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以后，周恩来进入了一生中最忙碌的一段时光。一九五一年前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他来说更是严峻而富有挑战性的。
这时的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既要肩负国内恢复国民经济的重任，又面临着战争长期拖下去的难题。为解决难题，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七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明确提出：我们只能“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国防力量，一面恢复经济”，把作战与建设结合起来，“边打边建设”。
中共中央同时决定：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
一九五一年七月以后，国民经济恢复的难度越来越大，财政经济状况仍未实现根本好转。同时，抗美援朝战争边谈边打，继续耗资巨大，大约占去了年度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五十。
国内急需建设，战争又必须坚持打下去——钱，从哪里来？这是摆在主持这两项工作的周恩来总理面前的重大难题。
早在二月下旬，在与从朝鲜前线回国汇报工作的彭德怀司令员商讨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时，周恩来提出了一条解决“钱从哪里来”问题的重要措施：号召国内各行业增产节约。
增产节约，毛泽东举两手赞同，他一语惊人：只有增产节约是一条康庄大道。
这条道，既开源又节流。
措施已定，周恩来迅速在各方面全面实施增产节约。
增产节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刚建国时，中国的政府运转机制许多方面是学习苏联的做法，在这方面，苏联是最讲究排场的。为此，周恩来多次提醒政务院系统，不要为了讲排场而忘记了节约朴素。
政府机关，是开支大户，必须首先堵住这一大头。对自己直接管辖的政府各部委和各级政府机关，周恩来谨慎小心，唯恐他们违反中央的规定。以身作则，先正己才能正人。
一整套有关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文件、措施、命令陆续出台。
增产节约，成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大政方针，成为刚刚建国用来摆脱困境的一项大的运动。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在共青团一届二次中央全会上作政治报告时，是这样解释增产节约运动的积极意义的：
一九五二年的中心环节在增产节约。增产节约运动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运动，它将为我国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准备条件，并开辟胜利道路。
随着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开展，人们很快发现了三大令人触目惊心的问题：贪污、浪费、官僚主义。
先看华东：
——华东军政委员会报告：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在许多地方已侵入到党政军机关里面，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五一年一月到十一月，在华东一级司法及监察机关已处理贪污案件一百七十九起，贪污金额达二百八十八亿元（旧币，下同）。据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一九五○年六月至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统计，因个人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损失一千二百四十二亿元。上海国营各纺织厂从一九四九年六月至一九五一年六月，因产品不合格、管理不善而造成浪费一千五百亿元。一九五一年间，上海粮食公司因领导存在严重官僚主义，造成一千多万斤粳米霉烂变质。
……
再看东北：
——东北地区自一九五一年九月开展增产节约和反贪污腐化、反官僚主义运动不久，就暴露出大量的问题。东北贸易部仅检举的贪污金额就达五亿元；沈阳仅工商局所属各单位就揭发出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有不同程度的贪污行为；东北铁路系统因官僚主义而造成上千亿元的材料积压无人过问。十二岁参加革命，经历过红军长征的东北医药公司经理罗惠春，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五○年十一月的一年中，先后二十余次挪用公款二十六亿元，做投机生意，获暴利达四十五亿五千余元；与私商盗卖国家物资九亿七千八百万元；利用涂改订货单的手法骗取八百一十亿元作为“小家底”，任其挥霍。
……
再看西南：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新华社西南总分社的一份内部情况报道送到中央，内称：西南贪污浪费现象相当严重，据近来初步发现的材料：工业部约八百亿元，其中肖子言和陈松柏两大贪污案即达二百亿元。财政部初步检查为三百亿元，其中粮食系统最为严重。川西粮食局贪污分子勾结奸商，将粮食支付书送给奸商到各库取粮，损失公粮十万斤。川北财政厅金库贪污分子盗走一箱人民币，贪污分子还留一字条说：我生活困难，暂借支一下。建筑中的贪污浪费最普遍，据初步了解已达数百亿元。交通系统贪污浪费约五百亿元。据西南财政部统计，仅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两年中，就发现贪污人员四千八百一十六人，贪污公款三百二十三亿元，粮食四千万斤。
……
最后看一看中央的情况：
——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中央和华北机关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干部大会上作报告，透露了中央各机关的情况：
“从一个月来所发现的材料来看，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不是个别的，已经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根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在政府系统二十七个单位中，发现的贪污人数共一千六百七十人。中央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一个人即用造假条子的方法贪污七亿元，现已逮捕法办。浪费的现象发现更多。军委后勤系统和铁路系统在一九五一年一年内，因对油槽车处理不当，先后共损失了五千吨汽油；另有两千吨汽油，因工作粗枝大叶、缺乏知识，把不同的油类混淆了，因而完全失效。……
薄一波的报告还列举了中央纺织工业部、人民银行、中央燃料工业部、中央贸易部等部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
薄一波提醒大家：
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国家已经有大量的资金被贪污被浪费了。现在也还有大量的资金被贪污和浪费着。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彻底改变，必然还有更大的资金被贪污和浪费掉。
一面在勒紧裤腰带增产节约，另一面却在大肆贪污、浪费、滋生官僚主义。其结果，将严重地影响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建设，以至动摇整个共和国大厦。
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成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祸国殃民的“三害”。
面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中触目惊心的数字，作为新中国领袖，毛泽东痛心，周恩来痛心，中共中央高度警觉起来。已经到了不得不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的时候了！
毛泽东的政治目光是极为敏锐的。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当他接到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所作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后，立即于十一月二十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正式向全党发出了开展全国范围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号召。
突破口在哪里呢？周恩来在密切地注视着，毛泽东也在深深地思考着……
一九五一年十月，当时的河北省天津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向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揭发了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张子善的严重犯罪事实。刘、张都是刚刚执政的共产党的高级官员。
知情的人惊叹，这桩案件，是中共党内最大的一起贪污腐化案！党内党外、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最高领导层，看看中央如何处理——处理这样的“大人物”，谁也不敢轻易定夺，只有中央才能拿最后的主意……
刘、张的问题揭发出来以后，中共河北省委高度重视并立即对其展开了调查。到十一月底，事实基本清楚。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由薄一波、刘澜涛署名，中共中央华北局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了一份重要报告，内称：
最近，我们发现了河北省天津地委和专署有严重的贪污浪费和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行为。据初步检查材料证实，现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二十五亿元，宝坻县救济粮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一亿四千万元；从修潮白河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合计四十五亿元；冒充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四十五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作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为贪图暴利，曾利用蜕化干部从东北盗运木材达四千立方米；勾结私商张文义等，以四十九亿巨款从汉口贩卖大批马口铁，私商从中贪污中饱，破坏国家政策。张子善、刘青山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只有账可查者，二人私用达四、五亿元；并向上下级及其亲友送礼，有的达一、二千万元之巨，据有账可查者，达一亿三千万元。张子善为消灭证据，曾亲手焚毁约计一亿五千万元的单据和其他单据一百七十八张。……
毛泽东震怒了，周恩来震怒了，整个中央都处在震惊之中。这样的大贪污腐化案件，在党内是罕见的！
刘青山、张子善，无疑是大贪污犯——人们称之为危害党、国家、人民的“大老虎”。这样的老虎，必须严打。
根据他们所犯的错误及罪行，中共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依法逮捕刘、张二人，并请示华北局。十一月下旬，经华北局讨论，有关部门决定依法逮捕刘、张二人。此二人是党的高级干部，逮捕他们必须经中央批准。案卷直接报到了周恩来的桌上。
最大的贪污犯就出在自己的第二故乡天津，愤怒的周恩来当机立断，亲自批准：张子善现在保定参加河北省党代表会，立即将其逮捕法办；刘青山现出国，归国后亦予逮捕。
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张子善；十二月二日，刘青山从国外访问回国后也立即被逮捕归案。十二月四日，中共河北省委报请华北局批准，做出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
逮捕刘、张二犯，周恩来心中沉甸甸的，久久不能平静……毛泽东与他也有同感。新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工作太艰巨了，在创业的当口儿，偏偏在党内出了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败类。绝不能姑息养奸！
逮捕张子善的第二天，即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将自己指导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送到毛泽东的案头请审阅。
毛泽东接到周恩来起草的稿子后，立即做了详细的修改。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各同志的意见，十二月一日，经周恩来定稿后，中共中央向党政军各部门和各地发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决定》的言辞不容置疑：
“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
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决定》中所指的“典型的贪污犯”。其情节的严重程度，适宜于“直至枪决”的处理。
《决定》发出的当天，周恩来迅即向出席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教会议和华北军区高干会议的代表作了传达。传达之时，周恩来想得更远，他在会上特地强调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思想改造，必须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学习，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站稳立场，分清敌我是非，以肃清反动思想，严格批判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建立集体主义的思想，反对个人主义的思想。
随后，为了加强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的领导，周恩来领导组建了各系统的领导机构，并亲自拟定了人员名单：
中共中央节约委员会（不公开），书记薄一波；
中央党派团体节约委员会（公开），主任朱德，副主任安子文、杨尚昆；
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公开），主任薄一波，副主任彭真、沈钧儒等。
运动如何开展？趁热打铁，周恩来于十二月七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一百一十四次会议，作了说明：
我们要与资产阶级合作，因为这个合作有好的一面。但是，同时要警惕资产阶级坏的一面，即它带来的旧的、封建的和帝国主义买办的影响，贪污腐化的风气。这一点，我们不要隐讳，也不要估计得过低。因此，运动要大张旗鼓地进行。我们需要在运动中研究制订一个惩治贪污的条例。
周恩来讲明了几类不同的原则：
对于贪污分子，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应该区别对待。
对于大的——必须严办，从判十年以上徒刑到杀头；
对于中等的——应该法办，从撤职以至判徒刑；
对于小的——不能原谅，但在处理时，应采取教育的办法，自己坦白并经过教育后就算了。
第二天，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
一场伟大的运动，从此便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对中央直属机关，周恩来并没有放过，他确信，要想“下梁”正，“上梁”必须先正。
十二月二十日，就成立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一事，周恩来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书面报告，他自告奋勇，提出亲自担任总党委第一书记；第二至第四书记分别由安子文、杨尚昆、萧华担任。他在报告中还提出：总党委成立后，在目前阶段的“中心工作是集中精力，领导与组织中央一级机关（包括党、政、军、民）的精简节约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要让下面做到的，上面必先做到。周恩来非常清楚，中央机关中也有“老虎”。中央机关的“三反”斗争也刻不容缓。正像毛泽东在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发给党政军各部门和各地的一封《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中所说：
“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有些人以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这是不正确的。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十五个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
自“三反”运动开展以来，为捉“老虎”，毛泽东和周恩来批发、批示、批转和起草的文件不计其数。
刘青山、张子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抓住的典型。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不打掉这种典型的大贪污犯，不足以影响一大片，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就不足以发挥威慑力。
在中央和华北局的领导下，河北省成立了以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为主任的调查处理委员会，会同天津市，对刘、张贪污一案进行彻底的调查、侦讯。在弄清他们主要犯罪事实的基础上，调查委员会和河北省委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提出了处理意见：
“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奸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上述意见报到华北局，华北局经过谨慎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处理意见：
“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的犯罪事实是清楚的，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公开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对这种破坏人民的“天下”，毁坏党的名誉的“大老虎”，不加以严惩，不足以平民愤。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态度是明确的。早在十一月三十日代中央批转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时，毛泽东就明确表态：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
中共中央在惩治腐败的问题上，总体原则是以教育为主，不主张打击面过宽；能不杀尽量不杀。正像周恩来所说：“对于小的，不能原谅，但在处理时，应采取教育的办法，自己坦白并经过教育后就算了。”
但是，对于民愤极大的，周恩来也表明过中央的态度：“对于大的，必须严办，从判十年以上徒刑直到杀头。”
在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讨论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大贪污犯的处理问题时，态度是一致的：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刘、张二犯，必须枪毙。
毛泽东的决心更是不可动摇的：“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
为充分体现民意，中央决定进一步了解群众对刘、张二犯量刑的想法。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下旬，中共中央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二犯量刑的意见。
地委一级：在家的八位委员一致同意处以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一般党员干部：
对刘青山，五百五十二名党员干部有五百三十五人同意判处死刑，有八人认为可以判处死缓，有三人认为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有六人认为应判处有期徒刑；
对张子善，有五百三十六人同意判处死刑（比对刘青山时多一人），有七人认为可以判处死缓，有三人认为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有六人认为应该判处有期徒刑。
随后，又在民主人士中征求了意见。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人同意判处这两人死刑。这就是民意。
根据确凿的事实和民意测验的结果，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最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按照法律程序，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本人全部财产。
刚刚建国，我们太缺少干部了，就在杀刘、张前后，周恩来还多次说过：建设一开展，干部和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干部不足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毕竟，当年的刘青山才三十六岁，张子善三十八岁，都是青春年华。战争年代他们都没有被钢铁炮弹打倒；摧毁他们的，是和平时期的“糖衣炮弹”。
毛泽东和周恩来得知黄敬要来说情一事后，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二月四日，周恩来就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置问题复电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电文果断、有力而不容置疑：
“准予将二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处决刘、张的枪声，始终在中华大地上回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党管干部问题上的果敢决策和高瞻远瞩的风范，至今仍被世人传扬。共和国的大厦，仍巍然屹立……
解决了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后，周恩来的心情并不轻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的考验是多方位的。
开国伊始，鉴于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中共中央采取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稳住城乡资产阶级，并制止了一些自发、半自发的对资本家的斗争。同时实行了调整公私工商业的措施，挽救了私营工商业的经营困境。
然而，随着私营工商业的复苏，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军需订货猛增，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性充分地暴露出来。他们极力摆脱国家的控制，甚至违法谋利。许多不法工商户大肆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并且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些现象，在一九五一年前后越来越严重。
一九五一年同一九五○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的户数增加了百分之十一，生产总值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九，私营商业的户数也增加了百分之十一点九，批发额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九点九，零售总额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点六。新中国刚刚建立，资本家便获得了高额利润，许多资本家在这一年中大发横财。
那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仍然感觉到不满足，他们发财的欲望变得更加贪婪，以致置国家的政策法规于不顾，开始大肆地偷税漏税。部分调查表明：天津市在一千八百零七家纳税户中，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占百分之八十二；老牌商业城市上海更严重，在三百五十一家纳税户中，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占百分之九十九。偷税的税额也相当巨大，一般占应付税款的百分之五十，有的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
与此同时，为了赚钱，许多资本家使尽了一切不正当的手段：
——盗骗国家资产，买空卖空，虚报成本，提高价格，隐匿应由国家没收的敌伪财产。
——偷工减料，甚至在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资中，有的用废胶、次胶制造一穿就断底的胶鞋，用方铁等制造一撞就断裂的铁镐，用油桶皮制造一铲就卷刃的铁锨……这些东西卖到了志愿军手中；还有的丧尽天良地用臭牛肉、坏牛肉、死猪肉制成罐头，用坏鸡蛋、胡萝卜粉制成蛋粉，用发霉的面粉制成饼干，在咸菜中掺进沙子，供应朝鲜前线，使志愿军不仅不能吃饱吃好，甚至中毒致死；更有甚者，用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的腐烂棉花制成急救包，以高价卖给志愿军。志愿军用了不法奸商制造的劣质青霉素等药品和带有病菌的急救包，在抢救伤员时，非但无效，而且造成不该得到的终身残疾，甚至因此而牺牲。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为了获取经济情报，资本家先是通过所谓的“交朋友”，称兄道弟，捧场拍马，拉拉扯扯，请吃请喝，请看戏打牌跳舞，建立“感情”，然后送东西，由“夏天送瓜，秋天送蟹”，逐步发展到送珍贵药品、衣料服饰、成套家具、钞票、佣金、回扣、股票。他们施用了各种计谋，甚至“美人计”，一步步地将一些国家干部腐化成为资产阶级在政府机关里的代理人。一些反动的资本家还大言不惭地称自己的商店“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
与来自党政机关内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这“三害”不同，工商界出现的问题则是来自外部的威胁。这些被人们称为“五毒”的东西，它像白蚂蚁一样迅速繁衍，同样啃噬着共和国的房梁。
“三害”不除，祸国殃民；同样，“五毒”不消，国无宁日！
周恩来在考虑除“三害”的同时，眼光密切关注着“五毒”的动态。
上海是“五毒”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除“五毒”得从上海开刀。
进入一九五一年秋天，上海市工商界召开全市代表会议，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许涤新在大会上作报告，毫不客气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市长陈毅对许涤新的报告大加赞赏。陈毅早有同感，曾说：“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不法分子，别具肝肠，另做打算。在他们获得了政治上的地位和经济上的高额利润之后，他们不但不感激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而竟忘恩负义地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猖狂地进攻。”
经陈毅同意，许涤新的报告在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全文刊登。
这份报告，引起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这年十一月下旬，许涤新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统战会议，接到周恩来秘书的通知：“总理要找你谈话。”许涤新预感，此时总理约见，必有要事。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十二月五日和九日，周恩来两次约见许涤新，询问上海工商界的情况。许涤新和盘托出。周恩来陷入深思。资产阶级为追求暴利，力图摆脱国家的管理和国营经济的领导，这一问题越来越严重！绝不可等闲视之。
周恩来严肃地对许涤新说：
共产党对资本主义政策是既有利用又有限制的。
第一，不能孤立地讲公私兼顾，而一定要在服从国家经济领导的条件下讲公私兼顾。
第二，不能抽象地讲劳资两利，而一定要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讲劳资两利。
第三，不能提倡盲目生产，而一定要逐步实现国家生产总计划的领导。
第四，不能容许谋取暴利，而只能在国家规定的限度内或议定的价格内取得合法利润。
第五，不能容许行贿、欺诈、偷漏、盗窃、引诱等犯法行为继续发生。
周恩来还强调：
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有黑暗的一面……必须加以限制，使其服从国家生产计划。统购、统销、议价等都是对资本主义的限制。我们不讳言限制资本主义。我们只能走向社会主义而不能走向资本主义。
许涤新明白，周总理是让他进一步从资本家试图脱离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其破坏市场正常运作方面，对其进行批评。
九日谈完话时，周恩来叮嘱许涤新：你回到上海后，将以上几点转告上海的资产阶级。
许涤新赶回上海，正赶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他立即将周恩来的谈话内容向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做了汇报。陈毅是个直性子人，一听许涤新传达的周恩来的话，兴奋地说道：“总理的指示来得真及时。明天你就在大会上放他一炮，统战统战，不应只统不战。”
有了周恩来总理的尚方宝剑，第二天许涤新在大会上发言，转达了周恩来对他讲的限制资产阶级的“五个不能”等意见……
也许是会场的人们听出了这番话的分量而鸦雀无声，也许是自己因激动而声音太大，后来许涤新惊异自己的声音竟如此之大，因为自从进了上海，他还是头一次用这样大的声音讲话，用这样尖刻的言辞批判工商界的种种错误。
据说当时在场的一位熟悉许涤新的资本家侧身对旁边的人耳语道：“许涤新是一个并不随随便便放炮的人，他突然放出这么一炮，这很可能是不祥之兆。”
许涤新这一“炮”，使敏感的资本家们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
身经百战的陈毅认为无需躲躲藏藏，到会议结束的那天，他亮了底牌：“许涤新放的这一炮，是相当厉害的。现在我把真相告诉你们。他的那一番话，是周总理要他来说的。周总理希望上海工商界服从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君子爱人以德’。许涤新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你们要仔细思量，这对你们是有好处的。”
许涤新在市人大放的这一“炮”，后来被一些“懂行”的资本家称作“五反”运动的照明弹。
的确，这颗“照明弹”，是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周恩来让前哨部队放的。在战略的总指挥部——中南海，周恩来和毛泽东等人有关清除“五毒”的决策，已经做出。
进入一九五二年，周恩来在第一天即一月一日就主持财政部、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联席会议。他在会上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在一九五二年的中心工作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而“三反”、“五反”又是其中的关键。
抓住关键，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指示》中说明，“五反”斗争是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而进行的，“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命令下达后，“五反”运动很快开展起来并形成高潮。
“五反”是针对资产阶级的，但它并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五反”的确是一场斗争，但它是一场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而并不是一场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这是一场政策性、策略性极强的斗争，搞不好会出现偏差。只有认清“五反”运动的性质，才能恰到好处地开展这一运动。
为防止出现方向错误，周恩来在三月八日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时特别强调：
资产阶级向我们发动的进攻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性质属于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因此，“五反”运动是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我们开展这一斗争，是为了团结资产阶级，使它去掉“五毒”，是为了保证《共同纲领》的实施和国家经济的社会主义前途，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斗争虽然激烈，但通过斗争，统一战线内部是更加强了。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三十次会议时，又强调了“三反”、“五反”的两条基本原则：
“过去从宽，今后从严”；
“‘三反’从严，‘五反’从宽”。
为何有的“严”有的“宽”？周恩来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三反”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他们有职有权，因此对贪污者要从严惩办。“五反”中工商户违法的数量大，但严重违法户只占百分之五，因此判罪应从宽。
对“五反”运动的任务，他也做了进一步的部署……
“五反”斗争，大城市是前沿阵地，而上海、北京，又是前沿中的前沿。北京、上海的“五反”斗争，是周恩来直接指挥的。
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是周恩来五十四岁生日，这一天，他压根就没有精力去想生日的事。当天，他召集北京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和天津市长黄敬讨论《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这份文件，是周恩来亲自领导起草的。会上，他又提出了两条修改补充意见：一是在第四条甲款中，对“有严重危害作用者”作了专门的规定，把严重违法户的界限确定了下来。二是增加第七条关于违法行为的追算期限。
参照北京市的这一标准和办法，当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了指导全国的《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
三月十二日，经周恩来审改定稿，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五反”分类标准的补充通知》。其中明确地表示了中央的意图：“可使某些违法户比例较大之城市能争取解放大多数，缩小打击面”。
上海的“五反”，周恩来更为关注。二月下旬，中共中央特派薄一波赴上海，考察和帮助那里的“三反”、“五反”工作。薄一波直接受周恩来领导。到上海后，他随时向周恩来用电话汇报情况，并得到及时的指导。
上海是“五反”的主战场，它是从战役来部署的。
三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听取薄一波关于上海“三反”进展情况的电话汇报时，提醒薄：在上海应对工人、店员多多进行政策教育和阶级教育。“五反”以十天为一战役不一定够，运动可搞到五月底结束。周恩来还提出了如何进行第一至五次战役的具体意见。随即又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彭真、李富春。
三月至四月，薄一波不断地向周恩来用电话汇报上海的“五反”情况。由于工作的繁忙，许多时候汇报是在深夜进行的，周恩来接到汇报后，为了照顾毛泽东休息，只能择要向毛泽东报告有关情况。同时，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薄一波、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各中央局电，批转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各个战役的基本经验总结及战役部署的报告。
在周恩来起草的批转电中，指示非常清楚。对物如何处理？周恩来指示要区别对待：
清理隐匿财产的案件，应有意识地区别易于解决和不易解决，急于解决和不急于解决，需要解决和不需要解决等情况，将不易、不急、不需要解决的案件推迟或暂时放下不去解决，留待以后再说。
对人如何处置？周恩来提出的办法与“三反”恰恰相反，“三反”是要使全党大受震动，而“五反”则不然：
各地捉人以少为好，有些已捉了而态度较好或情节较轻者还可提早释放一批。判处死刑者，既要比“三反”少，又要使工商界不受震动，且应先报中央，待中央统筹全局，提出控制比例数后方可执行。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周恩来一贯持谨慎态度。建国以来，他曾多次将一些著名企业家和民主人士引见给毛泽东。在发展生产、搞活流通等方面，他也曾多次向工商界求教，甚至亲自登门拜访。建国初期，老舍先生创作话剧《春华秋实》，周恩来得知后，还专门向老舍详尽地解释过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提醒老舍，切不可把这出戏迁就政治宣传。这出戏写出后，周恩来看完演出，又立即打电话给老舍，婉转地告诉他哪些地方还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
在周恩来的认识中，虽然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唯利是图，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有跟反动势力妥协的一面，也有积极的进步的一面——保持中立或者同情革命甚至参加革命。这种两面性是长期的。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要团结又要斗争。
周恩来在“五反”中的指导思想，就是在上述认识下确定的。到了“五反”后期，周恩来到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讲过这样一番话：
斗争就是改造，就是要把“五毒”去掉。
在“五反”中，有些同志曾经在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上发生过摇摆，这是不对的。
如果只说交朋友，“五反”斗争就会轻轻过去，将来“五毒”又会严重起来，又要进行“五反”。反过来，如果只说阶级矛盾、思想矛盾、对立、限制，现在就要把资产阶级打倒，就会发生“左”倾。因此，应该全面地说。现在反对他们的“五毒”，联合与改造他们，都是为了将来便于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
“五反”中要严厉打击的，只是一些不法资本家。
资本主义工商业要联合、要改造，然而最终目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工商业。这就决定了在工商界中开展的“五反”运动具有极强的政策性，搞不好会起一定的副作用。在执行政策中，也曾一度出现一些偏差，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及时发现后，进行了妥善的处理。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五反”运动总的来说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取得了预期的成效。
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三十八次会议。专门讨论了薄一波提出的关于《结束“五反”运动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会上，周恩来宣布：运动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将于六月结束。
六月十三日，周恩来正式签署《政务院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这份《指示》，对运动定案处理的原则、核实定案工作、退财补税、“三反”退赃与“五反”定案工作相配合等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指示》强调：在目前运动的结束阶段，必须反对“虎头蛇尾，草率结束”和“不愿意根据实际违法情况，认真核实，正确定案”的两种错误倾向；“必须掌握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进行定案处理工作，务求做到合情合理，始能既有利于清除工商业者的‘五毒’，又有利于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和营业”。
……
“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的结束，是在十月份，然而，自七月份以后，这两项工作都基本可以告一段落。周恩来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对他而言，工作重心可以稍作调整了。
尽管由于运动给经济工作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但是，“三反”、“五反”基本结束后，在党和干部内部，高悬了惩治腐败和保持廉洁的警示钟，挽救和教育了一大批干部，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全面好转；在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方面，把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纳入国家法制的轨道，引导他们看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团结和改造了一大批工商业者。
看到这些成绩，很久以来与周恩来一样心情沉重的毛泽东稍稍松了一口气，拿起笔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同意。
2007/09/10
第五章“三反”“五反”，除“毒”去“病”，严办“大老虎”毫不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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