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避三舍，是古代兵家争战中一种有节制有计划的后撤，以便后发制人的谋略。周恩来在谈到“退避三舍”时说：“这就是说，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再给警告，但事不过三。”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曾数次运用这一谋略躲过了明枪暗箭。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周恩来一度成为攻击的对象，但毛泽东又让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江青等人见周恩来保护老干部、缓和运动的冲击力，把《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给林彪、康生和周恩来，企图诬陷周恩来。对此，康生虽为知情人却不愿作证。此后，周恩来不露声色，隐忍不发，静观变化。
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见此案整不倒周恩来后，倒周之心不死。王力等人从武汉“凯旋而归”后，开始组织了一场倒周的夺权运动，一张有组织的反周大字报贴上墙，巨幅标语悬挂起来，“火烧周恩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周恩来代表的是什么阶级？”“活埋周恩来”等口号开始由红卫兵提了出来。八月七日，王力又窜到北京外语学院发表反周夺权的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
他说：“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在王力的唆使下，造反派坚持要打倒陈毅，夺外交部的权。红墙里的造反派与外面的“揪刘邓陶”大军串通一气，矛头直指周恩来，北京进一步陷入混乱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深知王力背后还有人，必须对动乱的策源地中央文革采取措施，但要制住中央文革必须毛泽东亲自下决心才行。于是，周恩来决定迂回反击，他让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带上王力的“八·七讲话”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看后斥之为“大、大、大毒草”！他最后对杨成武说：“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汇报，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不过，还是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杨成武回北京后马上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这一断然决策，维护了周恩来的地位，使他稍稍摆脱了一下当时的困境，打乱了林彪、江青两伙人的阵脚，使此后反周的这些人不敢轻举妄动。
2007/09/10
退避三舍迂回反击──一九六七年解决“王、关、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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