻夜长谈。议题之一，就是谁来接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周恩来说：“剑英同志合适。他本来就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但是林彪想搞他的一统天下，想把自己的心腹安插进去，竭力地排斥剑英同志，使他无法进行工作。”就这样，一锤定音，使叶剑英等老同志重新掌握了军委的日常工作，避免了以后江青等人想插手军队的祸害。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住进医院以后，觊觎总理之位已久的江青一伙急忙开始了篡党夺权的活动。十月十八日，王洪文飞往长沙向毛泽东诬陷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二十日，毛泽东指示唐闻生、王海容回北京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但十一月十二日和十九日，江青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谢静宜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以后，又提出王洪文当人大委员长。对此，毛泽东尖锐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周恩来的“组阁”就成为一桩难事。他既要安排好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又不能排除江青及其爪牙。为此，他约王洪文于十二月二十三至二十七日，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着重谈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周恩来返京后，与几位老同志反复商量了组阁问题。对于“四人帮”一伙提出的教育部人选，周恩来感到关系重大，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对其他部门人选，则作了策略上的让步。于是，他在医院分批召集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人选方案。这样，一方面在政府中保证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掌握了实权，另一方面又确保了“组阁”的成功。
为了扶助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四届人大举行以后，二月二日，周恩来在病榻上拟就了一份《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呈毛泽东。《请示报告》中提出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这样，邓小平同志实际上居于代总理的地位，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2007/09/10
设法缓冲练藏积精──“文化大革命”中处理尖锐矛盾与人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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