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以我为例。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为什么这样罗嗦呢？因为我的亲兄弟、堂兄弟都是绍兴人，我不能不说原籍是绍兴，否则就有企图摆脱这种关系的嫌疑。我生在淮安，祖父当过淮安县知事，外祖父是淮阴县知事，现在还有家属在淮安，如果我不说生在淮安，和他们的历史关系也无法交代清楚。一个人的历史关系要交代清楚，这样没有坏处。不管现在情况如何，不能抹掉过去的历史。我经过革命锻炼，现在当然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说是革命知识分子了，但写历史不能把过去那一段抹掉。毛主席很不满意有人写他的传记时，说他从小就懂得很多，什么都知道。毛主席说他小时候还烧过香。我小时候也迷信过菩萨，后来还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五四运动时，我们组织了觉悟社。后来有人问邓颖超：那时你们是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她回答说：还不能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是研究新思潮的一个组织。我们的社员有研究无政府主义的，有研究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也有研究共产主义的。以后有不少人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青年人不了解，以为这样说太谦虚了，其实历史是发展的，个人也是发展的。一九二○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依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
总之，有一点要肯定，大家是从旧社会来的，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时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直接为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真正成为他们的工具压迫人民的只是少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如此，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都是没有前途的。溥杰过去到日本留学过，有什么作为？还是新中国改造了他，才有了用。他的叔父载涛过去做过军谘大臣，不如现在当人大代表，可以为人民服务。在我们这里有不同等第的人，沈衡老〔2〕是进士公，黄任老〔3〕是举人公，董老〔4〕是秀才公，还有翰林公〔5〕。秀才、举人、进士、翰林都有。过去想做点事业，可是做不成，有什么办法？北洋军阀时代的李根源是我的“同行”，当过国务总理，能为国家民族做什么有益的事？国民党时代的行政院长翁文灏回来了，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当时跟他们走有什么出路？死心塌地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胡适，直到了结生命，还是没有出路。反过来，历史的发展证明，知识分子只有同无产阶级，同劳动人民，同共产党一道前进才有出路。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证明了这一点。
【注释】
〔1〕这是周恩来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对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讲话的摘录。
〔2〕沈衡老，即沈钧儒。
〔3〕黄任老，即黄炎培。
〔4〕董老，即董必武。
〔5〕翰林公，指陈叔通，是清末翰林。
2007/09/10
知识分子的出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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