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周恩来首访非洲回到北京七个月后，中国受某些超级大国核武器威慑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十五时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在中国西部升起了一片巨大的蘑菇云……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对这一声巨响，有人说，世界力量的对比顿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被中国打破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说话的分量加重了。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没有这一声响，就没有人理睬我们！”
大多数人只知道这一声巨响的重大意义，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声巨响后面的那些默默无闻的无数的科学家和国防战线上的功臣们。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些神秘的人们后面，有一个总统帅部——中央专门委员会，他的首领就是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周恩来率领中国核工业战线和国防科技战线上的人们进行了长期的艰辛努力……
就在美国对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中国共产党就对原子弹的威力有了自己的基本认识——毛泽东当时就对党内负责宣传工作的人说：不要夸大原子弹的作用。
一年以后，中共领导人又表明了自己对核战争应持的态度。
那是一九四六年八月，一天，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他们谈到了原子战争的问题。
斯特朗问：“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
毛泽东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这就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原子弹问题的基本态度。
三年后，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依靠“小米加步枪”，依靠人民的力量，推翻了拥有原子弹的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毛泽东对原子弹、核战争问题所采取的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的基本看法，成为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指导思想之一。
当夺取政权的炮声还在隆隆作响的时候，中共领导人便对原子能问题有了初步的打算。一九四九年二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郭沫若为团长，马寅初、刘宁一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将于四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的成员还有：秘书长钱俊瑞，中国科协会员丁瓒，世界科协会员钱三强等四十人。这个代表团成员的名单，是周恩来亲自拟定的。他们中间有中国早期的著名核科学工作者。
钱三强，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并在清华大学任教，他当时雄心勃勃，正着手培训原子核科学干部和筹建实验室。苦于缺少必要的仪器和图书资料，他向中共有关方面提出：想借到巴黎开会的机会，托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买回这些东西，所需的款额不是个小数目，预计需要外汇二十万美元。
正处在战争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哪来这么多钱？钱三强心中对此非常清楚，他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提出要求的。令他惊讶的是，中共中央对发展新中国的尖端科技极其重视，同意了他的意见。周恩来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北京中南海约见了钱三强。
李维汉对钱三强说：“你的想法中央很支持。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
三月二十七日，刚刚随中共中央进入北平才两天的周恩来，又在北京饭店亲切会见了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他明确地告诉他们：此行参加的是一个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大会。因此，在会议期间要以我们的斗争经验告诉各国人民，帝国主义制造的战争是可以克服的；只有根除战争政策，才能真正实现彻底的和平。
刚刚踏入新社会的中国科学家们，立即感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他们后来利用这次采购来的仪器、资料和自己制造的一批核科学技术实验设备，在二十多个学科领域开展了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获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打下了基础。
中共领导人对原子能事业的支持和新中国科学家们的努力，是与他们所处的严峻形势分不开的。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国就受到美国“蘑菇云”的笼罩。美国的战争狂人们连续不断地以核武器对新中国发出威胁。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九五○年七月底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将装有核弹的十架B—二十九轰炸机部署到关岛；十一月份，在侵朝美军受到重挫后，杜鲁门又发表声明，宣称正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以对付中、朝两国。一九五一年四月，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一九五三年，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以后，继续传递要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信息。一九五四年一月，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个将军甚至露骨地说：“在朝鲜没有合适的空投目标，然而我们可以在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东南部合适的地方投几颗原子弹。”……
狂妄，到了极点!
中国需要发展原子能，世界反对美国核讹诈政策的和平人士，也希望中国掌握核武器。一九五一年十月，一位名叫杨承宗的留法中国放射化学家就要回国参加祖国建设，著名的国际和平战士、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特地约见了杨承宗，对他说：你回国后，请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但为了打破美国的核讹诈政策，你们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挑衅、挑战与机遇，接踵而至。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在五十年代初期艰难地创建起来。
新中国无论是原子核科学还是其他科学技术事业，几乎都是在薄弱的基础上白手起家的。
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在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原子核物理研究机构的基础上，组建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由钱三强担任所长，专门从事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研究（一九五三年底，近代物理所改名为物理研究所）。
与此同时，一大批受到新中国感召的物理学家和核科学家回到了祖国，组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科学家队伍。但是，对原子能本身，许多科学家也并没有真正掌握。
一九五三年春，周恩来批准中国科学院组织访苏代表团，考察苏联的科学研究工作，商谈中苏两国间的科研合作问题。代表团访苏期间，恰逢斯大林逝世，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繁忙中，周恩来听取了中科院代表团的情况汇报，并与同来莫斯科的李富春共同与苏方交涉，使得中科院代表团团长钱三强有机会参观了苏联保密性很强的一些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这方面人才的专门院系。参观中，钱三强向苏方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苏方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钱三强提出的问题。
一九五四年，是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年份。这年，我国地质部门首次发现了铀矿资源，原子能的基本材料找到了！这一发现，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高度重视。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专门找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兼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和地质部负责人刘杰，详细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研究、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以及我国的铀矿资源等等情况。
周恩来明确地告知：中央要讨论发展原子能问题，你们作好汇报准备，届时带着铀矿石和简单探测仪器，做些操作表演。
谈完，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今日下午已约李四光、钱三强两位谈过，一波、刘杰两同志参加。时间谈得较长，李四光因治牙痛先走，故今晚不可能续谈。现将有关文件送上请先阅。最好能在明（十五）日下午三时后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除书记处外，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富春、一波、刘杰均可参加。下午三时前，李四光午睡。晚间，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一小时来汇报下今日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
一个伟大的决策和对科学家极大的尊重，都包含在了这封信中！
一月十五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出席会议的除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等。
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关于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我国核科学研究情况的汇报。根据周恩来会前的嘱咐，他们向中央领导人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大多数中央领导人还是头一次接触到原子核反应原理，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接着，毛泽东又询问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在李四光等人汇报后，熟知内情的周恩来又补充了一些情况。他还提醒科学家：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一问题讲清楚，以利中央做出决策。
听完汇报的毛泽东兴奋不已，随即发表了一番包含着重大决策的讲话：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找到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矿床。解放以来，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你们也经常反映，但其他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毛泽东还强调：
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周恩来则在会上强调：对人才的培养需要大力加强。
这次会议，中共中央正式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揭开了大力发展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进行核工业建设的帷幕。
就在中共中央做出这一重大决策的时候，美、苏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对中国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
——美国继续用原子弹恐吓中国；
——苏联则同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给中国一座实验性反应堆和一个回旋加速器。
对美国的恐吓，国际上有些人很担心。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的中南海，曾有这样一幕：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在座的有周恩来等人。
谈话中，这位外国大使过分地夸大原子弹的作用，他说：“有几个氢弹投在中国，中国差不多就完了”。
周恩来当即表示：“人是活的，不是死的，原子弹危害最厉害的是工业集中、人口集中的国家。”
毛泽东坦然且风趣地回答：“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再一次明白无误地告诉国际社会：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再也不是任人摆布和任人宰割的民族。
就当时而言，有苏联的帮助，中国更没有什么可怕的。
苏联许诺帮助中国，中国政府迅速做出了反应。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声明。随后，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中国政府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
一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向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作了《关于苏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问题的报告》，首次在国务院系统通报了情况，并作了动员。
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这是个新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用在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
他还从两个方面阐述了掌握原子能的意义和作用：“从积极方面来说，我们要公开地进行教育，认真地进行工作，积极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从消极方面来说，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
对需要立即着手进行的几件事情，周恩来在国务院系统做出了周密的布置。他特意强调说：“这是一件大事情，又是一次生产革命。”
有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中国方面心中有了底。但事情毕竟是自己做，帮助终归是外在因素。如何处理自力更生与苏联援助的关系？人们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中共中央指示我国的科技工作者：既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
根据这一指示，在中国创建原子能事业的初期，自力更生和最有效地学习，成为科技工作者的指导思想。
正当我国科技工作者信心十足地创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的时候，一九五九年六月，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三个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关于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一九六○年八月，苏方撤走全部专家，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正在建设的中国核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困难。苏联方面的无情，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天灾人祸一样，严厉地鞭打着中国人民。
一些外国人认为，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断言：“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国总理周恩来作了这样的回答：“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风趣的陈毅元帅说得更为彻底：“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一九六○年七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听取李富春汇报时说得同样坚决：“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意志刚毅的毛泽东早在一九五八年就预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紧要关头，中国的核工业迅速实行了全面自力更生的重大转变。
进入完全自力更生的核工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强有力和高效运转的领导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两弹”（指原子弹、导弹）才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
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形象地说，那时候我们每次搞试验，全国的通讯线路将近一半要由我们占用，可见规模之大。
那时是周恩来总理挂帅，下面由聂荣臻元帅具体抓，这个经验从前中国是没有的。我想，他们是把组织人民军队、指挥革命战争的那套经验拿来用了，当然很灵，从而创造了一套组织领导“两弹”工作的方法。这在新时代下有很大意义。
钱学森讲的中国尖端科技事业的组织系统和工作方法，是周恩来领导创建的。
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就强调过：“要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一九五五年七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领导小组。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在国务院设立原子能工业部，并对我国原子能事业如何解决建设速度、投资、技术干部等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同年十一月，原子能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一九五八年以后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正式成立，由宋任穷任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钱三强、雷荣天任副部长，具体负责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同时，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为加快发展核科学技术，还成立了分别以李四光和吴有训为主任的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和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同位素应用委员会。根据中央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一九五八年夏，原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九月，原子能研究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随后，又相继建立了铀矿地质、铀矿选冶、核武器等专业性研究机构。从此，我国原子能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
有了机构以后，必须进一步解决规划问题。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在代表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思想：“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李富春、聂荣臻主持制订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五月，在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多次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会议最后确定规划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并选定了原子能、喷气技术、半导体、计算技术、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五十七门重点学科。
原子能，被摆在科学技术规划的最为突出的地位。
在规划的指导下，经过我国尖端科技界的发愤工作，到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的研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一九六二年，是中国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一年。对中国尖端科技事业来说，也是关键的一年。
八月，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向中央提出了争取一九六四年至迟一九六五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规划。为保证这一规划的实施，十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专门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一份报告——《关于成立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中央十五人委员会的建议》。
《建议》说：
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抓总，贺龙、富春、王鹤寿、张爱萍、先念、一波、定一、荣臻、瑞卿、赵尔陆、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
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目的在于从更高的层次加强对中国尖端科技事业的领导。
十一月二日，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彭核阅。”
十一月三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如何协同？重任落在了周恩来身上。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项工作时，刘少奇也主张：“这件事要请总理出面才行。”这一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十五人组成。主任周恩来，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
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任务，是加强对中国尖端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导，第一步首先是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原子武器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
在这一特殊的高层决策机构中，容纳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有共和国的一位总理、七位副总理、七位部长级干部。它是中国原子能事业（包括核工业建设、核试验工作、核武器研制、核能的和平利用、核科学技术等等）的领导核心。它的权威性和权力机制，是不言而喻的。
在以后中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发展中，这个机构，也一直是最高的决策和领导机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后来虽然有所变化，但周恩来终身担任着主任一职。
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央专委会成立，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周恩来共主持召开了九次大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和若干次专委小会，及时地解决了原子能工业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一百多个重大问题。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就在中央专委会成立的当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专委会议。详细听取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的汇报。在这次专委会上，还决定从工业部门抽调干部，成立中央专委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副主任赵尔陆、张爱萍、郑汉涛。办公室附设在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
十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主持第二次专委会，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中国核工业的主攻方向。周恩来明确提出：“先抓原子弹”。
这一战略重点的提出，使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们立即明确了主要目标。用专委会办公室专职副秘书长刘柏罗的话来说：“大家的心情豁然开朗，一下子就把思想集中到原子弹这个重点上来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很赞同。此后，中央专委会和国防尖端工业部门的工作，主要放在原子弹的研制上。”
在第二次专委会上，还讨论、解决了组织制度、工作条例、队伍建设等问题。
周恩来一言概之：
专委会是政策领导、组织领导，负责决策和行政、组织、检查等工作；大家又是“首长”又是“脚长”，要做无名英雄。
为解决人员结构这一薄弱环节，周恩来当即决定：加强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科技力量以及党和行政的领导力量。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十二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各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员五百名，并调配一千一百多台仪器设备。有些技术设备要由外国引进。
十二月四日，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第三次专委会，这次会议主题是解决规划问题。会议原则同意二机部部长刘杰提出的《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简称“两年规划”）。
对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讲了四点即十六字方针：“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
随后，他又对二机部的工作提出了“三高”的要求：
“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在中央专委会成立后的半年时间内，我国原子能工业各条战线迅速形成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原子弹的研制和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中国人的步伐，是惊人的，连外国的同行们都难以想象。
到一九六三年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就已经接近过关。为此周恩来在十二月五日主持召开了第七次专委会议，主要讨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工作安排。
周恩来提出：“关于试验工作的安排，地面试验放在第一位，并继续完成空投试验的准备工作，同时把地下试验作为科研设计项目立即着手安排。”
会议据此做出了相应的决定。此后，我国核试验一直沿着这一方向前进。
——实验科研人员进行了上千次的爆轰试验；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西北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成功地进行了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铀浓缩厂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后，终于拿到了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
……
基础工作出色地完成了，接到报告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高兴。毛泽东充分肯定了科研、生产战线同志们的成绩；周恩来批示：“请转告刘杰同志，庆贺他们提前完成关键性生产和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仍望他们积极谨慎，坚持不懈地继续完成今后各项任务。”
到一九六四年九月，除气象、爆炸时间等问题外，爆炸试验的技术问题已基本解决。前方的核科学家们等待着中央的决策。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十七日、二十三日，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第九次专委会议。
会上，他详细询问了试验前的准备工作。这次会议要解决的就是爆炸时间等问题。
一开始，对一九六四年十月还是一九六五年四、五月间进行爆炸试验，有不同的意见。经过详细的讨论研究后，周恩来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争取一九六四年试验；由专委会起草有关报告，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同时，二机部、国防工办等单位要积极、充分地做好准备。
他还提请大家注意：对核试验的利弊要充分地估计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并要严格保密制度。
这期间，周恩来还对参加第一次核试验的工作者们提出了又一个十六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这十六个字，后来被人们用精心挑选的彩色石块镶嵌在试验基地上，成为我国各尖端科学试验基地长期遵循的座右铭。
九月二十三日，征得中央常委同意后，中央专委会决定：十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期间进行首次核试验。
保密，是核试验的关键之一。
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情报，是许多国家和台湾当局刺探的重点，不得不防。自我国决定研制原子弹以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与台湾合作，使用多架次被称为“蛟龙夫人”、“神秘女郎”的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U—2飞机，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侦察，这些飞机多次飞入中国的军事基地上空。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以前，英勇机智的中国军队就击落了三架号称“不可战胜”的U—2飞机。
临近首次核试验，周恩来高度警惕，他对所有参与此事的人提出：这次试验，要绝对保密，除了同试验直接有关的人员外，其他人一律不能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邓颖超是我的妻子、老党员、党中央委员，由于她的工作同核试验无关，所以我没有告诉她。
为保密起见，周恩来在中央专委会上要求：在联络中一律用暗语和密码。早年周恩来在天津创办觉悟社时，曾用“五号”（谐音“伍豪”）作为代号从事革命活动。在领导高度绝密的原子弹试验中，周恩来取代号为“五十一”，罗瑞卿“六十一”，张爱萍代号为“七十一”……原子弹的爆炸时间，则被取了一个形象而动听的暗语：“瓜熟了”。
随后，周恩来派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作为试验场的总指挥，刘西尧为副总指挥，前往西北核试验场。
周恩来对保密工作要求之严，张爱萍深有体会，他后来回忆道：
搞这个原子弹，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基地试验这个事情，总理就规定了一条，绝对保密。他规定，绝对保密，就是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能告诉。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你看邓大姐，我也不会告诉她。所以我们这个事情所有人都不知道。
总理确实没有告诉邓大姐。最后我们爆炸完了，从基地回来到西花厅去，我向总理报告具体情况，碰到邓大姐，邓大姐就说：你们这样子好事都不告诉我？我说：大姐，你不能怪我，总理强调的，他都不告诉你，你不能怪我不告诉你。
到达基地的张爱萍把周恩来以身作则严格保密的话原原本本地向全体参试人员作了传达。这对中国首次核试验保证无一泄密事件，起了重大的作用。
根据气象等情况，并经毛泽东同意，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周恩来亲自下达了核装置就位的命令。随后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时间定在十月十六日十五时。
试验场上的核装置，在静静地等待着起爆的命令……
原子弹试验，可不比一般的战争，此事非同小可。在北京的指挥中心，和基地一样都处于临战前的紧张气氛中。结果如何，谁也无法准确预料。周恩来也有他的担忧。他曾说过：“希望它响，万一不响，只好待明年。不响外边也不会知道，也要准备不响。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有更大的战略想法：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试验的前夜，周恩来拿起了直通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的保密电话……
刘杰比周恩来更紧张。他后来回忆：
在十五号的晚上，总理给我打电话，说究竟你现在考虑我们这次实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当时我也是很紧张的了，我说：总理呀，目前根据我的认识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落，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我说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
听到这一回答，周恩来放心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等人坐镇北京，亲自守候在直接连接试验现场的电话机旁。下午三点以前，周恩来接通了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的电话，从电话中，他可以听着现场的指挥口令和倒计时的声音：九、八、七、六……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也各自在办公室密切关注着这次试验。
十五时，中国西部一声巨响，火球光芒四射，随即向空中升腾翻滚，变成一片巨大的蘑菇云。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响声一过，张爱萍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总理，爆炸成功了……
为慎重起见，周恩来在电话中进一步向张爱萍核实：“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
身经百战的老将军这时也愣了一下。他后来回忆：
是不是真的原子弹，我也不懂啊，但我马上往旁边一看，旁边有一个科学家叫王淦昌，我说：总理问是不是原子弹爆炸。他一看前面，正好这个时候黑烟柱起来了，火焰也起来，接着蘑菇云开始了。王淦昌说：现在蘑菇云开始形成，是原子弹爆炸。总理听说后，很高兴。他在电话中说：我向你们所有的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表示祝贺，同时我也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你们表示祝贺。
当时在周恩来身边的军事秘书周家鼎也说：
张爱萍根据当地的情况，说现在蘑菇状烟云已经升空了，而且还把好多现象也很详细地报告给总理。总理这时如释重负，就马上拿起电话向毛泽东报告：第一颗原子弹实验成功了！
爆炸成功后，国外的反映接踵而至。
——最早得到中国原子弹爆炸消息的是美国，在十六日当天，他们再次派出U—2飞机到中国上空搜集核尘样本。美国方面开始假装若无其事，约翰逊总统说：中国爆炸的是一个“小东西”，不超过万吨。很快，他们根据侦察得到的情报，改称：中国这颗原子弹的当量比他们当年投向广岛的那颗还要大。
——日本东京方面则广播，中国可能在它的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法国总统蓬皮杜则表示：顷刻之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天也为期不远了。
——海峡那边的蒋介石也是较早得到中国大陆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人，他当天声称：事先已从美国方面获此情报，并未感到震惊，但亦未忽视此事对亚洲政治及心理上的影响。
……
恰在十月十六日这天，苏联宣布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于十五日辞去职务。当周恩来把这一消息通过电话告诉基地的张爱萍等人时，张爱萍等人开了个玩笑：“我们这个原子弹一下子把赫鲁晓夫砸下台了。”张爱萍说的是玩笑话，但没想到国际上还真有人这么认为。
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两大焦点。国际舆论认为，中国是有意把原子弹的爆炸安排在赫鲁晓夫下台的时候，后来有人问起时，周恩来是这样回答的：
这完全是巧合。我们怎么能够那样准确地知道他要下台呢？即使知道他要下台，马上爆炸，除非我们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原子弹，像放焰火一样随便放。
当晚，周恩来随毛泽东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的三千名演职人员，毛泽东让周恩来当场宣布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和苏联赫鲁晓夫下台的两大喜讯，随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向国内外播出了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和中国政府对于核武器问题的立场。
中国政府的立场，在当天发表的经周恩来审定的政府声明中，表述得非常清楚：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
几天以后，周恩来陆续收到了各国政府的回音。许多国家表示祝贺中国核试验成功，支持中国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主张和召开首脑会议的建议；只有少数国家表示“遗憾”或对中国进行攻击。
这一回音，周恩来在十月十九日向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人们作了公布：
我收到的抗议书只有十份，贺电上百份，表示高兴的就更多。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怎么办？
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说过：
我们要特别谨慎，宁可让敌人估计得低一些，我们藏一手。不要让敌人过于重视，这反而会增加困难。人家瞧不起我们，我们会埋头工作。
后来，他在接见法国外交部长代表时，还坦率地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的原子弹现在还处于试验阶段，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我们还不能反击，要付出相当代价，这些我们都是有准备的。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便进入了周恩来所说的“准备”状态。为进一步打破核大国的核控制，中共中央决定，要加速研制氢弹。
为此，周恩来找来二机部部长刘杰，研究对研制氢弹工作的安排。
刘杰认为：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
周恩来果断提出：不行，五年太慢了，要加快发展；下一步的重点是“两弹结合试验”，立即着手抓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
根据中央的要求和周恩来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初，二机部向中央专委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
二月三日、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这个报告。会议决定：“力争于一九六八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
从尖端科技的发展来看，由原子弹到氢弹又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美国花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花了四年，英国花了四年零七个月。而当时法国已用了四年多时间研制，仍未成功。
中国对这件事的组织领导工作，则令世界震惊。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三百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
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仅用了二年零八个月，其技术水平也超出了美、苏的首次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原来的预想。
然而，试验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出现过许多险情甚至事故。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在我国西北某地进行第一颗实战氢弹的投掷试验，就没有成功。
当时，由飞行员杨国祥驾驶的飞机进入预定地点，机上载有一枚数万吨当量的实战用氢弹。塔台发出投掷命令后，杨国祥用力伸向推脱装置机关，投掷装置却无动作。他又采取应急措施，仍没有成功。
随着气候、温度、气流、速度的变化，可能使氢弹在空中突然爆炸，不仅会机毁人亡，基地也会成为一片废墟。
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虽然极为担心，但他镇定下令：除塔台指挥外，所有人员，无一例外，全部撤出。
杨国祥却另有考虑，他坚定地请示说：“我要带弹返航。”
接到基地报告的周恩来，捏着话筒，沉吟半晌，终于沉重地说：“要相信我们的飞行员。”
在惊人的寂静中，杨国祥终于稳稳地驾驶着飞机，在某机场降落了。
周恩来这才松了口气，说：“带氢弹着陆成功，是一大奇迹，要好好总结经验。”后来查明，事故原因是推脱装置变形造成的。
在取得国防方面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原子能工业一直注意将原子能用于和平建设上。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影响了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其干扰破坏是显而易见的。
在“文革”之初的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第十六次专委会上，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上次专委会后，就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了，五、六、七、八月想开专委会均没有开成。”
他对专委们说：你们要说服二机部等科研、生产机关取消红卫兵，取消派别，使这些部门正常工作。
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对尖端科技战线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一次，周恩来正在举行欢迎外宾的酒会，突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某导弹研究院一位和钱学森一起在周恩来关怀下从海外归来的著名火箭材料科学家姚桐斌被“造反派”整死了。
闻讯的周恩来震惊了，手中的酒杯掉落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坚决地说：对国防科技战线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要实行武力保护！
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关国防尖端科研的会议。针对七机部一些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能放手工作、无法全力突破工程技术难关的情况，他郑重地对分别负责技术和科研生产的钱学森、杨国宇说：
由钱学森挂帅，杨国宇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批准同意了一份需重点保护的几百工程技术人员名单，他郑重地指出：
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是从政治上保护他们，不许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
在周恩来和中央专门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下，对原子能工业和其他国防尖端领域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保护措施，使得这些领域在“文革”的动乱中仍能继续有所发展。无论是原子弹、氢弹、导弹，还是两弹（导弹、原子弹）结合试验，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与此同时，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问题也提到了决策的日程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十七次中央专委会会议，他除了向尖端科技界提出了“一九六八年把东风三号搞出来，东风四号可以试，洲际导弹也可能搞出来，全部在这四年内解决”的四年目标外，还专门研究了人造卫星问题。
就在周恩来提出要搞核电站的一九七○年，中华民族实现了自古以来的“上天”的梦想。
这年三月底，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进入发射前的准备阶段。
四月二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发射准备工作的汇报。
四月十四日晚，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从发射场回京的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戚发韧等人的汇报。
参加会议的人都很惊讶，周恩来总理问的几乎都是一些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轨道参数、卫星重量、测量哪些空间物理参数、卫星能不能准确入轨、入轨后能不能播放《东方红》乐曲等等。
他对首次发射卫星，也表露了自己的担忧：“卫星可不可靠啊？”
专家们肯定地回答：“可靠！”
周恩来说：“听了你们的汇报，看来运载火箭、卫星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得比较好。我得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才能决定发射。”
随后，周恩来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进入发射工作位置。
四月二十日，他又通过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罗舜初发出指示：第一颗卫星的发射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
在卫星准备发射期间，周恩来还要求参加此项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要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一个螺丝钉都不放过地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
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晚，中国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进入晚年的周恩来，是以惊人的毅力忍着癌症的病痛领导中国的尖端科技事业的。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和四月十二日。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核电站工程问题。这时，他即将进入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在三月三十一日的中央专委会会议上，听取了“七百二十八”秦山核电站工程技术情况的汇报。周恩来最为担心的，是核电站的安全问题。他提出：
必须注意核电站的安全问题。
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必须绝对安全可靠，特别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必须从长远考虑。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对这项工程来说，掌握核电技术的目的大于发电。
他深思了一会儿，叮嘱与会的人：
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要想到二十一、二十二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他还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选派优秀设计人员支援该项工程建设，以此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
在四月十二日的中央专委会会议上，周恩来留下了这样的愿望：
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还处在初级阶段，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
这是自一九六二年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以来，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会议。不久，他住进医院，再也没能回到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会议桌上。
2007/09/10
第十三章破核威慑，搞原子弹，亲自主持中央专委会抓国防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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