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惯了中国政坛风云的人们都知道，对中国政治而言，影响力最大的舆论工具，是那张名为《人民日报》的报纸。这张报纸的“社论”，往往是代表中央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正当家长们陪着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一起，迎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个“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耀眼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善良的人们并不知道这篇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所指的“牛鬼蛇神”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一切”包括些什么人。
但中央文革的人知道。这篇社论，是由刚刚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安排起草并经他修改和审定的。
陈伯达、江青等人在号召人们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很明确——要扫除的，不仅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还有那些与资产阶级有关的或非无产阶级的“旧世界”及其代表人物。
这一点，“文革”刚开始时周恩来并没有意识到。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天，周恩来的注意力还在黄河的防汛问题上。他出席由谭震林召集的黄河防汛会议，研究黄河下游防汛期间如何保护石油基地等问题。
还是六月一日这天，晚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将广播新闻之前，周恩来突然接到康生的电话，说毛泽东批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马上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惊愕的周恩来措手不及。第二天，《人民日报》为这张大字报配发的评论员文章中，人们又看到了一些可怕的名词：“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黑帮”、“黑组织”……
在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煽动下，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黑帮”、“破四旧”的风浪，迅速席卷全国。冲在风浪前端替阴谋家们打前站的，是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派和年轻、幼稚的红卫兵，他们的野性一旦被人撩拨起来，便难以收住，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被他们置于脑后。
在他们横行无忌的乱揪、乱斗、乱抄、乱抓中，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难以幸免地被卷入灾难里。
八月，自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代表中共中央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央统战部，被中央文革诬为“资产阶级司令部”，中央统战部长徐冰也由此受到批斗，党在一个时期以来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统战工作全部被否定。
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统一战线内部的朋友们——那些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难逃厄运。
在迅猛发展起来的红卫兵运动中，受林彪、江青等人的唆使，红卫兵对各民主党派机关发出了“最后通牒”，“勒令”其自行解散。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陆续被抄家、被揪斗。
当一些幼稚、无知的红卫兵踏进当时还算“富有”的被抄对象家中时，出现了一些趁机打家劫舍的现象，极端的恐怖和不祥之兆，开始笼罩在他们头上。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夜间，全国人大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的家里来了一伙气势汹汹的红卫兵，他们来自北京大学，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向八十四岁高龄的章士钊和他的全家宣读“革命道理”，旋即开始了一场所谓的“革命行动”。
这群无知的红卫兵哪里知道章士钊先生的背景……
章士钊，字行严，人称“章行老”，毛泽东尊称他为“行老”。他是湖南长沙人，与毛泽东同乡。一九○七年，章士钊入英国苏格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及逻辑学。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回国，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一九一八年任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还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一九二四年任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后兼任教育总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员。并长期从事法律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曾参加北平和平谈判。后留北京，先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
章士钊与毛泽东的老师、岳父杨怀中早年在长沙是至交，经杨怀中介绍，章士钊早在一九一九年就结识了毛泽东，与毛泽东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件事尤其让章士钊引以为骄傲。一九二○年，毛泽东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和筹划湖南一些进步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等事，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于是毛泽东求助于身居上海，在社会各界很有影响的章士钊。章士钊爽快地答应了毛泽东的要求，经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终于筹得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用这笔钱，不仅供给一批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而且用它在湖南从事创建党等革命活动。章士钊对革命的帮助，毛泽东深为感激并铭记在心。
四十三年后的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决定借“还债”名义补助章士钊，他表示要分十年，每年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二千元给章士钊。十年以后还要“还利息”。后来毛泽东还亲口对章士钊的女儿说过：“行老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
年幼的红卫兵哪里知道这些呢！
红卫兵在查抄章士钊家里的东西时，发现了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合影及写给章士钊的信札，这才感觉到章士钊不是一般人，稍稍收敛了一些。
红卫兵走后，章士钊气得发抖，他颤悠悠地从卧室里走出来，有气无力地对孩子说：“拿纸笔来。”女儿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关切地说：“休息吧，明天再写！”
章士钊坚决地说：“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
这封求救信写好后，第二天（八月三十日）便送了出去。信中反映了红卫兵来抄家时的粗暴情景，并恳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毛泽东当天就收到了章士钊的信，生气之余，便当即在信上批示：
“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信和批示送到周恩来手中后，周恩来立即进行了处理：严厉地批评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并命令他们立即送回从章士钊家抄走的东西。
随后，周恩来交代有关人员，强调对章士钊要采取三条保护措施：一、督促他们尽快把抄走的东西全部送还章士钊；二、派两名警卫部队的解放军战士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防止红卫兵再来抄家；三、将章士钊秘密送到解放军三百零一医院，以保人身安全。
当天，周恩来还让秘书给章士钊家里打电话，向他们通报了处理情况。
第二天，两位便衣警卫便来到章士钊家值班，外人被禁止擅自闯入。
毛泽东也很惦记此事，九月一日，他又亲笔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
行严先生：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九月一日
面对民主人士受到的冲击和党的统战工作受到的严重破坏，周恩来想得很多。长此下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政策将受到致命的破坏，我国的民主政治也将荡然无存。
周恩来还想到，与章士钊处境相同的，还有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和统一战线的朋友，必须对他们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
三十日这天，在处理完章士钊的事后，周恩来提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
（一）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二）部长、副部长
（三）政副（注：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四）国副（注：国务院副总理）
（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六）两高（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李宗仁）
在这份名单中直接点出名字的有十三位高级民主人士，他们都是在国内和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事不宜迟，名单写好后，周恩来指示秘书通过公安部立刻送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让他们落实具体措施。
负责办理保护事宜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此时已处于自身难保之势。中央统战部的领导们有的被批斗，有的靠边站。接到总理指示后，他们心里明白，周恩来这一着，实际上也是以中共中央名义赋予几乎陷于瘫痪状态的中央统战部一种特定的政治权力。
周恩来的批示先传到了中央统战部的干部处，该处负责人又立即转给了还在岗位上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
照着周恩来拟定的名单和中央统战部根据批示的原则提出的全部人员的详细名单，一张由周恩来亲自布置的保护干部网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铺开。这张网，虽然不可能囊括所有的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而且也屡遭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但是，在“文革”的混乱局势下，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终究起到了“大树阴深荫弱苗”的作用。
在周恩来亲拟的保护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宋庆龄。
宋庆龄，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她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孙中山病逝以后，宋庆龄继承孙中山的事业，高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的旗帜，成为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与逆民主革命潮流而行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她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情和支持。宋庆龄曾被誉为“国母”。
在筹备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专程派邓颖超到上海迎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建国大计。新中国成立时，宋庆龄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届人大时，又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副主席。对新中国的建设，宋庆龄发挥着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周恩来称她为“国之瑰宝”……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一来，宋庆龄就受到了冲击。许多幼稚无知的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把作古多年的孙中山作为“破”的对象之一，他们在南京试图砸毁孙中山的铜像；宋庆龄父母在上海的墓地也被人砸毁。宋庆龄在北京的家，也受到红卫兵的骚扰。
宋庆龄的事，平常就得到周恩来的极大关心。此次受冲击，消息很快就传到周恩来那里。
这还了得！连宋庆龄都敢冲，其他人还有安静之日吗？周恩来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要尽快修复宋家墓地，重立墓碑。
他利用毛泽东对章士钊问题的批示，把宋庆龄列为第一号被保护的对象。
在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写好后的第三天（九月一日），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郑重地讲到了尊重和保护宋庆龄的问题，他说：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极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听周恩来“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的保护口气和态度，红卫兵这才收敛。此后，宋庆龄在北京和上海的住所均未受到大的冲击。
当年十月，周恩来还批示人民出版社：同意在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前出版《孙中山选集》和《宋庆龄选集》。
十一月二日，周恩来还与刘少奇、邓小平、朱德、董必武等出席了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在纪念大会上讲话时明确表示：
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伟大革命家，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场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但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民主精神的高涨。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孙中山先生在这个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保护下，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遭到大的冲击，人身也没有受到迫害。
……
在周恩来亲笔开列的名单中，排在最后并特意用括号标出来的，是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
一九四九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李宗仁这位转瞬即逝的“代总统”便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这年十二月，李宗仁经由香港飞往美国，从此过起了长期流落异乡、寄人篱下的生活。
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以求同存异的精神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尽管美国在台湾海峡继续制造紧张局势，但是中国政府仍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李宗仁接到这一信号后，开始了积极拥护祖国和平统一、反对外来干涉的活动。不久他便表达了想回祖国、“叶落归根”的愿望。
经过精心准备，一九六五年，李宗仁回国的时机终于成熟。七月十八日，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李宗仁安全地回到了上海。这位重要人物刚踏上祖国的土地，周恩来偕陈毅副总理和上海、北京的党政军负责人就两次到机场迎接，足以见得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对这位为祖国统一作出应有贡献的前国民政府代总统的重视……
李宗仁“叶落归根”后不到一年，祖国大陆的一场政治动乱便悄然登上历史舞台。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便担心李宗仁会受到冲击。因为李宗仁刚刚回到祖国大陆，还不适应大陆的政治环境，在红卫兵“破四旧”和抄家的热浪中，李宗仁自然更容易被牵连进去。
为此，周恩来及时地把李宗仁列入被保护的名单中，并向他家派去了两名解放军卫兵。在抄家之风刚刚开始时，李宗仁还比较安全。但为以防万一，周恩来还是派人安排李宗仁住进了三百零一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
入院之前，李宗仁曾与其他上层民主人士、著名爱国人士“应总理之邀”参加了一九六六年国庆盛典。
盛典还未开始，李宗仁等人先聚集在天安门城楼的东休息厅休息。这时周恩来走进来，与大家一一握手，致以问候。走到李宗仁面前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关切地说：“德邻先生，我看你还是到三百零一医院去住几天吧，红卫兵是些年轻人，有革命热情，但不大懂党的政策，你可能也会受到他们的干扰。”
李宗仁备受感动，但仍执意地回答：“我不去，我住在家里很好。”
李宗仁的“家”，即归国后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周恩来指示下安排的位处——北京西总布胡同五十一号。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李宗仁原夫人郭德洁病逝以后，他于七月二十五日与原阜外医院的护士胡友松结婚，继续同住在这里。由于种种原因，胡友松首先受到红卫兵冲击。
周恩来此时对李宗仁的新夫人胡友松受冲击一事已有所耳闻，他严峻地问李宗仁：“李先生，有件事我一直放心不下，你的夫人现在怎么样？听说，红卫兵找她的麻烦，批斗了她，还让她扫马路，真有此事？”
李宗仁连忙笑着摆摆手说：“总理，没有这回事，全是谣传。”
“哦！”周恩来长吁了一口气，“李先生，这我就放心了。你回去后，请代问夫人好。”
周恩来考虑问题的周到细密和对人的关怀备至，李宗仁是知道的，他不愿在小事情上麻烦总理，尤其是在天安门城楼上这种庄严的场所，他更不愿给已经在混乱局势中心力交瘁的周恩来增加心理负担。
但周恩来对李宗仁的住处仍很关心。他又问：“你那里有没有红卫兵去闹呢？”
李宗仁说：“没有。他们要来我也不怕。”
听了这话，周恩来哈哈一笑：“好，你倒想得开；我也放心了！”
后来，随着形势的迅猛发展，周恩来越来越担忧党内外干部和民主人士的安全，并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对李宗仁的安全，周恩来仍不“放心”。
一天深夜，周恩来两次派人动员李宗仁夫妇到安全的地方疗养、避风。最后一次是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位副局长出面，动用总理的专车，才把李宗仁夫妇接到三百零一医院“将军楼”保护起来。
按周恩来的安排，李宗仁入三百零一医院后，和章士钊、张治中、程潜、何香凝、傅作义等高级民主人士一样，与外界的混乱局面几乎隔绝，楼区有军人值岗保卫，任何无关人员不得入内。为保证万无一失，他们每个人还按要求更改了姓名。
在一段时间里，民主人士们在周恩来安排的处所里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躲过了“文革”初期强大的抄家之风。
……
在民主人士中，有许多人对“文革”的做法很想不通，甚至充满对立情绪，这更是给红卫兵们造成了口实。对那些思想不通或因其他原因不肯离家接受入院保护的民主人士，周恩来则采取了另外的方式加以保护。他批示派解放军战士或公安人员身着便装，臂戴红袖章，到被保护对象家中做警卫，并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还交代警卫部门与当地派出所和所在机关取得联系，请他们予以协助。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民主人士的保护，不只限于名单上列出的人，凭着多年革命斗争和政治风浪的经验，周恩来密切关注着所有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的安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运动中，周恩来担心民主党派进一步受到冲击，他于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特意致信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并转人大、政协军代表，在信中提出：应与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谈谈政策”。
他还说：
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的干部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如果他们中间出现了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自当别论，但也需先报告军管代表，得到中央或省、市革委会同意后，方能采取行动。
这封信，被民主党派领导人称为“关于保护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一封信”。
许多当事人对周恩来这种在艰难中周密地保护民主人士的过程，有过详细的回忆：
——曾任张治中机要秘书的余湛邦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抄家闹得很凶，当时张老在北戴河。周总理考虑到张老个性刚强，回北京碰上这种事情容易出问题，便马上通知统战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跟张老等打招呼，解释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大革命”。这种做法实际是让张老这批人有思想准备。
我们八月底回京，刚到家红卫兵就来了。幸亏周总理已采取了保护措施——卫戍区派了一个连队和一个营部驻在张老家附近。当时住在这一带的还有许多高级民主人士。战士们身着便服，佩戴红袖章与前来的红卫兵周旋。
红卫兵先后到张家五次。第一次是来抄家，张老躺在沙发上不作声。第二次来抄家时，张老正好从医院回来，躺在靠椅上休息，红卫兵指着张老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老没有碰到过这种粗暴的事，因此很生气地从靠椅上颤抖着站起来说：我的历史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房间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但由于我们事前做了准备，让警卫员、服务员保护性地围在张老身边，他们没敢动手。
张老被抄家后，周总理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中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再去了。
这实际是保张老过关。但是这些红卫兵由于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唆使，三番五次要揪张老。总理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必须采取措施，于是就让周荣鑫找了一位负责同志把张老送到三百零一医院保护起来了。当时只允许我同他联系……
——程潜的夫人郭翼青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程老从湖南回到北京。……不久以后国务院来了一位同志要接程老走，他不报姓名，不讲工作单位，不允许家人相随。因为不认识这个人，外边又那么乱，我很害怕，就悄悄地让程老的司机去看看（司机常与程老外出活动，认识的人很多）。司机回来说是总理办公室的人，我们才稍放心。临出门时，那位同志又叮嘱程老将名字改一改，后来就用程老的小名。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将程老护送到三百零一医院保护起来了。这个时期我们不能和程老见面，衣服、用品都是他们派人来取的。后来在电视中我们看到他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知道他没有问题，才安下心来。程老在三百零一医院住了三个月，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他向主席提出要回家，主席同意了。程老回来后，总理还派了两名市公安局的同志住在家里，保护程老的安全……
——曾任西藏军区第一政委的任荣在回忆周恩来对阿沛·阿旺晋美的保护时，也有这样一段文字：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周恩来打电话到拉萨，指示说：中央明天派专机去拉萨，把阿沛·阿旺晋美夫妇接到北京，以便保护他们的安全。
阿沛夫妇被护送到北京后，周恩来亲自安排了阿沛夫妇的住宿和警卫工作。随即指示：为了阿沛儿女的安全，要动员他们来北京学习、工作。阿沛夫妇非常高兴，将儿女调到北京，有的上学，有的工作，都得到了健康的成长。
一九六八年八月，西藏在北京办学习班，筹备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一天，周恩来对我说：你们要给群众做工作，让阿沛出来担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要告诉大家，阿沛是个好人。他爱国，相信共产党。主要表现，一是一九五一年，他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上签字，是立了功的；二是一九五六年，他陪同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时，有人煽动要他和达赖喇嘛留居印度，他当即严词拒绝，而且力劝达赖一同回到了祖国；三是他始终相信共产党。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们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安排阿沛到学习班上直接同群众见面。由于阿沛对和平解放西藏的特殊功勋和对西藏人民的诚挚态度，所以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信任。
在此期间，周恩来十分关心阿沛同群众的见面情况，一天两次打电话询问。当周恩来知道了群众的态度后，高兴地说：“阿沛是个好人，要信任他。”
后来，阿沛副委员长和夫人阿沛·才旦卓嘎深有感触地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没有总理的关怀和保护，我们的处境是不堪设想的。”阿沛副委员长还说：“总理对我的关怀不是一般的关怀，他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感激的人。”至今，在阿沛夫妇卧室的墙壁上仍然挂着周总理的大幅照片。
阿沛说的是实情。如果不坚决、周密地加以保护，那些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处境的确是不堪设想的。对他们，周恩来尽量采取了一些非常细致而有效的保护措施。
“文革”开始后，早已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自然免不了受到冲击的厄运。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强行冲进班禅在北京的住处，把班禅押到学院批斗。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自己的联络员会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和解放军代表，到中央民族学院去制止红卫兵对班禅过火的批斗行为。
之后，周恩来向各派红卫兵组织做了很多的说服工作，才得以把班禅转移到北京卫戍区由解放军保护起来。周恩来指示卫戍区领导：“要好好保护班禅，绝对不允许红卫兵再把他弄走。你们要向中央负责，不能让班禅出事。”
在卫戍区，班禅无论政治上、生活上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两个多月后，局势稍稍有了一些好转，周恩来这才指示卫戍区把班禅送回了寓所。
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刁难，班禅被送进监狱。但周恩来仍想方设法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还多次交代阿沛去看望班禅，并试图让班禅出来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班禅重新获得自由后，曾当着中外记者的面公正地说过这样一句感人肺腑的话：“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
……
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混乱中，面对林彪、“四人帮”的压力，为减少党在统一战线上的损失，周恩来付出了艰难的不懈的努力。正如他在对中央统战部的指示中所说的：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
在“文革”中，党的统战政策是最难坚持的政策之一，统战工作也是最难坚持的工作之一。为使这一政策和这一工作不至于崩溃，周恩来尽了极大努力。尽管艰难，这一政策和工作仍然顽强地坚持了下来。这种坚持，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有着重要的意义。仅在李宗仁身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一九六九年初，当李宗仁在直肠癌、肺气肿、肺炎等多种病魔的作用下心力衰竭时，他仍深深地惦记着毛泽东和周恩来。临终之前，他交代：把周总理拨给他的生活费送还给国家；把他珍藏多年且有几百年历史的外国名酒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迅猛发展，周恩来对干部和民主人士的保护，其力之所及也越来越有限，他的工作越来越艰难。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有时候，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处在需要想方设法保全之中。只有保全了自己，才能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心境：“对党和人民，我只有一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07/09/10
第十八章“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因人而异地保护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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